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出版时间: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本书从社会角色、主体间性和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关注数字媒介技术下人与人、人与文化遗产的互动关系。研究聚焦于数字传承者,分析这一社会角色的产生和建构,在此基础上整体性描述、探究和阐释该角色所处的关系,包括
作者姓名: 阮艳萍
出版社: 中国书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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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43
内容简介
本书从社会角色、主体间性和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关注数字媒介技术下人与人、人与文化遗产的互动关系。研究聚焦于数字传承者,分析这一社会角色的产生和建构,在此基础上整体性描述、探究和阐释该角色所处的关系,包括数字传承者与遗产事项、民间传承人等文化遗产拥有者之间的交互,数字媒介技术对数字传承者的思维、观念的影响,数字传承者与受众以及文化遗产数字化博弈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本书注重从个案中挖掘共性与深度,在关系描述中对数字传承者进行深入考察,从而揭示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的现状。
作者简介
阮艳萍,女,1970年2月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动画文化生存——一种媒介生态的角度》,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省部、地厅级课题多项,参与各级课题多项。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研究文献回顾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第一章 数字传承者概述
第一节 文化遗产数字传承者的诞生与使命
第二节 数字传承者角色
第二章 主体间性:数字传承者与文化遗产
第一节 数字传承者与文化遗产事项
第二节 数字传承者与传统传承人
第三章 延伸与嬗变:数字传承者与媒介
第一节 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媒介:传统的和数字的
第二节 解读“数字铭文”
第三节 媒介即是遗产
……
绪论
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112188万户格兰研究:《 2011年底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112188万户》,见http://wenkubaiducom/view/46534eef998fcc22bcd10d73html,2012-04-05访问。;全国手机用户达到986亿工信部:《2011年12月电话用户分省情况》,见http://searchmiitgovcn:8080/gips/contentSearch?id=14441685,2012-04-05访问。;网民规模达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手机网民规模达356亿,2011年网民每周上网时间是187个小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年1月版。。
时时地栖居在数字世界中,似乎是当代人的宿命。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则是人类的永恒梦想。
幸而,我们有望两者得兼。
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一个静美的家园。
第一节研究缘起
笔者生活、工作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省份,这里也是众多民族文化遗产的“偏安”之地。对于我和我的同侪,民族文化和文化遗产是时时会撞入学术心怀、也时时都萦绕于脑海的话题。而越过个人兴趣与具体环境(虽然事实上这很难越过),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这种碰撞与萦绕就更加具有紧迫又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早在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作用和意义既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也是对更大范围的人类文化遗产而言的。
尽管“所有的文化都历时而变迁”,但“像今天许多文化那么快速或大规模的变迁是罕见的”[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目前,日新月异的社会文化发展带来了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日趋多样,加上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原因,作为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基本依据的文化遗产正以惊人速度在我们眼前不断消失,甚至濒临消亡。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伴随着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的进程,文化遗产消亡的速度和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有效地保护多元化的民族文化遗产样态,发挥其在民族发展中的动力与源泉作用,从而实现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促进人类社会未来的共同进步,成为一个摆在研究者眼前的、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有识之士在这个领域耕作不辍,文化遗产的当代保护在研究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样令我们欣喜的是,除了传统的方法,新的数字化保护理念也开始产生。人们利用新兴的数字媒介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采集、处理、再现、解读、保存和传播,使它们从唯一的、专有的和不可再生的变成无限的、可共享和可再生的。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的介入使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观念和传承都发生了若干变化,用波斯曼(又译作:波兹曼)的话来说就是,“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一种新技术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了一切”[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在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日益进程加快与数字媒介技术飞速进步的双重情势下,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传播规律研究,充分利用新的媒介技术特点和条件,实现从传统传承方式到多种传承模式并行的飞跃性变革,提高这项工作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并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推进的过程中考察文化遗产传承观念的演变,保证和促进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实践更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动态博弈过程。其中数字传播者与其余各因素都密切相联,在整个文化遗产传播系统中处于表述与生产的核心位置,是主导者和把关人。对这个传播者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因此,本文提出“文化遗产数字传承者”的概念,深入考察数字传承者及其所处的关系,并从中揭示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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