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三、研究的内容

第二章　公司政治关联国外研究回顾

　一、公司政治关联的概念及衡量

　二、公司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三、公司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

　四、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中国公司政治关联的形成及其动因

　一、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

　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

　三、中国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动因

　四、本章小结

第四章　国有股权结构、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

　一、股权结构的理论与研究现状

　二、政治关联研究回顾

　三、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及发电企业的产权结构演变

　四、股权结构、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

　五、本章小结

第五章　政府控制层级、政治关联与代理成本

　一、引言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三、实证研究模型与样本来源

　四、实证分析与讨论

　五、本章小结

第六章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公司治理效率

　一、引言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三、实证研究模型及样本来源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五、本章小结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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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微观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依靠要素投入扩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经济增长转型，转向以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因此改革仍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当前，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而言，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的制约，其生产经营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和微型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国内实体经济面临着“空心化”的危险；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依据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完成后，虽然企业生产经营活力有所提升，经营效率和经营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公司治理效率普遍低下，对国有企业高管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致使涉及国有企业高管的腐败案件频频发生，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经营绩效仍然不太理想。因此，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市场条件，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生产经营环境，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绩效和市场价值。

特别是，电力行业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基础性行业，也属于国有垄断性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行业国有垄断的弊端逐渐显现，垄断性行业的改革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尽管自1985年以来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电力工业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电力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已居世界前列，但电力体制改革并没有解决隐含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电力行业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

由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对电力的巨大需求，致使电力短缺严重，并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为缓解电力供求矛盾，减小电力缺口，发电侧成为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1985年以来，随着国家鼓励“多家办电”政策的推行，外商、企业、私人等多种投资主体可以进入电力生产领域，2002年国家电力公司被分拆，国电公司管理的发电资产直接改组或重组为规模大致相当的5个全国性的独立发电公司，发电环节由中央政府独家垄断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多家独立发电企业，发电环节的市场竞争态势初步形成，但发电企业仍未走出高投入、高成本、低效益的传统模式，也未形成多元化的股权制衡结构，一股独大、单一的股权结构制约着发电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转换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也使其经营绩效难以有明显改善。近年来，由于燃煤、燃油等价格持续上涨，同时生态环境友好型生产要求电力生产企业必须加强对其废气、废水等的污染控制，发电企业，特别是占总装机容量60%以上的火电生产企业的成本上升，而电价保持相对稳定，发电企业的盈利压力剧增，发电公司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行业亏损面急剧扩大，但政府管制致使公司经营性亏损与政策性亏损（如源于“市场煤”与“计划电”价格差导致的亏损）难以清晰界定，国有发电公司高管大多将公司经营恶化归因于电煤价格上涨和电价管制等政策性因素，即国有发电公司高管用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性亏损，并转化为争取政府补贴的借口和迫使政府提高电价的压力，致使公司代理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在当前成本上涨压力下，如何通过提升国有发电公司经营效率来改善经营绩效就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在中国当前转型经济环境下，尽管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地建立和完善，在某些行业或领域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量依然比较强，政府还掌握着许多关键性资源的配置，有些国有垄断行业还设置有行政性行业进入壁垒。这样，不仅国有企业因为产权关系而天然形成政治关联，而且民营企业也表现出强烈的建立政治关联的偏好。虽然国内外研究已经表明企业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资源，能给企业带来诸如贷款效应、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利益，企业凭借政治关联带来的好处也可能实现公司绩效的改进，但是如果企业没有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没有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是热衷于通过政治关联利益来获取收益，那么企业的生产经营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绩效的改善和价值的提升将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企业政治关联还具有“双刃剑”的特性，一方面政治关联可能给企业带来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治关联也需要付出代价，甚至需要接受政府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可能干预，降低公司治理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实际上，国内外均有研究发现公司政治关联甚至可能降低公司绩效和（或）价值，这就意味着政治关联并不能确保公司绩效的提升。那么，公司政治关联的成本效应表现在哪些方面？公司政治关联是否会因降低公司治理效率而导致公司绩效的下降？不同股权结构的公司，其政治关联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等等，这些即为本书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微观企业的经营绩效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股权结构可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根据股权性质可分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股权集中度则依据大股东持股比例界定。一般地，民营企业股权主体明晰，大股东往往为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具有监督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积极性，甚至大股东自己亲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民营企业大多为家族企业或混合家族企业，企业管理人员中有不少企业家（实际控制人）的亲属或家族成员，企业内部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突出。在调查的997位企业主中，有187位企业主的配偶在企业内部工作，占比为18.8%，其中有22.5%参与企业管理，11.8%负责营销，5.3%担任技术工作；有237位企业主有成年子女，其中121位在企业中任职，占比达到50%以上，25.6%的人参与企业管理，39.7%的人负责营销，9.9%的担任技术工作；同时，企业管理人员中还有23%的人为企业主的亲戚，技术人员中有9.8%是企业主的亲属（王宣喻等，2004）。这样，民营企业尽管开始公开聘任外来的职业经理人员，但企业主及其亲属或家族成员依然控制着企业的决策权，外部经理人员很难有决策权，职业经理在民营企业中的地位还很低，发挥的作用还相当小。因此，民营企业尽管股权主体明晰，但公司治理的效率也不太高。近年来不少民营企业主积极参政、议政或聘任前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主动建立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可能导致其原本效率就比较低下的公司管理更加混乱，公司治理问题更加突出，从而不利于民营企业的持续成长。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股权结构问题更加突出，国有股权虚置、国有股一股独大等被认为是造成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经营绩效不佳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制定并尝试了如国有股减持、股权分置改革等多种改革措施。但对于发电行业，从发电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来看，国有发电上市公司依然是主导，而且国有发电上市公司中第一大国有股东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公司比例高达70%以上，这一股权结构特征必然会影响国有发电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进而影响公司绩效。另外，公司高管是公司战略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的责任人，根据高阶理论，高管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年龄等特征均会影响其决策与经营管理能力，进而影响公司绩效。近年来，高管的政府工作背景及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即高管的政治关联特征作为特殊资源，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只是在经济不够发达、法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或地区，公司高管政治关联的现象更加突出。因为，国外研究表明高管的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可借助其在政府部门中的人脉关系资源，帮助公司获得来自政府的好处，如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有利于公司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融资便利、政府税收优惠、政府补贴或政府救助、政府采购合同等，因此高管政治关联一般可促使企业绩效或价值的提升。然而，由于国有企业因为产权关系而形成与政府的天然联系，同时国有企业高管不管其工作背景是否为政府官员，一般均存在一定的行政级别，使国有企业政治关联非常复杂，难以厘清其影响作用，因而现有研究很少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政府管制较强的国有垄断行业为对象的研究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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