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0.1  跨国问题：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失衡

  0.2  跨国因素：全球经济的复杂性、规制变化和知识创新

  0.3  文献综述：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0.4  文献分析：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现代金融理论

  0.5  从“旧知识”经济向“新知识”经济的嬗变

  0.6  探讨建立资源配置新理论的基础、途径和方法

  0.7  探讨建立经济组织新理论的基础、途径和方法

第一章  定义及有关说明

  1.1  对几个概念的初步讨论

  1.2  资本虚拟化的跨国流动性与生产和服务总规模

  1.3   方法论及有关概念的说明

  1.4  动力学及有关概念的说明

  1.5  价值论及有关概念的说明

  1.6  经济学及有关概念的说明

第二章  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础

  2.1  新理论的总体分析框架

  2.2  新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2.3  新理论的核心分析框架

  2.4  动力学基础：资源配置动力学（李宗诚，1996）

  2.5 价值论基础：系统功效价值论（李宗诚，1996）

第三章  对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体系的初步分析和探索

  3.1  市场的非完备性：微观、宏观和全球视野

  3.2  价值链、生产网络和基于OS/HSS的全球动态汇通网络

  3.3  全球分工体系的主导权和利润瓜分的非对等性

  3.4  产业链内部和外部系统之间的对冲均衡收入关系

  3.5  复杂经济大系统的内部集中、分散和集散机制设计

  3.6  复杂经济大系统的外部集中、分散和集散机制设计

  3.7  满足协调优先原则的产业技术构成最优竞标选择机制设计

  3.8  满足效率优先原则的技术主导模式评审有效选择机制设计

  3.9  满足协调优先原则的社会知识构成最优竞标选择机制设计

  3.10  满足效率优先原则的知识主导模式学术评价选择机制研究

第四章  价值链分析、市场均衡分析和对冲均衡经济学分析

  4.1  价值链体系与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关系

  4.2  价值链体系与垄断竞争市场均衡关系

  4.3  价值链体系与完全垄断市场均衡关系

  4.4  实在功效与虚拟功效对冲化的价值链

  4.5  实在功效与虚拟功效对冲化的行为人

  4.6  基于虚拟化指数的对冲均衡收入分析

  4.7  实在功效、虚拟功效和两类经济行为

  4.8  实在功效、虚拟功效和动态市场模型

  4.9  系统价值组合、风险和对冲均衡收入

  4.10 系统价值组合、收益和对冲均衡模型

第五章  价值链——融资链系统的对冲均衡经济学模型

  5.1  消费函数、边际融资倾向和对冲均衡

  5.2  收支模型、边际流动倾向和对冲均衡

  5.3  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收入支出模型

  5.4  本原需求、衍生需求和货币市场均衡

  5.5  价值链、博弈性偏好和衍生货币市场

  5.6  与货币有关的对冲均衡国民收入模型

  5.7  与价格有关的对冲均衡国民收入分析

  5.8  与价格有关的对冲均衡国民收入模型

第六章  产业价值链系统对冲均衡经济学分析

  6.1  产业价值链内部和外部系统竞争关系

  6.2  产业价值链低端和高端部门均衡分析

  6.3  产业价值链实际和虚拟资本对冲关系

  6.4  产业价值链实际和虚拟资本均衡分析

  ……

引    论

在现代经济史上，只有剧烈的危机才能带来剧烈的变革。

近几十年来，全球金融及其衍生产品市场一直在急剧扩张，对全球生产及服务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广。与此同时，一系列金融危机和经济大震荡先后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丛林法则不论在地区经济和国民经济中还是在世界经济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2007年初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再次恶化。美国经济已出现衰退，世界已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盛行多年的美国经济政策被一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引入歧途，那些人坚信金融市场本身能完全起到调节与平衡的作用[1][2]。

从近几年来相关研究文献及各种媒体报道来看，体现美元霸权的当代国际信用本位制货币体系是一系列金融泡沫灾害和全球经济震荡的助推器，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金融战争和全球经济灾难的总根源。金融的每一次震荡和危机都是隐形的国内财富再分配和隐形的国际财富再分配，而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无边界流动在不断加剧这种过程。从全球价值链体系来看，在金融大博杀中，国际强势资本和国际弱势资本总不是等量级的对手。

严酷的现实是，既存在着各国经济体系的多层级剥削价值链，又存在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多层级剥削价值链。金融创新的重心应当从工具创新和机构创新转移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上来，既要建立各国经济体系的多层级共生价值链，又要建立全球经济体系的多层级共生价值链，将全球化资源掠夺体系改造成为全球化财富创造体系。

当代人类不仅面临着通常意义上的实质经济，而且面临着源于虚拟资本交易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源于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和源于用新技术模拟或虚构真实世界的虚拟经济（Visual Economy）。经济学不仅应当研究与最终消费有关、从而与价值创造有关的实体经济，而且应当研究与虚拟资本、从而与价值创造缺乏密切联系的虚拟经济。

在当代社会复杂经济体系中，随着价值链及其再生产体系不断地由产品价值链及其再生产体系扩展成为企业价值链及其再生产体系、产业价值链及其再生产体系，进而扩展成为国民价值链及其再生产体系，乃至扩展成为全球价值链及其再生产体系，各级各类商品市场的基本模式或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不改变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类型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不论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完全竞争市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垄断竞争市场，或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完全垄断市场，它们都从纯粹的简单性类型向变异或混合的复杂性类型转化。随着经济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多层级的价值链上的合作和竞争与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和合作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手段不仅正在改变信息产业的格局，而且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发展轨迹。软件行业和信息服务业会更加规模化、集中化和精细化，终端设备会更加简洁、丰富、轻量化和个性化，泛在计算成为现实。全业务运营全面影响网络、业务、品牌、服务、终端、资费等运营过程的所有方面。从全球来看，实行融合的网络和技术是全业务运营关键核心能力。信息通信技术的总体发展趋势为智能化、融合化、宽带化、泛在化；泛在的应用无处不在，网络技术需超前研究；网络业务量高歌猛进，有线、无线宽带协同发展；互联网、物联网融合发展，泛在网蕴含创新空间。十几年前，整个电脑硬件的制作在产业链里是很重要的位置，后来慢慢向软件转移了，再到后来向服务转移了。

在现行经济政治体系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泡沫、金融危机和网络泡沫破裂必定波及全球，造成全球性灾难……

全球性经济灾难出现之时，就是经济学浴火重生之日。

01  跨国问题：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失衡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界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入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东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经济体产品出口迅速增加，进而降低了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预期，包括那些以全球性长期利率为基础的通胀预期。全球长期利率下滑不可避免地导致证券溢价和房地产现值利率偏低。与此同时，相应的资产价格则大幅升高。尽管美联储此后大力采取紧缩措施，长期利率却几乎没有变化。从更大范围来看，资产价格正与短期利率逐渐脱钩。证券、债券和房地产以及由资产中介机构派生的金融资产等可套利资产现在正消耗着各国央行的资源。庞大的利差交易和外汇市场更推高了资产价格。几十年来一系列金融危机表明，在投机热将投机者烧毁之前，泡沫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策手段被安全地挤掉。看来，返回正轨尚需长期调整。

所有的这些危机都各不相同，但许多危机有着共同的特点。它们始于外国投资者受“经济理想王国”的故事引诱，导致资本流入。这致使实际利率处于低位，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国内借贷和支出大幅增长，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资产价格飙升，借贷增加，并且资本流入增长。最终，泡沫破裂，资本大量流出，而坏账堆积如山的银行体系崩溃。当泡沫破裂时，资产价格下跌，非金融借贷者的净值缩水，金融体系同时出现流动性变差和资不抵债的情况。信贷增长放缓，或者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支出疲弱，尤其是投资方面的支出。多数遭受危机冲击的新兴经济体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大批的破产浪潮[3]。2008年是世界经济剧烈动荡的一年，上半年全世界还在担心物价上涨，下半年却是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

显然，国际金融格局在发生深刻的巨大嬗变。美国次贷危机使欧美等地区的国际金融机构备受重创，将加快发达国家主导的旧国际金融格局的瓦解。当然，同时也是中国金融资本迅速崛起、参与构建国际金融新格局的良机。美国次贷危机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影响程度还会持续加深，使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市值大量蒸发，也令全球金融业排名重新洗牌。这种冲击可能进一步加速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动：由发达国家单边主导的旧的国际金融格局将发生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国际金融格局中迅速崛起的一股力量。

每一轮大的波动都是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而在某些特殊体制下每一个政策变动都成为新一轮洗劫散户的工具。我们的监管层应该健全体制，完善规则，打击操控股价、内幕交易等不法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富国正是通过贿赂和买通穷国的权贵精英阶层，给不法资金及腐败资本提供了“避难所”，才能够顺利控制穷国的经济，压榨穷国的劳工[4][5]。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世界在2008年笼罩在凝重的气氛中。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热潮或技术进步都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4]。从十九世纪早期大规模运河和铁路的修建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到后来的钢铁和化工等行业的兴起推动美国重工业化的进程，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华尔街密切相关。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华尔街的发展依托于美国的实质经济，而美国的实质经济同样也不可能离开华尔街，两者的良性互动创造出了经济史上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典范，使得美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迅速超越了包括日不落帝国在内的欧洲列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按照约翰·戈登的描述[4]，资本市场的历史就是一部博弈史，是一部在几个不同层次的博弈史。第一个层次是资本的博弈。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经济的概念，而资本市场是自由市场概念的延伸，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式。正是在人类本性驱动下的资本博弈过程中，资本的配置效率客观上被优化了。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将人类本性包括逐利、自私、贪婪等转化为社会经济前进动力的机制[6][7]。第二个层次是金融中心的博弈。在美国建国之初，费城的金融机构高度举债,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便难以为继，使得费城在与纽约的博弈中落败。在伦敦与纽约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过程中，决定因素是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第三个层次是大国的博弈。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博弈，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博弈。在美国发展的早期，美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资本输入。英国和美国的博弈最终以美国超越英国结束。1913年当纽约超越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时，美国超越了英国[4]。这个发人深省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资本博弈、国际金融中心博弈和大国博弈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

实际上，大众赌博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是控制虚拟资本流动性的基本机制。二级证券市场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将现代经济变成大规模高风险赌场。虚拟化的金融资本的本性就是投机，就是赌博。当“伟大的博弈”达到它的“光辉”顶点——“庞大的赌博”时，世界经济离开大灾难也就不远了。

种种迹象表明[7]，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是对金本位期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时国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产生的根源是相同的，这个根源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根源就是用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国际经济n-1问题采用的“不对称”办法[7]。

按照文献[7]的分析，当国际货币本位选择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时，就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各国支付和储备的需求，国际货币本位国美国必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又损害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动摇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特里芬难题”。

另外，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由于其中只有n-1个独立汇率，会有一个自由度的剩余——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有一个货币自由决定其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的问题，就被称为n-1问题。一般说来，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不对称解”。由某单个国家（设为第n个国家）来使用这一自由度，自由独立地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其余n-1个国家承担，这个国家就成为固定汇率区的“中心国”。其它国家由于没有自由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可能，它的货币政策是被动地用来维持两国间的固定汇率和利率平价的，因此被称为“外围国”。其二是“对称解”。它不是由单个国家来使用第n个自由度，而是由n个国家联合来使用这个自由度，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n个国家共同联合承担，因此在这样的固定汇率区中，不存在“中心国”和“外围国”之分。达到对称解的办法，既可以通过成员国联合协调行动，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区创建共同的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其三，对于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区，还可以有第三种办法来解决n-1问题。它是为n国组成固定汇率区的国家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n个汇率通过与外部驻锚的汇率固定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固定，外部驻锚的价格则是由系统外的因素外生给定的，这样，系统内的n种货币就都是内生决定，系统就具有相容性。

按照文献[7]的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围绕美元展开，是用不对称的办法来解决固定汇率体系的n-1问题的，美国是“中心国”，主要的“外围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曾经是西欧、日本，现在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8]。只要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地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顺差就几乎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就几乎不可避免。并且，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采取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正是由用单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虽然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使这一内在矛盾得到缓解，但矛盾并没有根除，“广场协议”就是这一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政策调整，并且调整责任主要落在了当时的“外围国”日本和德国身上。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对于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们来说，需要回到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探讨，需要用极其清晰的思想分析国际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需要为理解近期出现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趋势背后所包含的经济学原理做出探索性的工作[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