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什么是方言和方言学

　1.2　方言地理学的兴起

　1.3　汉语方言学的产生及其学术传统

　1.4　方言地理学和方言地图的介绍、探索

　　1.4.1　外文著作的引进、翻译和评论

　　1.4.2　方言地理学和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介绍、探索

　　1.4.3　方言地图的介绍和探索

　1.5　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实践

第二章　方言地图

　2.1　方言地图的形式

　2.2　方言地图的布点

　2.3　方言地图的绘制

第三章　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类型及同言线理论

　3.1　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类型

　　3.1.1　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类型

　　3.1.2　非连续分布的常见成因

　　3.1.3　Matteo Brtoli 的“区域模式”假设

　3.2　同言线理论

　　3.2.1　什么是同言线

　　3.2.2　同言线的两种画法

　　3.2.3　同言线作用于方言分布区域的方式

　　3.2.4　同言线和语言特征分布的关系

　　3.2.5　同言线的类型

　　3.2.6　同言线之间的空间关系

　　3.2.7　同言线束

　　3.2.8　同言线或同言线束的等级

　　3.2.9　同言线的地理和文化关联

　3.3　创新与存古

　　3.3.1　区分创新与存古以及共同创新和平行创新是保证同言线能正确区分方言类别的基本前提

　　3.3.2　创新特征与存古特征在方言分类中的效能

　3.4　方言分类的模型

第四章　汉语方言分区图

　4.1　最早的汉语方言分区图

　4.2　《申报地图》中的语言区域图

　4.3　高教教材中的汉语方言区示意图

　4.4　百科全书及学术著作中的汉语方言分区图

　4.5　《中国语言地图集》里的汉语方言地图

　4.6　官话分区图

　4.7　台湾省的语言方言地图

第五章　专题研究

　5.1　汉语方言的宏观分区

　　5.1.1　南北对立及官话的定义

　　5.1.2　晋语的地位

　　5.1.3　南方方言的分区

　　5.1.4　客赣方言的分合

　　5.1.5　徽州方言的归属

　　5.1.6　平话的归属

　　5.1.7　汉语方言分区的一般原则

　5.2　汉语方言的微观分区

　　5.2.1　粤语的第一层下位划分

　　5.2.2　客家话中心区的第一层下位划分

　　5.2.3　客家话惠州片问题

　5.3　从古微母字今读看粤语对客家话的影响

　5.4　闽西客话“寅”字的读音

本书的语料出处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绪　论

1.1　什么是方言和方言学

什么是方言？通俗地说，方言就是各种地方话。中国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家，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对方言都不陌生。闽西的客家地区有一句谚语“一重山就一重音”，说的就是随着地方不同，口音也要发生变化。方言的语言学含义即一种语言的各种地域变体。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内部因地而异的现象。例如《旧约》里就记载了一个最为古老的方言观察的例子。故事发生在士师时期（Age of Judges），士师耶弗他（Jephthah）率基列（Gilead）人与以法莲（Ephraim）人争战，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每当抓住企图过河逃跑的以法莲人时就问他是不是以法莲人，如果回答不是，就让他们说“示播列”（Shibboleth，意为玉米穗儿）。“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播列’（Sibboleth）。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士师记一二，6）“示播列”（Shibboleth）一词已经进入英语和很多其他语言，表示“口令”、“测试词”之意，或是更为一般的“特色”之意《旧约》里的这个例子参考了  J. K. Chambers & Peter Trudgill（1998/ 2002，13 页）。。

中国西汉末年扬雄撰写的《方言》（全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一部比较方言词汇专著，所记录的主要是汉语方言，但也掺杂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方言词，然后释之以通语，再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一卷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

方言学是研究方言的语言学分支。尽管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方言的差异，可是现代意义上的方言研究——对方言的系统研究——却是从 19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的。

1.2　方言地理学的兴起

方言学的兴起跟人们对音变规律日益增强的信念有关本节只是从极为概略的角度介绍方言地理学的兴起，对方言学和语言地理学的发展史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瑞典贝蒂尔·马尔姆贝格（1972/1979）。。19 世纪下半叶正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风行的时候，音变规律及其例外的原因的不断被揭示，导致了新语法学派“语音演变无例外”（Every sound change takes place according to laws that admit no exception）著名假说的诞生。可是人们还是可以在标准语里看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规则因素，于是推断：标准语是混合的，不是纯粹的，只有在偏僻乡村的方言中才有纯粹、单一的语言形式。这就激发了人们调查研究方言的兴趣。

德国的温克尔（Georg Wenker，1852—1911）是新语法学派的支持者。根据语音演变无例外的假说，温克尔设想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应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1876 年，他开始通过邮寄问卷的方式调查德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德语诸方言，即处于两大方言区交界处的杜塞尔多夫地区的方言。1881年他绘制了第一组方言地图，共6张，包括 30 个调查项目。1896 年瑞士人吉叶龙（J. Gilliéron，1854—1926）主持法国的方言地图集的绘制工作。他培训了一位名叫艾德蒙（Edmond Edmont）的人作为调查人，然后由他对法国及邻近的法语区的 639 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绘制、编纂而成的 13 册地图集于1902 年开始出版，1910 年出齐。这部方言地图集被公认为是方言地理学的杰作，以后的大规模调查大都以吉叶龙的方法为蓝本，加以取舍增益，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英国的方言调查。

现代方言学就是在温克尔和吉叶龙两项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虽然习惯上将方言学分为描写方言学（对具体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作系统的描述）、历史方言学（通过方言的比较来探索一种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和方言地理学（以绘制方言地图的办法来描述方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其成因），但是由于方言地理学的基础是描写，其目标是历史解释，因此西方学者通常用方言地理学来统称方言学。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西方的方言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和方言地图的绘制和解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传统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被打破。当时美国学者拉波夫（W. Labov）对麻省马萨葡萄园岛上居民以及纽约市部分居民所说的英语中的一些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他这两项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社会方言学，即狭义的社会语言学人们对于社会方言现象早已有所观察和讨论；作为语言学术语，“社会方言”的出现也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例如高名凯《普通语言学》上册（东方书店 1954）第一编第五章即是“社会方言”，79 页脚注说明“社会方言”这个术语是契科巴瓦所用的（《语言学引论》俄文版 67 页，1952 年）。但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方言学”始于拉波夫的开拓性研究是没有争议的。。方言学从此也就分为方言地理学和社会语言学两支。

廖秋忠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方言学”词条大体可以反映西方语言学界对方言学的一般看法：

方言学　语言学的一支。以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的差异为其任务。它有两个分支：一是方言地理学；二是社会方言学，即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前者研究语言的地区性差异，后者研究语言的社会性差异。

试比较 R. L. Trask（1999，75）的说法：

The study of regional dialects, known as dialect geography, has been a major part of linguistics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f regional variation, often resulting in the publication of dialect atlases containing a series of dialect maps, each showing the variation in respect of a single feature. In contrast, social dialects have only been seriously studied since the 1960s; the pioneering work here was done by the American linguist William Labov.［自从 19 世纪末叶以后，地域方言的研究，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方言地理学, 已经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地域变异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这常常导致方言地图集的出版，它包含一系列的方言地图，每一幅显示一个特征的变异情形。与此不同的是，社会方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得到认真的研究，这方面的开拓性工作是由美国语言学家 W. Labov 所做的。］

虽然在西方还出现过结构方言学（structural dialectology，目的是展示不同方言一组形式之间的关联模式）、方言测量学（dialectometry，一种统计方法，用来测量一个方言区内若干方言点之间的语言距离），但主要是作为方言学的一种新方法出现的，而不是像社会语言学一样，具有跟方言地理学分庭抗礼的地位。

1.3　汉语方言学的产生及其学术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方言研究——汉语方言学，是由北京大学的歌谣采集工作引发的。

北京大学从1918 年起开始收集民间歌谣，同年还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在记录歌谣时遇到了语音记录和词义解释的问题，因此又引发了对方言研究的兴趣。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指出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功夫”，但“方言仍自有他应该被研究之独立的价值在”（《歌谣》纪念增刊，1923；本书据《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6，42 页）。

林语堂《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1923，本书据林语堂《语言学论丛》239—243，上海开明书店 1933）也强调“方音研究应该有独立的身份与宗旨，不应该做附属于歌谣研究之下之一物”，林氏在第一个观察点“应考求声音递变的真相及观察方言畛域现象”说了如下三样事：

第一，便是我们研究一方的音还是不足，则须连带着研究与这一方邻近的音。因为方音的变法是有层次的，是渐渐的，如单知道A 方音与 C 方音，而 B 方音（即 A C 当中的方音）不研究，我们还不能说实在懂得 A 或 C 方音的关系。我们懂得这变动连带的关系，然后我们的研究法是活的研究法，不是死的研究法。死的研究法是取静的（static）见地；活的研究法是取动的（dynamic）见地。死描写一方言有何种音，还不如描写此种各类音是如何变化而来的。科学治事必求其故，原因明白，然后我们的事业可告完毕。又此种音声在空间变化的痕迹，就可当作声音在时间变化考察的材料。换一句话说，东西南北方音的递变，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古今语音历史的递变，方音研究材料可做古音学理论的事实的客观的佐证。

还有一件，就是区分方音界域问题。头一件，我们中国到底有几种方音，连考定都未曾考定。福建一省有几种方音？直隶一省有几种方音？云南贵州省里有几种方音？这都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第二件方音的传布区域形式是如何？应该是很有趣的研究。譬如广东福建省里的所谓“客家”话的传布区域，就是客家民族殖民区域的大概现象。客家殖民有无所谓“海岛式”的，即迁移的遗民已与本族断绝关系。我听说有浙江温州的渔村是会说我们闽南话的。

再方音有无界线，是语言学一大争点，大有趣的问题。方音界线如何断定，有没有明确的事实指示，可使我们做凭借？山川险阻是不是便一定是方音区域的界线？是政治文化区域影响大，还是地势河道的影响大？据我们推想总是名山大川必为方言的界线，然而瑞士顶高的一个 Mont Blanc 峰岭，据极详细的调查出来到完全与瑞士音变的界线全无关系。（C. Haag: Die Mundarten des oberen Neckarund Donaulandes）。研究方音有无界线问题，及方音界线与政治区域，或是人种区域关系问题（方音的划分是不是便可算是种族的不同？）有许多可供参考材料，如 F. Wrade: Ethnographie und Dialektwissenschaft; L. Gauchat: Gibt es Mundartgrenzen; E. Tappolet: Ueber die Bedeutung der Sprachgeographie 等等。

再考查方音递变，须在地图上考定所谓“同音圈线”（Isoglossen）。凡一音传布的区域用一颜色的“同音圈线”分别他，某方音中的何一种特象（无论是用字上或是文法上的特象）也用一色的“同音圈线”注明此特象所传达到的区域。此种“言语地理学”（Sprachgeographie）的工夫是最要紧的。此许多同音圈线必定互相交串，互相出入，呈错综复杂现象，然也有同音圈线相合并行的，合许多同音圈线而成为一大“同音带”（Isoglossenguürtel），这常常可为方音界线的凭借。

可以说，方言地理学的一些重要观念和方法，以及方言地理学的一些常见的议题，都在上述短短的几段文字里有了一个交代。

在上述看法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在 1924 年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宣言书中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第一、二项即为“绘成方言地图”、“考定方言音声”。

1925 年刘复从法国学成回国， 10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发表题为“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的演说演说词全文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四期 8—9 页，1925；又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四卷第四号（刘白林纪念号，1934 年）上魏建功《中华民国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17—31 页）一文曾转引《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的主要内容（21—22 页，只少了无关宏旨的两段话，文字有个别出入，标点亦有调整）。刘白林分别指刘复、白涤洲、林成章。，其将来工作的第二项为：

打算用相当的方法，调查各地的方音，著成一部《方音字典》；如果调查顺利，作工的人也多，还希望按照法国语言地图的办法，编成一部《方言地图》。我觉得中国的音韵学，如果不改变方针，向方言中去研究，却只向古书堆中去乱钻，恐怕是无论如何用功夫，结果总不能十分完满的，所以在这方言一件事上，非努力作工不可。［按：标点符号有所调整。］

刘复的“编成一部《方言地图》”跟方言调查会的“绘成方言地图”可谓“不谋而合”，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件事并未开花结果。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具体开展主要是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后的事。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的若干年中，语言研究工作主要就是调查方言，但其结果并不是以大型方言地图集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大卷本的方言描写报告为主体，方言地图只是点缀。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工作所体现的以描写记录为主的做法从此大行其道，使得汉语方言学形成了跟西方迥异的学术传统——汉语方言学的主体是描写方言学，而历史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则只是它的一种补充。这种局面至今没有什么改变。例如许嘉璐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汉语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蓬勃发展中的汉语方言学”部分（162—189 页）虽然谈到了方言分区和《中国语言地图集》，但是几乎没有方言地理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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