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时间: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本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现代汉字学和对外汉字教学。在现代汉字学部分中,本书涉及到了现代汉字学的一些实质问题,并且提出了作者的一些独创性理论见解。例如重构了现代汉字的三级结构,提出了“字素”理论;结合
作者姓名: 李禄兴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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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58
内容简介
本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现代汉字学和对外汉字教学。在现代汉字学部分中,本书涉及到了现代汉字学的一些实质问题,并且提出了作者的一些独创性理论见解。例如重构了现代汉字的三级结构,提出了“字素”理论;结合文字学的本质,论证了现代汉字的性质;探析了字义系统的构成,并提出了复合词字义和词义的关系模型等等。在对外汉字教学部分中,重点探讨现代汉字的特征如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得到充分应用,例如部件理论在汉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如何合理利用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对于化石化的形声字在对外汉字教学上如何处理等等。这些理论探讨无论对汉字学研究还是对外汉字教学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李禄兴,男,1964年生于河北省辛集市。198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语文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汉语教师。出版汉字学及对外汉语教学方面著作、教材30多部,辞书10余部。在各类期刊、论文集发表论文40多篇,内容涉及现代汉字学、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汉字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
上篇 现代汉字问题研究
文字的本质与汉字的性质
现代汉字与现代汉字学
现代汉字的范围和特点
论现代汉字的三级结构
现代汉字的字义系统
谈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
从繁简字的理据性看汉字简化
简化字的理据性与汉字书同文
由简化造成的形似字统计分析
说现代汉字的“四定”
谈字序规范的单一标准和多重标准
社会用字规范化探究
——北京市长安大街用字情况调查与分析
字母词及其规范问题
下篇 对外汉字教学问题研究
论汉字笔画观和汉字结构认知的先决性
部件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基于对外汉字教学的部件拆分
汉字部件教学分析
从汉字习得角度看单笔部件拆分
形声字教学问题浅说
形声字读音习得中的归类推比法
字、词及汉字教学问题
后记
上篇现代汉字问题研究
文字的本质与汉字的性质
【提要】文字用形体负载语言成分的音和义,文字的音和义与语言单位的音和义的联系是决定文字性质的两个方面。文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语言的结构,古代汉字的性质是由古代汉语的特点决定的,现代汉字的性质是由现代汉字的特点决定的。如果从现代的层面来认识,从音上看,汉字的字音所标示的绝大部分是汉语语素的声音,所以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从义上看,汉字的字义直接与语素义或词义发生联系,所以现代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汉字是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
【关键词】文字现代汉字性质
1文字是什么?
1.1对文字定义的探讨
什么是文字?这是研究文字学所遇到的首要问题,也是研究文字的出发点,是贯穿全部研究过程的主线和灵魂。因为研究者怎样去理解所研究的对象,就会怎样去研究它,而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立场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对文字的定义众说纷纭,这形形色色的回答就是各种学术派别间区别点的最集中的反映。综合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1.1.1文字语言论。这种观点把文字看做是单纯的有声语言的记录,在他们看来,文字的作用不过是在书面上保存了他们的研究对象而已。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布隆菲尔德、前苏联契克巴娃以及赵元任等。布隆菲尔德(1980:357)说:“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给我们观察。”赵元任(1980:140)说:“凡是视觉符号,用来代表语言的就是文字。”契克巴娃(1955:164)说:“文字是口语词的符号”。此外还有一些,如高名凯(1954)“文字是记录语言又是代表语言的符号。”梁东汉(1959)“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些都是是中外语言学家的定义,这类定义的精神也广泛被文字学家采用。
分清语言和文字之间记录和被记录的关系,主体和辅助的关系,无疑有助于解释文字的许多属性,有助于了解文字发展的种种基本规律。但是文字和语言究竟属于不同的范畴,我们不能从语言角度的观察代替从文字角度的观察,因为单纯从语言角度讨论文字,便无法解释文字本身的很多问题,比如无法解释人类史前文字,无法解释许多文字发展中的独特道路,无法解释文字符号本身的变化规律等等。
1.1.2文字工具论。这种观点仅仅把文字看做是文化的工具,在他们看来,既为工具,当然越简便越实用为好。这是主张文字改革的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观点。代表人物是周有光等。他们认为“文字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工具,它是人们创造的,而且由于人们的不断努力,它永远是在演进之中。”(周有光1961:2)清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说法,《清末文字改革论集·沈学<盛世元音·自序>》中说“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
文字工具说对文字神圣论、神造说来讲,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也有很大的弱点,即过分强调应用,把简便与繁难当做衡量文字优劣的唯一尺度。马体乾《谈文字》中有段话说,“文字之为器于国民,犹斧斤之于工师,贵易举,不贵繁重;其为不可少于人类,犹宫室衣服菽粟水火,恶其缺漏而不厌其简朴。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难于用,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这种一味强调便利的观点,会导致盲目改造,也过分强调了文字改革中人的意志,忽略了文字理论、规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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