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

  二、研究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一、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活动

  二、绩效评价理论基础

  三、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科学内涵

  四、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基础

第三章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一、国内外公共财政支出评价指标体系概述

  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与思路

  三、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四、地方政府公共财政养老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五、地方政府公共财政就业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六、地方政府公共财政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第四章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

  一、公众满意度测评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二、基于模糊多属性分析的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公众满意度测评

  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公众满意度的建议与对策

第五章  基于熵权模糊综合评价的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一、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的模糊综合评价

  三、实证研究

  四、结果分析及优化措施

第六章  基于民生视角的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机制优化创新研究

  一、国外民生财政支出机制建设与民生实践及其借鉴

  二、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民生支出的状况分析

  三、以改善民生为视角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机制优化策略

附录1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

附录2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能和取得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而进行的多种形式活动的财政资金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是地方政府行使并实现其职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财政管理体制极大制约了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的提升。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也要相应地转换职能，尤其是初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成为我国当前财政改革的一个发展方向，因而财政支出结构也要随之进行必要的调整。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中，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公民利益主体意识的觉醒、绩效评价理论的发展等因素都呼唤着对公共财政支出体制进行改革。

（一）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

按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2001》统计口径计算，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108957亿元（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包含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的重复计算部分），占GDP的比重为27.4%；政府支出为110502.5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8%。如此高比例的公共财政支出使它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根据郭梦芸在《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变化的实证分析》中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运行的曲线呈现先逐年下滑而后又逐年回升的特征。

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使政府具有更为有利的宏观调控基础和更为广泛的宏观调控工具。政府凭借公共财政支出广泛介入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保障了我国基础设施行业、重点行业的投资水平，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必然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挤占了社会、企业、公民的经济资源，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了“国富民穷”的出现。

在资源管理学领域中，“公地悲剧”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理论。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时，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公共财政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公共财政支出缺乏监督、支出结构缺乏效益、支出范围过于广泛，进而导致了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处于低水平。特别是在公共财政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公地悲剧”现象显得更为突出。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领域中“缺位”与“越位”并存，地方财政支出侧重于经济领域，导致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比重偏低，社会建设比较滞后，财政支出绩效比较低，这些现象导致了公众对某些地方政府不满意，对地方政府的威信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各个部门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支出资金，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以及廉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二）公民利益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很多时候，人们往往把集体利益等同于个人利益，认为只要集体利益得到维护和发展，个人利益也一定能够得到维护和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设计中对于利益的分配也主要是遵从于这一原则，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分配是以各个层级的集体为单位，对个人进行平均分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有的单一利益主体结构被打破，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化。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任何一个均衡的利益格局都是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而随着市场细分的深入，利益主体的分化也在进一步加快。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利益主体也必然走向多元化。多元的利益主体也就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需求和利益并不是指向单一的主体，而是存在着许多主体共同指向同一事物。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放开、放活”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下，出现了数目繁多的企业，各个企业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有的企业之间的利益甚至会有矛盾，从而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催生了利益单元的多元化、复杂化，而利益单元的多元化、复杂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个体的公民利益意识逐渐觉醒。以往一心为集体服务、为集体做贡献的意识逐渐淡化，公民争取个人合法、合理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意识得到强化，并且更为主动，出于对个人自身利益的关注和追求，公民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政府合理分配公共财政，使公共财政支出满足自身的需要。实际上，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与公民对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的期待存在很大的矛盾。因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行政管理开支和经济建设开支过大，民生支出相对较少。在公民的呼吁下，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关注公共财政的“公共性”，要求更多的关注民生。例如，2010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在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上就专门强调，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优先方向。

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利益主体意识的觉醒呼唤公共财政的“公共”职能，在“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的转变过程中，公民利益主体的地位也会进一步确定和维护，反过来又将促进公共财政资源的合理使用。

（三）绩效评价理论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这场改革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变革运动有诸多称呼：“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这场运动以改善政府行政绩效、提高政府行政质量、迎合公众公共需求为目的，受到了公众、学者和行政官员的欢迎和推动，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这场运动诞生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使绩效评价理论得到了发展和成熟。

绩效评价理论基于政府与公民的委托—代理理论，使用一系列绩效评价方法和技术，对政府行政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政府绩效评价毫无疑问能够弥补政府与公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公民能够对政府官员及行政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由于公共财政支出信息具有易于获取、易于计量等特点，对其绩效进行评价更为科学客观。因此，绩效评价理论的发展与生俱来的便于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考核联系在一起。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理论，并在公共支出评价的时间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绩效评价经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良好的参照蓝本。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正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和发展的过程，西方绩效评价理论也渐渐传入我国。虽然从西方引入绩效评价才近十几年，但是我国学界和政界都将绩效评价理论视为改善政府工作、推进政府行政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工具。一些学者积极将西方绩效评估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实践经验等引入我国，同时学者们结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政府绩效评价研究方面的有益探索。这些学者的努力使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理论得到较快的发展。在学界的积极推动下，中国首家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于2005年1月在兰州大学成立，成为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研究进入快车道，并日益引起政府官员和公众的关注。在实践中，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也在蓬勃展开。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将绩效评价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中以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并出现了几种值得推广的绩效评价模式，例如福建省的效能建设模式、甘肃的“第三方评估”模式、青岛的目标责任考核模式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与电子政务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政府绩效评价网站以供公众监督，如张家界、吉林、南京等地。这一做法使绩效评价工作监督面更广、更直观，因而推动了政府绩效评价的发展。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因素，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具有必然性和可操作性。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篇章中，专门提到了“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就是要实现政府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都应该上报人大审批，进一步推进民生财政建设，推进公共财政使用效率，切实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公共财政来提高公众的幸福指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在于提高广大公众的生活幸福感，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财政资金为公众提供高效、廉价、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本课题尝试将公众（顾客）满意度理论和模糊多属性评价理论引入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中，构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利用基于期望值的模糊多属性的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公众满意度和绩效进行实证测评，以期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使用效益评价的现状与公众期望之间的差距，引导地方政府主动树立服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倾听公众的话语，分析公众不断变化和增长的公共需求，采取有力的措施，提高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为公众提供更加高效、廉价、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二、研究意义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管理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温家宝同志曾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和深化改革，抓紧建立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价标准、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以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审时度势，紧紧抓住改善民生、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脉搏，在十六大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也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这些论述回应了百姓对解决上学、看病、养老等热点问题的期盼，彰显了通过公共财政的合理调节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民的信念和决心。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能和取得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而进行的多种形式活动的财政资金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是地方政府行使并实现其职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财政支出决策机制，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结构不科学，不少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不该上的公共项目立项了，一些事关民生的公共财政支出项目却长期束之高阁，导致纳税人的钱损失浪费严重，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低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政府主导，全民参与。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意义重大。本专著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把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作为研究重点，具有如下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第一，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

和谐社会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党各级政府部门进行行政决策的目标和方向。对于地方各级政府，以最经济的手段为当地民众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和推动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好注脚。以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为视角，探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对于丰富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二，有利于探索和构建中国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管理绩效评价理论体系。

构建一个“绩效导向”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管理绩效管理体系，设计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实际操作模型，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管理绩效评价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对公共管理学的拓展和丰富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视野，实现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整合和互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有利于推动地方政府科学认识和改进自己的行政绩效，提高政府形象。

探讨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问题，科学评价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与实际绩效的差距，可以进一步帮助地方政府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明确公共投入要紧紧围绕民生民本问题，既有利于推动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进程，也有利于促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对于提升地方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和政府形象具有现实的典型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方面的研究西方国家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关注由来已久，并形成了丰富的学术和实践成果。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将政府绩效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引入我国。西方国家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面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委托—代理理论。20世纪30年代伯利·米恩斯在《现代企业和私人财产》一书中，提出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命题，标志着委托—代理理论的起源。现代意义上的委托—代理概念是1973年由斯蒂芬·罗斯在《代理经济理论：委托人问题》中进行阐述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知识“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了信息非对称的客观存在。在这一前提下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日渐出现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学者们将委托—代理理论引入公共管理领域，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由公众选举产生，根据洛克的契约论，政府是公共事务的受托人。由于这一理论提出了政府与公民角色的分立，引出了公民（委托人）如何监督评估政府（代理人）这一重大课题。委托—代理理论成为了对政府财政支出进行绩效评估的逻辑前提。

效率理论。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问题。1912年哈灵顿·埃默森提出了著名的“效率的12项原则”。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了科层管理理论，研究通过改善组织结构提高组织生产效率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政府治理危机的出现，西方国家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他们普遍通过私有化、工作流程再造、外包等方式提高政府效率。提高效率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来实现：该不该办这件事？花多少钱办这件事？效果与花钱相比是否值得？效率理论对西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者对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产出的效率，坚持“目标导向”、“效率至上”的观点。

新公共服务理论。由于过度注重效率主义而忽略了政府的公平职能，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于是，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理念产生，即新公共服务理论，实质上是对效率至上主义的修改。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以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罗伯特·丹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管理学者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特别是针对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之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企业家，并不应该仅仅关注提高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更应该关注社会的公平。政府的政治决策和计划需要吸收公众的意见，通过集体努力和相互协作的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提供了新的启发，公民参与的绩效评价途径纳入了绩效评价研究的视野。

“3E”理论。有些学者也称之为“3E”原则，张雷宝将它作为一种理论进行了阐述。芬维克最早明确提出了这一理论，提出了“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的3E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经济性是指一个支出项目中占用资源的程度。效率性是指以一定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或实现一定的产出使用最少的投入有效性是指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一项活动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的关系。对“有效性”的判断，无疑需要对公民的客观感受进行评价。进行这一理论，虽然对公共部门产出的效率表达了主要的关注，但也蕴含着“公民导向”的思想。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3E”理论的内容更加丰富，公平、质量、责任等价值观也成为政府绩效重要评价原则，形成了“3E+”理论。

西方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探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政府与公民的角色分立现象，但是并没有解答如何弥补这一现象的问题。而效率理论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评价政府工作的初始标准，成为公众监督政府工作的有利理念。但是“效率至上”并不是没有完全体现政府的绩效水平。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改革理念，效率理论忽视了政府本应该具备的公平价值追求，忽视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出现较好地弥补了效率理论的价值取向缺陷，为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估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支撑。“3E”理论则综合了以往绩效评估理论的优点，并处于不断地发展完善之中。总的来说，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估的基本理念理应包括：战略导向、结果导向、效率导向、公共服务至上、公共责任、透明与法制。

（二）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框架方面的研究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一个崭新的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即使在西方国家，它也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而逐渐展开研究的。对于我国而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更是最近十几年才引起重视的研究内容。因此，对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建立起一个体系框架以从整体上把握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显得格外重要。

国外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非常重视，视为改善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工具和制度，在实践中也已经应用的比较成熟。世界银行从上世纪70年代就成立了专门的绩效评价机构——业务评价局（现为独立评价局）对其援助贷款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该机构的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单个项目绩效评价，即对世界银行的各个援助项目进行评价；二是国家援助评价，即对受援国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三是部门与专题回顾，即对过去某个部门或者领域的工作绩效进行专门评价；四是程序性回顾，即对每年针对2-3项正在开展的项目的过程或者程序进行绩效评价。具体的评价方式包括项目人员自评、项目回顾和项目影响评价三种，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直接对世界银行董事会负责。自1998年制定《综合发展框架》以来，世界银行更加注重贷款项目对人群及其需要的影响进行评价。美国在1993年通过《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对美国的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制定战略规划和年度计划，规定了美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施主体包括会计总署、总统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国会会计总署牵头各政府部门内部的评价机构对绩效进行评价，直接对美国国会负责。国会会计总署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国会对联邦政府各部门进行绩效考核，而总统预算与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协助总统对编制预算并对政府各部门预算计划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戈尔领导的国家绩效评审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报告—《从繁文缛节到结果导向：创造一个工作更好、花钱更少的政府》（又称《戈尔报告》）。该报告实际上阐述了绩效评价的几项原则：（1）精简规制原则；（2）顾客导向原则；（3）授权原则；（4）节约原则；（5）结果导向原则。这些法案和报告确立了美国政府绩效评价的基本框架，促进了绩效评价的发展。在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后对政府部门发起了“雷纳评审”。英国成立了专门的绩效评估机构，设定了具体的评价工作流程和标准以对政府部门工作效率进行评估。撒切尔夫人之后，梅杰政府又推行了“公民宪章运动”和“竞争求质量运动”，强调了政府部门应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工作质量，服务公民的绩效标准。从西方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比较重视绩效评价法制的制定，同时设立专门的机构部门来组织绩效评价工作的实施，评价标准注重顾客导向、服务导向、效率导向，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由于受到学界的热切关注，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初步确立了绩效评价的体系框架。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是从绩效评价涉及的要素方面构建评价体系。申书海（2003）、陈学安（2003）、徐绍刚（200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6）、湖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8）、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课题组（2010）等认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应该从分类体系、评价主体、组织体系、工作制度、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信息体系、评价结果应用体系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这也是目前最主要的归纳思路，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构建了完整的研究框架。

二是从支出主体层次方面构建评价体系。朱志刚（2003）、卢静（2005）根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认为可以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分为由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组成的层次结构。这种归纳方法兼顾了各方主体，有利于立体、全方位的把握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工作。

三是从绩效评价流程方面构建评价体系。王敏（2007）以财政教育资金运行和监管机制为主线，将财政教育支出的绩效划分为支出的过程绩效（包括配置绩效和耗用绩效）、成果绩效和监管绩效。其中，配置绩效可以从规模绩效评价、结构绩效评价、导向绩效评价、拨付绩效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测评。

（三）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绩效评价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以至于一些学者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作为绩效评价体系进行研究。一套科学的、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点基本内容：一是指标设计原则，即选择指标的依据；二是具体指标的设计，即从哪些方面进行评价；三是指标权重的规定，即该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四是评价标准，即判断该指标所代表内容的优劣好坏。在这四个要素中，指标的设计至关重要。指标设计原则的最终指向指标的设计，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也不能脱离具体指标而孤立存在，否则就没有意义。因此国内外对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就体现在指标的设计方面。

国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已经开展了比较长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在实践中日益完善和细化，形成了分类科学、指标多元、强调政府责任、注重公民导向的指标体系。由于学界的推动、政府的重视、公民的关注等诸多因素使美国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作用，下面谨以美国为例对国外绩效指标体系发展的现状进行介绍。根据学者王玉明（2006）的总结，美国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美国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的评估模型。该模型包括了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后果指标、效率与成本效益指标等四类指标，在各类指标下又细分为多个具体指标，形成了全面又易于理解的指标体系。二是坎贝尔研究所的评估模型。坎贝尔研究所的评估模型。该模型中的指标从五个维度进行分类，包括财政管理、人事管理、信息管理、领导目标管理、基础设施管理。三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通用绩效指标。美国总统预算与管理办公室针对多个财政支出项目开发了一套全国通用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如联邦住房项目评估的通用指标为：成本—效果衡量指标、一定预算内所帮助的家庭数量；医疗卫生评估的通用指标：人均享有联邦资助、医护人员每天看病的人数、同一疾病再次就医的病人数占收治医院的病人总数之比等。四是平衡计分卡指标模型。平衡积分卡模型自从诞生以来迅速成为了公共管理学者进行绩效评价的重要方法，美国德克萨斯州将平衡积分卡应用于政府绩效评估，构建了包括外部效应、顾客满意度、雇员发展、内部过程优化四个层面和股东、顾客、安全性、灵活性等15个领域54个评估指标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五是史莱夫和维希尼评估模型。哈佛大学教授史莱夫和芝加哥大学维希尼从政府干预、官员体系的效率、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的规模、政治自由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衡量政府质量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丛树海等（2005）从绩效评价的内涵出发，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投入、过程、产出和结果等4类初始指标；第二层次，包括效益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等3类终极指标。茆英峨（2007）基于对财政科技支撑平台的绩效评价研究，认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定位于项目支出目标科学性、资源投入经济性、支出效率、产出效果和社会公平目标。她认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目标考核类指标、投入考核类指标、运作过程考核类指标、产出考核类指标，并以宁波市宁海县模具城项目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余振乾等（2005）认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分为创新性研究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科技产业化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三类进行构建。在这个框架下，他对三大类指标再进行了细分并设计出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余振乾在文献中还说明了该指标体系的实施流程，使之更具有操作性。王丹宇（2008）说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并提出以财政支出结构类指标和财政支出贡献类指标为主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她以甘肃省的财政支出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彭国甫等（2004）基于平衡计分卡在绩效评估中的运用，将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划分为政府成本指标、政府业绩绩效指标、政府管理内部流程指标、政府学习与发展指标四类。除了理论研究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还反映在我国政府部门自身实践中。如合肥市围绕“支出项目是否经科学规范决策”、“支出项目实施是否规范运作并按要求完成”、“项目支出完成后发挥的效益如何”这三个基本问题设计了财务管理类指标、业务管理类指标、效益类指标三类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分类的基础上，设计了12个二级指标和若干个三级指标。

（四）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方面的研究

财政部颁布实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了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几种评价方法。这些方法也是我国目前进行绩效评价中比较常见和成熟的方法。近几年，学者们对综合评价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主要有以下几种：

因子分析法。它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其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张清廉等（2009）运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法对我国2005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出绩效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出坚持经济增长导向模式而使地方财政支出普遍存在绩效水平偏低的问题。辛斐斐等（2011）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了职业教育领域的绩效评价模型，并对江苏省14个市的职业教育进行了实证研究。

数据包络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是根据多项投入指标和多项产出指标，利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对具有可比性的同类型单位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的一种数量分析方法。崔元锋、严立冬（2006）针对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绩效测量的实例，基于EXCEL的加载宏Premium Solver算法来处理DEA中最基本的C2R模型程序，从而对国家支农资金的绩效进行了评判。汪柱旺、谭安华（2007）定义了3个投入指标和5个产出指标，运用LINGO8.0软件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各个省份在DEA方法下财政投入产出综合分析结果。陈晶璞、闫丽莎（2011）以投入指标—产出指标为模式，遵循“4E”标准和“SMART”标准，通过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鉴别力分析等相关数据分析方法，最终得出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DEAP2.0软件分别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得到了评价结果。

模糊综合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标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王汝发（2010）在分析公共治理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要素的基础上，结合了我国公共管理实际需要，将公共治理指标体系分为法治、公平、参与、可持续性、透明度、效能、责任性7个一级指标和公共政策的公共程度等28个二级指标。运用模糊评价方法，构建了公共治理水平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型。沙治慧（2012）从经济调节能力、社会管理能力、优化行政生态环境能力、公众满意度四个方面构建了政府行政成本指标评价体系，同时构建了模糊评价模型，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判。有学者在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结合运用的研究中做出了尝试。朱欢欢等（2011）对电子政务网站的评价从信息发布、公共服务、网站构建三个方面展开，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电子政务网站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每项指标的权重，采用模糊评价法对上海市门户网站进行了实证研究和评价。

此外，侯宏波等（2010）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与软环境建设几个主要评价方面构建了地方政府工作绩效评价的两级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单指标值的一致化、绝对量与相对量的合成、无量纲化等预处理方法。在多指标评价值的集成环节中，给出了基于序关系分析法的一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方法，对经典的拉开档次法加以改进，并将其运用到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确定中。他们将这种基于多属性的综合评价方法应用于沈阳市政府的工作绩效评价，凸显了被评价地区发展质量的差距与集群化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