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绪　论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引　子

　一、斯大林执政前的苏联教育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育探索

第一章　凯洛夫《教育学》的产生及特征（1930～1949）

第一节　凯洛夫《教育学》产生的背景

　一、三十年代对“儿童学”的批判

　二、三十年代对学校制度的改革

　三、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形成

第二节　凯洛夫《教育学》的产生

　一、“官员兼学者”的凯洛夫

　二、凯洛夫《教育学》的出版

第三节　斯大林意识形态统领的凯洛夫《教育学》

第四节　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的地位

　一、苏联教育理论界大批判

　二、凯洛夫《教育学》地位的确立

第二章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走红（1949～1956）

第一节　中国教育界的“圣经”

　一、选择凯洛夫《教育学》的思想基础

　二、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出版

　三、凯洛夫《教育学》传播“障碍”的清除

　四、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第二节　凯洛夫《教育学》：中国教育学的模板

　一、中国第一部教育学课本的出版

　二、中国《教育学》与凯洛夫《教育学》的文本对比

第三章　中苏两国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1956～1976）

第一节　赫鲁晓夫时期对“苏维埃教育学”的批判

　一、凯洛夫《教育学》1956年的改版

　二、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否定

　三、凯洛夫的自我否定

第二节　苏联教育学研究的转向

　一、苏联教育的改革与苏联教育学研究的转向

　二、苏联课堂教学改革实验及新模式形成

　三、苏联教育学中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回归

第三节　中国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一、五十年代的质疑

　二、中苏关系恶化时期的批判

……

绪　论

一、研究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就此凯洛夫《教育学》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的模板，基于这种理论所形成的教学范式，固化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之中，直至六十余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它的“影子”。今天，中国进行教学改革，试图走上关注学生的未来、促进学生发展的人文主义道路。在这教育转型之时，凯洛夫《教育学》成为无法绕开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对未来中国教育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学术界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过长期的研究、反思和批判，但是，终没有摆脱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直至今日，对其争论还时有发生。

本研究采用以往从没有的视角，对凯洛夫《教育学》重新进行审视。以研究凯洛夫《教育学》在前苏联的命运为主，将其与在中国的命运相比较，为重新认识凯洛夫《教育学》提供新的线索，为我国今后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成果是国内首次对凯洛夫《教育学》在前苏联的命运进行研究。凯洛夫《教育学》产生于斯大林时期，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盛行之时，学术也沦为了政治工具，凯洛夫《教育学》成为斯大林意识形态的教育代表作。这部著作出版之后，曾一段时期内是苏联教育学的“标准教科书的基础”。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其面世后的第八年，也就是1956年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凯洛夫被迫进行了检讨，其学术观点也转向了人文主义。经历了这场大批判后，苏联以促进儿童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开始了大规模教学改革实验，并形成了以斯卡特金为代表的促进儿童发展的教学理论与课堂教学模式。与此同时，苏联教育学转向了以关心儿童，促进儿童发展的人文主义，并形成以赞科夫为代表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凯洛夫《教育学》淡出了苏联教育舞台。

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的命运，与其在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何种原因导致其在其苏联出生地存在短暂，而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却影响长久，至今还在发生影响？本研究在对比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将其归结为一种文化现象：凯洛夫《教育学》现象。

二、研究现状

（一）中文部分

对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颇多，相继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发表。这些研究成果为本项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下面将对这些论著展开综述。

1.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

关于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现在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时间上讲，较早的是陈元晖的文章《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发表在1991年第5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第八章。在文章中，以他亲身经历叙述了凯洛夫《教育学》进入中国的情况，认为其进入中国应该是在建国前，首先传入东北。李涛的论文《关于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教育理论运动的历史考察》（此文亦被编入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也对凯洛夫《教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做了研究，指出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主要渠道。

较为系统的研究是徐立清的硕士学位论文《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和周谷平、徐立清合著的文章《凯洛夫〈教育学〉传入始末考》（2002年第11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2003年第1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这些著作考察了凯洛夫《教育学》进入中国的背景、时间、在中国的出版以及受到批判的情况，并分析了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得以产生深远影响的六个原因：凯洛夫《教育学》的性质；中国古有的教育传统为它奠定了心理基础；传统教育学为它奠定了学术基础；以苏俄教育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先期性导入与学习；中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

还有一些文章对此问题做了研究，但所取史料均未超出上述研究范畴。

2.对凯洛夫《教育学》本身的研究

（1）凯洛夫《教育学》的产生。孙喜亭著文《中国教育学近50年来的发展概述》（发表在1998年9期《教育研究》）认为：凯洛夫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方法论，以教育心理学为依据，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的教育遗产为思想渊源，在总结前苏联广大教师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较完整的“教学论”体系。在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中专有一节“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版的思想体系”。该书直接引用了凯洛夫《教育学》中的原文，认同了凯洛夫对自己教育学思想来源的观点：作为科学一般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化和教育的学说；经过批判地改造过了的教育学的历史遗产，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工作与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们祖国进步的教育学对于科学的贡献；苏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现在工作经验以及家庭教育的经验。

（2）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价。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性质和价值的研究最多。在吴式颖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评价凯洛夫《教育学》是苏联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在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阐述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全面、系统地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普通教育的实践经验，建构完整的教学论体系，提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见解，代表了苏联教育理论建设的一个阶段。凯洛夫《教育学》的缺点在于坚持三十年代形成的全部结论，使它带有浓重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很少有创见性。另外的严重不足是在教学问题处理方面过于机械化，很少辩证化。陈桂生著文《重评凯洛夫〈教育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6月），文章将凯洛夫《教育学》与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进行了对比，认为凯洛夫《教育学》与赫氏《普通教育学》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凯洛夫《教育学》有好多观点来源于赫氏《普通教育学》，并且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课堂教学的六个环节过于机械，乃是工作手册式的教育学。

也有对凯洛夫《教育学》作出不同的评价。孙喜亭文章《中国教育学近50年来的发展概述》（《教育研究》1998年9月）中说：凯洛夫著《教育学》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说明教育这个社会现象。这不仅表现在该书有专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社会作用的学说，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学说等，而且还以唯物史观分析了教育的历史性、阶级性，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分析了教学过程、德育过程等；李三福著文《凯洛夫〈教育学〉的引进对我国教育学科学化的影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1期）认为凯洛夫教育学的特点是：坚持以马列主义和科学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改进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教育并以上述理论为指导，解释各种教育现象，探讨教育和教学规律，为苏维埃教育学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