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第三节  贡献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  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研究的源起、进展与争论

  第一节  公司治理研究的演进

  第二节  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

  第三节  媒体报道偏差

第二章  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体制变革与市场结构演化

  第一节  我国传媒产业经历的体制变革

  第二节  中国传媒市场结构的演化

第三章  媒体对违规企业的事前监督

  第一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假设

  第二节  样本、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第四节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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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1992年4月，股东积极主义者Robert Monks在《华尔街日报》上自费发布了一则整版广告。广告标题是“西尔斯公司的不良资产”，并配以西尔斯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剪影。出乎Robert Monks预料的是，在媒体广泛报道此事件后，西尔斯公司几乎立刻接受了他提出的全部改革建议；更出乎Robert Monks预料的是，三年后，这一事件作为媒体成功影响公司决策的经典案例进入了他自己编著的教科书 Monks, R and Minow, N Corporate Governance, 1995, Cambridge: Blackwell pp 399～411，并由此激发起学术界对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研究。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我国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政府的管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媒体是否也能够积极地发挥监督和约束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公司治理作用呢？这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基础性问题。从媒体事前监督和企业事后改正违规行为的角度 这里的“事前监督”特指媒体在公安、检察、法庭及其他政府机关介入调查或者宣布调查结果前对资本市场违规行为进行负面报道；“事后改正”则是特指违规企业在媒体负面报道后对违规行为进行改正。，结合媒体报道偏差行为，本书首次对我国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研究。作为全书的导论，主要阐述本书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分析框架以及研究贡献和创新之处。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理论对信息传播作用的忽视（Dyck和Zingales，2002）。在经济模型设定上，投资者要么被定义为知情交易者，要么则是非知情交易者。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支付信息搜寻成本，非知情交易者可以换取所需的信息，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理论模型都没有考虑公共信息提供者（媒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此，Zingales（2000）在他那篇著名的综述文章中大声疾呼，将媒体作为新世纪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

除了上述理论原因之外，媒体报道偏差则是造成媒体公司治理作用不被重视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根据Gentzkow、Glaeser和Goldin（2005）对美国近代报纸产业的研究，早期的美国报纸普遍存在报道偏差的现象 报道偏差不同于“虚构”和“编造”，并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利用虚假的证据编造结论。报道偏差产生的根源是媒体为了迎合相关利益集团的偏好，通过专业的报道技术，隐藏或者突出信息中的某些内容起到吸引受众的目的。关于报道偏差的定义和相关研究的综述将在第一章第三节中进行详细的介绍。，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依附于政党，因而这些报纸的报道往往缺乏客观性和独立性，报道内容也多涉及政党间和政治家的相互攻击以及当时的奇闻逸闻。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研究者并没有将媒体看作向市场提供客观中立新闻报道的信息中介，反而视其为“努力向市场提供娱乐性和趣味性的报道”（Mencken，1920；Lippmann，1922）。随后的学者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对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表示怀疑（Jensen，1979；Graber，1984；DeAngelo、DeAngelo和Gilson，1994，1996；Hamilton，2004；Mullainathan和Shleifer，2005）。

安然事件后，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批重要的文献相继产生。Miller（2006）、Dyck、Volchkova和Zingales（2008）以及Joe、Louis和Robinson（2009）均发现证据支持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于是，在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关于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相互冲突的观点。究竟哪一种观点更符合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呢？这是一个实证问题。

一方面，尽管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着众多媒体成功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案例（如银广夏舞弊、鲁能泰山私有化、招商银行可转债危机、金东纸业IPO环评被否、胜景山河IPO虚假材料、中国平安高管天价薪酬等），但是媒体报道与企业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为确切的因果关系，不受内生性问题干扰呢？我国媒体是否真正地发挥了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呢？这些都是本书要重点展开讨论的内容。

另一方面，支持媒体具有公司治理作用的学者普遍认为，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CEO或者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声誉机制。对个人声誉的珍惜会促使企业CEO和董事会成员在遭遇媒体负面报道时，采取更加配合的姿态对违规行为进行改正。然而，对于那些声誉机制的约束作用还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是否同样可以依靠CEO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声誉机制呢？在观察我国证券市场众多媒体报道的企业违规行为后，我们发现，在企业纠正违规行为的过程中，或显或隐，总能看到政府机构或者以半官方身份出现的行业协会、组织的身影。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与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政府机构又有什么关联呢？我国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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