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引言

第一章　两汉之际政治与社会思潮

　第一节　汉为尧后与当时思潮

　第二节　天命转移与再受命

　第三节　汉代礼乐发展

第二章　两汉之际命定观

　第一节　命定观与史书写作

　第二节　命定观与个体意识的自觉

第三章　两汉之际政治思想与经书注解的互动变化

　第一节　王莽政治影响下经学注解上的变化

　第二节　从《诗经》两则注解的变化看两汉之际社会的儒学化

　第三节　迭毁礼与称宗之议

第四章　从讽谏到颂扬

　第一节　汉赋：从讽谏到颂扬

　第二节　颂古与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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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两汉之际政治与社会思潮

第一节　汉为尧后与当时思潮

汉为尧后，协于火德，这一说法西汉后期始渐流行，又为王莽篡政利用，为儒生所信服，影响到后汉的郊祀制度，又影响到士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特定的历史发展观。

一

刘氏为尧后，最早见于《左传》，晋卿士会为尧后，鲁文公十三年归晋，传曰：“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文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孔颖达《左传》疏云：“士会之帑在秦不显，于会之身复无所辟，传说‘处秦为刘氏’，未知何意言此。讨寻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盖以为汉室初兴，捐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徙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明帝时贾逵上疏曰：‘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借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九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齐召南以为孔疏所见甚卓，杨伯峻则不信孔疏，其言曰：“此说一出，后人颇多附和。然此句必是本有，非东汉人所加，孔疏之说不可信也。第一，《襄公二十四年传》士匄之语，《昭公二十九年传》蔡墨之对，皆谓范氏为尧后，刘累之裔，不必再借此语为佐证……”云云。杨氏列举理由六条，第一条很有道理，其余诸条则曾为齐召南道及。孔疏以为“其处者为刘氏”一语为汉人所加，杨氏则径以汉人等同于“东汉人”，有些不妥。其后《昭公二十九年传》又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九年》。司马迁则似乎不相信刘为尧后之说，《史记》于诸《本纪》《世家》屡屡记载某氏为某帝之后，《高祖本纪》独不采此说，全书亦不见记载。《左传》汉初虽然不显，但《史记》于《左传》屡有采获，所以见遗于司马迁，应该是由于这一说法在汉初还未流行开来，因而司马迁对其采怀疑态度。

今天能见到的持这一说法较早的汉人是眭孟。《汉书·眭弘传》：“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班固：《汉书·眭弘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补注》引齐召南曰：“案，以汉为尧后，始见此文，然则弘虽习《公羊》，亦兼通《左氏》矣。”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眭弘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后刘向亦有类似言论，《汉书·高祖本纪》赞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这以后，汉为尧后的说法始渐流行，又与图谶联系在一起，《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按语曰：“《尧母庆都碑》称，昔者庆都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汉感赤龙，尧之苗胄。”范晔著，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贾逵传》，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皆袭图谶之说为之附会，影响日广。班彪《王命论》即以“帝尧之苗裔”班固：《汉书·叙传上》。为论述汉帝所以得天下的理由之一，汉为尧后此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公理了。故贾逵为证明《左传》较之《公羊》《谷粱》的优越性，反过来需求助于汉为尧后这一已得到广泛承认的说法，其言曰：“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范晔：《后汉书·贾逵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班固《高祖本纪》赞亦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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