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章  文化资本与学者

  第一节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社会生成

  第三节  学者的文化资本形态

  第四节  学者的文化资本的特性

第二章  文化资本的学科场域

  第一节  场域

  第二节  国家重点学科场域中的政策系统

  第三节  国家重点学科场域的结构分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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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科是大学承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是大学建设的永恒主题。大学学者是学科建设的最关键要素。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而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居于骨干和引领地位”，引自2006年的《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国家重点学科要实现“一批学科总体水平处于国内同类学科前列，其中部分学科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引自2006年的《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的目标，就必须提高大学学者的知识生产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学者的文化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环境。

学者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取、再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的。社会结构内嵌着各种资源和位置（location and position）。位置受政策制度的影响，预设着占有者及其地位与权力。结构、位置、资源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场域，它们互为约束，互为建构。作为大学文化资本持有者的学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诸多政策和大学学者所应遵守的诸多学术规范以“Habitus”的形式作用于学者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再生产着社会的等级结构，生产着学术精英。学者们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实现文化资本积累的增加和再生产，在最终目标上与国家目标、政府目标、大学目标达成一致：成为社会精英结构的精英者。不过，学者最后的角色仍然是被支配的支配者。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具有建制特征、专业利益、资本分配和转换机制的场域，它以自己独特的文化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场域，但是又与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大学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其资本结构和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大学拥有了一定限度的自主权。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本虽不像以前那样可以主宰大学和学者的命运，但是也从未失去作用，现行的学术体制仍然是一个行政化的体制，学术还是没有完全步入按知识逻辑发展的轨道。以行政手段分配学术资源、任命学科带头人、审核科研课题的申报资格、评定学者的学术业绩的现象仍十分普遍。从大学的本真意义上分析，大学不应是一个行政机构，主导大学发展的不应是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而应是由学者们创造生产的、可以引领社会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价值评价、分配方式应该有其自己的逻辑和标准，应该服从于大学的专业利益。大学的存在意义应该体现在文化的继承、传播与生产。大学应以其创新能力和培养高规格的人才为社会树立典范。所有这些“应该”做的事情却在不断地受到社会外力的干预。大学的价值在受到社会质疑的同时，生活在大学之内的学者们也在呼吁大学核心价值的保护。

将一批大学的学科提升到国家地位、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建设大学的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现象。国家、政府、大学学科是按各自的目标逻辑体系组成的社会系统。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位，是知识生产“车间”，政府冒干预大学的风险、以国家的名义来建设大学的学科，将管理的触角伸入到大学的基层单位，是什么因素使这些目标各异的系统聚焦于“学科”？难道“学科”存在着它们的利益共同点？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除了一种宣言式目的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目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2006年，笔者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学学科组织成长机理研究”的调查研究工作。该项目将学科组织作为一种知识劳动型组织，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将学科组织的成长分为生成期、生长期、成熟期、蜕变期。将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成熟的学科组织。项目组成员从2006年到2007年8月对158个国家重点学科进行了问卷调查，对60个国家重点学科的带头人和其成员进行了访谈。从问卷调查和访谈中我明显感觉到了学者们对结构约束、学科资源配置不均、学者地位差异等问题的担忧。沿着学者们的担忧，笔者对国家重点学科分布现状作了表象处理，发现国家重点学科分布与社会的政治结构分布和经济结构分布有着相似性。这引起了笔者的思考：政治、经济、大学学科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的力量主导着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国家、政府、政党、大学、学科、政治、经济这些看似关系很少的因素被很自然地联系到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学者成为了这些因素最直接的作用对象。经此分析，在学者的身上就应聚集着这些因素的共需部分。研究学者，有可能发现这些问题的某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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