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第二节  分析的框架、方法与创新

第一章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学科探讨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第二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构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范式

  第一节  现实主义范式

  第二节  自由主义范式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范式

  第四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流之争

第三章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的批判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

  第二节  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的批判

  第三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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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作为导论部分，这里重点概述本书要重点论证的是六个方面的问题，即选题的背景、选题的目的与选题的意义，以及分析的框架、分析的方法与分析的创新。

第一节选题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总的来看，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只有不到40年的学科发展史，主要是因为该学科的范式奠基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近代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阶段。在15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尚未受到重视。随着主权国家进一步发展，英国、西班牙、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欧洲强国确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对各国经济结构的影响逐步加强，经济领域由此成了政治冲突的重要舞台，各国往往根据政治需要调整经济关系。1776年，亚当·斯密开辟了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卫·李嘉图、让·萨伊等以此为基础，先后将研究重点转向国际贸易领域，从而为近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萌芽埋下了伏笔。

二是帝国主义新古典庸俗政治经济学阶段。到了19世纪末期的帝国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激化迫使西方学者局限于对经济现象的实证而不是对经济政策的规范。W.S.杰文斯呼吁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A.马歇尔正式取消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以标榜其“超政治性”。 彼得·格罗奈维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70页。L.罗宾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阐述经济系统本身的运行而与价值观念无关的一般规律，它讨论经济领域中公共政策的原理。” L. 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7页。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去政治化”，导致近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戛然而止。A.马歇尔终结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传统，国际经济学致力于对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实证分析；以A.J.格兰特为始作俑者，国际关系学等于国际政治学成了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此后，政治与经济等因素分属两个独立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迥异。导致这一分离的主要背景，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工具摒弃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二分法强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是生产与分配等因素，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其中蕴含的自然和谐只有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持；政治关系由权力等因素构成，不受自然法则的制约，政治关系不可能兼容而只会干扰自然和谐。结果，对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互动的研究，被人为地割裂为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两种范式。A.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初又分裂为两个学派：一是新历史学派承袭德国旧历史学派的观点而否定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应用历史归纳法单纯收罗史料而轻视抽象分析法，强调道德、法律和心理等因素的经济影响，鼓吹阶级调和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二是边际效用学派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将经济生活归结为“经济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根据孤立、片面的个人消费动机假设演绎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否定资本主义对活劳动的剥削，论证资本主义符合自然规律而反对工人运动。两个学派既有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外表，又应用数学方法粉饰其“纯粹科学性”，从而满足了资产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理论需求。

三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阶段。二战后期，K.波拉尼以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为主题，分析了英国在维也纳会议后的所谓“百年和平”期间的对外政策，致力于国际关系的均势、国家、市场和金本位制等综合研究，力图克服传统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学科分立弊端，因此被誉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当然，将K.波拉尼视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奠基者也不过分，尽管他本人未必有此先见之明。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使苏东国家认识到闭关锁国有碍于经济发展，由此在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跻身国际舞台，也主动关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经济援助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冷战时期，传统的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迅速合拢，政治冲突与经济合作往往并行不悖，诸多“例外”现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的结束、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核裁军谈判的进展等，加快了世界范围的权力政治向相互依存过渡的步伐；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加剧，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的内部矛盾愈发尖锐；军事力量的影响力逐步让位于经济力量，全球性的贫困、生态失衡与人口爆炸等逐步成了国际社会的谈判议题。对此，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等，无不因为学科分立而难以系统地作出解读，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冷战结束前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其代表人物相继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1982年的施蒂格勒、1986年的布坎南、1991年的科斯、1994年的贝克尔和诺斯等。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如斯蒂格勒的“俘虏”理论；二是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政治问题，如投票悖论。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之间重新搭起了桥梁，而且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导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问世要晚于国际关系学，原因可以溯源到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由此而兴起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将经济与政治割裂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等两个学科，导致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建构“胎死腹中”。一战期间，就在欧洲列强激战正酣的1916年，A.J.格兰特出版《国际关系研究入门》一书，为战后的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等政治研究开辟了先河，由此诞生的国际关系学将研究重点局限于政治领域，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从此被边缘化。 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发出了迫切的需求。二战期间，就在欧洲列强激战正酣的1944年，K.波拉尼出版《伟大转变》一书，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范式论基础。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苏争霸的缓和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日益扩大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与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的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历来左右时代主题的“高级政治”（如军事角逐），逐步让位于“低级政治”（如经济角逐）；全球性的贫困、教育、生态平衡与人口控制等问题，越来越成了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面对这些新趋势，西方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等，由于学科分立而很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呼之欲出。1970年，C.P.金德尔伯格出版《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结合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等因素综合述评现代国际问题。同年，哈佛大学举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讨会。此后，西方国家一些大学先后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相继形成。1971年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诱发的石油危机，最终促成了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1977年，琼·斯佩洛出版《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学》，后来被西方学术界誉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里程碑式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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