第一章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形成及实践

　第一节　中共科技观产生的背景分析

　　一、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反思

　　二、坚船利炮敲开“闭关锁国”大门

　　三、“科学救国”兴起与西方技术的引进

　　四、马列主义科技观的传入

　第二节　“五四”前后中共科技观的萌生

　　一、科学启蒙与人的解放的学说

　　二、以科学方法认识自然和社会

　　三、“科玄论战”：科学与人文的争斗

　第三节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科技观的初创

　　一、发展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

　　二、发展科技事业的措施和成就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科技观的形成

　　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理论

　　二、提出“科学大众化”方针

　　三、制定培养科技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

　　四、倡导科技发展和抗战事业结合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科技实践

　　一、强调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

　　二、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

　　三、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四、科技实践对建国初期党的科技政策的影响

第二章　建国初期中国科技事业的曲折发展及影响

　第一节　确立“人民科学”的方向

　　一、“人民科学观”的确立

　　二、“人民科学观”的初步实践

　第二节　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一、科技革命浪潮与新中国首次交汇

　　二、确立科技人才的历史地位

　　三、建立国家“大科学”体制

　　四、“百家争鸣”科技发展方针

　第三节　自力更生，进行技术革命

　　一、“技术革命”思想的形成

　　二、“技术革命”运动的兴起

　　三、“技术革命”运动的成效分析

　第四节　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曲折发展

　　一、“左倾”运动对科技事业的冲击

　　二、科技政策的恢复和调整

　　三、“文革”时期科技政策的扭曲

　　四、“文革”时期科技事业的曲折前行

第三章　“科技生产力”理论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指导

　第一节　拨乱反正开启科学的春天

　　一、中国科技政策转折的背景分析

　　二、科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三、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的确立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

　　一、科学技术关键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与科学技术进步

　第三节　新时期科技人才观

　　一、新时期科技人才观的形成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内涵

　　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意义

　第四节　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兴起

　　一、科技体制改革提出的背景

　　二、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创新

　　三、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历程

　第五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历史回顾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实意义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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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形成及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秉承着马克思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的理论。始终把科学作为一种最高意义的革命精神和振兴中华的重要手段予以遵循和推崇。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党的领导人为发展科学技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探索，促进了党的科技观初步形成，使得根据地科学技术事业不断地发展壮大，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的步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中共科技观产生的背景分析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党的科技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西方科技文明对当时现实社会的冲击。

一、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反思

中国古代有三大技术(建筑、陶瓷和纺织)、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四大传统学科(农学、医学、天文、算术)。并在“3～13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事实上，直到14～16世纪,数学家朱士杰的“四元术”及“招差术”、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简仪和《授时历》、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17世纪初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游记》、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技术专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确如此，6～17世纪，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占54%以上，是当时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然而到19世纪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只占0.4%，近代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对科技发展的阻碍。科学精神与封建制度在本性上是根本对立的。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创新的过程，因而它要求人们必须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因此，科学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引申出自由民主范畴。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求真超越的科学精神与自由思考的秉性，必然引向民主政治；相反，轻视或否定科学、提倡愚民政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成专制政治。科学的上述特征和作用表明，科学是一个与封建制度对立的价值体系，科学所要冲破的东西，正是封建制度所要树立的东西。所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直接限制和否定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封建观念形态抑制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传统科技体系和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观念密切相关，一方面以各种实用技术为核心，强调科技的实用性，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思维充满了玄虚色彩，天人合一，把它们作为对自然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农业耕作在空间上的稳定性和在时间上的固定性特征，使华夏民族很早便成了根深蒂固的稳定和秩序的观念。封闭、保守的观念体系直接限制了人们对外在客体的不断追问，这种观念体系不是将人们的精神活动引向自然界，而是引向主体自身，主要去感悟主体行为与周围环境是否吻合即道德实践问题。因而与中国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观念形态表现出重道德而不重自然、重人伦而不重科学的特征。这种观念形态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抑制了科学的不断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不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在通向近代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定量的实证分析方面存在不足。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审视一下中国古代的三大技术、四大发明和四大传统学科：农学、医学、天文和算术，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满足于实际上的应用而忽视了理论上的探讨。而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整个社会对民主、自由、独立精神的追求，对逻辑思辨和实验方法的高度关注，促使了西方科技文化在这个时代得到了不断地放大。伽利略之所以被称颂为近代科学的开创者，就在于他坚持了逻辑和实验的结合，为近代科学提供了范例。科学史家萨顿说“直到14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加以利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领悟它。”

二、坚船利炮敲开“闭关锁国”大门

19世纪后半叶新的技术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大提高，工业品生产成本降低，品种更加丰富多样，他们攻占中国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1870～1894年间，中国进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出口贸易的增长。至1894年，中国进口净值已经从1873年6663.7万关两增至16210.3万关两，增长了近一倍半。陈争平、龙登高：《中国近现代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这一时期，中国进口商品品种大大增加。从当时外国驻华领事的《商务报告》和中国《海关报告》中，或从中外人士文论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洋油、火柴、洋伞、肥皂等等洋货新品种打入中国市场的消息。煤油，俗称“洋油”，是十九世纪8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进口商品。它比中国旧时照明用的豆、茶、棉、麻等植物油（土油）点灯亮度高，价格又仅为植物油的50％～70％，所以逐渐取代了照明用土油，很快在各地城乡推广开来，其所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增加。染料、机器、火柴等商品情况也与此相似。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铁等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增加，对中国同类手工业生产也起着破坏作用。榨油业原是中国自然经济中广泛存在的一项农民家庭副业，或者是适应村落自然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手工小作坊。由于外国煤油输入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各地榨油业受到极大打击，原来用于照明的华南花生油、华东菜油“销路日滞”；华北一些州县棉籽油、蓖麻籽油等行业，“因煤油盛行，多已歇业”；远在内地的四川，也因煤油输入，当地原有的白蜡业销路“大大地下降了”。火柴大量进口，摧毁了中国原有的火石、火镰制造业。洋铁五金输入，也使中国土铁业等深受打击。这些旧有手工行业的没落，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过程。陈争平、龙登高：《中国近现代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19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工业产品对中国的自然经济冲击最厉害的是棉纺织业。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从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起步。棉纺织业成为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产业，棉纺织品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占领海外市场的主要商品。洋纱较之中国的土纱条干均匀，不易断头，价格低廉，在中国城乡市场洋（机）纱严重排挤土纱。中国原有手工织户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得以生存，纷纷改用价廉质优的洋纱织布，以此增强对洋布的抵抗力，以至这一时期洋纱进口增长速度比洋布更快。从海关公布的全国进口统计来看，1874～1894年20年间，洋布进口值增长了88.4％，而洋纱进口值则增长了986.7％。洋棉布、洋棉纱和鸦片这三项在19世纪时占据了中国进口商品的绝大部分，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50％～75％。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229页。这种“耕织分离”、“纺织分离”，对以农民家庭成员自然分工为基础、“男耕女织”特征的中国自然经济形态产生了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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