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渊源与探索历程

　第一节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康德批判哲学中的理性之我与感性之我

　　二、黑格尔承认辩证法与市民社会中的“自我”与“他人”

　　三、费尔巴哈“类关系”中的“我”与“你”

　第二节　马克思探索社会关系理论的心路历程

　　一、自由与定在——《博士论文》对社会关系理论的最初表达

　　二、从理性政治国家观到世俗社会国家观——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社会关系理论的根本转变

　　三、异化社会关系与人类社会关系——《巴黎手稿》对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向度的考察

　　四、社会关系的实践本质和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社会关系理论的科学阐发

　　五、现实的个人、生命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社会关系基本逻辑和总体图景的建构

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特征与功能

　第一节　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实践性与属人性：社会关系的实践论特征

　　二、客观性与抽象性：社会关系的唯物论特征

　　三、历史性与全球性：社会关系的形态论特征

　　四、人本性与共生性：社会关系的价值论特征

　第二节　社会关系多重论域及其功能

　　一、社会关系存在论及其功能

　　二、社会关系生产论及其功能

　　三、社会关系方法论及其功能

　　四、社会关系批判论及其功能

　　五、社会关系发展论及其功能

第三章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当代意蕴

　第一节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方法论意蕴

　　一、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社会研究方法论上的对立

　　二、社会关系总体性方法：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三、社会关系总体性方法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超越

　　四、从社会关系总体性方法看科学发展观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公共性意蕴

　　一、从社会关系视角阐释公共性产生的根源

　　二、对公共性三重矛盾的揭示和批判

　　三、马克思公共性价值理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第三节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生态学意蕴

　　一、可持续发展观的范式转换及其局限性

　　二、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在实践中的本质关联

　　三、资本关系的统治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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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渊源与探索历程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社会关系思想，特别是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社会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社会关系”理论，有两个根本缺陷：其一，作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精神的理论表达，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即“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人”即“具体人”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康德的“理性自我”，黑格尔的“（人=）自我意识”，还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都是如此。其二，他们的社会关系理论，继承了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尔以来“内在化自我”的理性传统，是一种凸现内在自我或感性自我的主体性模式，以致于把个体与社会抽象地对立起来。康德致力于为个人制定出一套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道德规范即绝对道德，但并未追究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本质来历，属于抑制了的个体主义；黑格尔从个体的意识运动中再现了社会意识的历史，仅仅将个体置放于市民社会关系中，属彰显了的个体主义；费尔巴哈试图以“感性对象的人”作为解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其历史观仍然没有超越唯心主义的哲学基地。因此，他们所考察的人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实际地负载着现实社会关系的真实内容和变革要求。马克思探索社会关系理论的心路历程，历经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社会关系”思想的洗礼，是在对它既充分吸收又批判性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每次重大转换，都是伴随着他对社会关系理论的重新思考和分析定位来实现的。其思想演历大致经过了一个从注重个体主体性到重视社会现实性再到以社会实践为根基构筑社会关系视域中的主体性的演历过程。

第一节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其理论直接渊承于德国古典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社会关系”理论中，我们重点考察康德、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社会存在理论及其与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源承关系。康德批判哲学在扬弃以往形而上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基础上，其区分于现象界的“物自体”概念、区分于感性自我的理性自我、区分于“技术实践”的“道德实践”，实际上关涉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黑格尔坚持“实体即主体”的立场，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并引入“他人”概念，从“自我——他人”的相互性关系上考察自我和自我意识的历史形成；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把问题从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和上帝观念引向人的感性对象的真实性，恢复了感性世界的权威。他“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作为人本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并在感性对象性理论中确立了人的类本质即关系本质。这一切，都为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而广阔的理论资质和灵感源泉。

一、康德批判哲学中的理性之我与感性之我

康德哲学是集笛卡尔以来各派研究之大成，他的划时代功绩就是创立了批判哲学，用先验的方法把自由领域从自然领域中划分出来，从而厘定了自由和自然的界限与各自职司。为了解决人的自由和道德问题，康德把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划归现象与本体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区分于现象界的物自体概念、区分于感性自我的理性自我、区分于“技术实践”的“道德实践”，实际上关涉到了社会存在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领域，为日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在扬弃自然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

康德的批判哲学不仅体现在哲学知识论中，即通过对唯心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区分出“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为科学知识确立了先天根据，使得被休谟逼至穷途的“客观主义”通过返向自身寻找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效准，即理性为自然立法。更为重要的是，康德在知识论领域完成其理性批判之后，随即将批判方法运用于人类实践和社会存在领域，即伦理学、法权哲学和国家哲学之中，以便探讨个人的内心立意或行为决定之所以具有普遍且必然有效的最后根据，即理性为自己立法或“理性的自立法度”。为此，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提出了一个在实践行为中具有“自由意志”的自我——（实践）理性之我，它与经验现象的感性之我相对峙。理性之我乃是人的实践行为的先决条件。

感性之我和理性之我的区分，意味着康德哲学对经验和超验、必然和自由、现象和本体、技术实践和道德实践，以及幸福和德性、求真和求善、因果律和道德律、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之间的二元划界，或者说是这一划界所引出的一对核心范畴。这一体现康德哲学特色的划界，其用心是为了防止理论理性（实证性知识）在经验范围以外的思辨幻想，避免和克服以知性范畴去规定无限的超验的本体，混淆现象和自在之物界限的旧形而上学之“理性本体论”的矛盾和谬误，从而阻止理论理性僭越其自身适用范围而去规范人的社会世界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这样，在康德哲学中就存在着两个世界，其间不可逾越：一个是经验的、可知的现象世界，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知性立法；一个是超验的、不可知的本体世界，涉及人的自由与规范的关系，它以理性立法。与此相适应，人也具有感性和理性的双重本性，“第一，他是感性世界的成员，服从自然法则，是他律的；第二，他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只服从理性法则，而不受自然和经验的影响”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人既是现象又是本质：作为现象世界的成员即感性之我，他服从自然法则，受感性欲望的支配；作为理智世界的成员即理性之我，他服从道德法则，从事意志自律的活动。康德认为，只有依靠（实践）理性之我才能打通经验和超验、现象和本体、自然和人文的阻隔，实现从知识到价值、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跨越。

什么是社会存在领域中的“理性之我”呢？这实质上关涉到康德的本体界即“物自体”。康德认为，超验的本体界虽然不是真正知识的对象，不能为纯粹思维所认知，但它并非是想象的虚幻物，更非对人类社会无意义。作为绝对的、无条件的事物的存在，它能为理性自我所智思、所心仪，并为人类认识相对的、有条件的现象世界提供基础和范导，是人的道德实践行为（经验自我）中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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