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共产品供给的兴起：进程与特点

　第一节　公共问题与公共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考察　

　一、公共问题：公共产品考察的历史起点　

　二、公共组织：公共问题解决的集结力量

　第二节　公共需要与需求满足：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运作　

　一、内涵与特征：当代中国公共需要框架界定　

　二、调试与匹配：公共需求与公共职能的协调之道　

　三、转变与创新：政府适应公共需求变化的客观要求　

　四、概念与特征：公共产品的对比分析

　第三节　变革与创新：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方向　一、历史与轮廓：满足公共需求的早期公共产品形态　

　二、协调与满足：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指向　

　三、基础与平台：公共供求关系促进供给机制变革　

　四、主体与框架：公共产品供给的创新思考

第二章　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反思：困境与挑战

　第一节　探索与考察：近代西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历史变迁

　第二节　计划与垄断：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传统提供模式的症结　

　一、合体与同构：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合　

　二、闭锁与控制：权威中心的神化运动

　第三节　分析与比较：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财力限制：致使公共产品量小质差　

　二、供需冲突：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症结所在　

　三、比例失衡：公共产品非均等供给　

　四、重经济轻服务：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　

　五、政府垄断：造成政府效率低下、规模庞大　

　六、腐败与俘获：阻碍公共产品的优化供给

第三章　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新理念：前瞻与创新

　第一节　掌舵与划桨：政府生产与政府供给相区别的理念　

　一、“生产”与“供给”：政府行为对比分析　

　二、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二次分工

　第二节　治理理念：公共服务多元化思考　

　一、语义演进：治理的词源考察　

　二、内涵与特征：治理的综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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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共产品供给的兴起：进程与特点

第一节　公共问题与公共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考察

人类发展至今，能从最初的猿人类发展出来，并具有与自然动物完全不同的特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开始形成有组织的团体力量，不断战胜大自然的威胁，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公共问题。

一、公共问题：公共产品考察的历史起点

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可资利用的劳动方式往往是采集与狩猎，人们使用一些极为简单的劳动工具从事生产，甚至直接凭借自身的器官进行生产活动，生产还只是直接地收获大自然的赐予，而不是采用间接的方式改变自然物，寄希望从天然的自然物中找到生存资料，即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还没有达到改变自然和控制自然过程的程度;相反，人们生产、生活的对象的自然属性直接地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狩猎过程中，单个的个体在面对强悍的野兽时，搏杀的结果可能不是人类制服野兽，而是野兽吃掉单个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作为外在的强制性力量同人的活动相对立，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如何克服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挑战，便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共问题。

马克思认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5页。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决定人之产生的关键是劳动，劳动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劳动的萌芽发源于古猿时期，大约在2000~3000万年之前，由于大地和气候条件的急剧变化，森林面积骤然减少，这就导致长期生活在树上的古猿不得不下树，开始在地面上求得生存，于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古猿开始直立行走，前肢逐步得到解放，并开始慢慢的利用前肢进行简单生产获得生存资料。所以，人的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通过劳动，人类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单个的个体在自然面前仍显得十分渺小，因为人类遇到的第一个公共问题可能就是如何解决大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凡是有人类聚居的地方，就会出现一系列诸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设施、公共秩序、公共保障等公共问题。所以，公共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就存在，因而，人类社会要想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就必须认真解决所出现的公共问题。

二、公共组织：公共问题解决的集结力量

毋庸置疑，人类是所有动物组织中最具社会性的群体。人类在面临大自然的威胁时，她具有一般动物的基本属性——通过群体化的组织生活来解决自己的公共问题。上个世纪初叶，著名昆虫学家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等人通过研究昆虫群体得出：群居的社会性生物具有一种集体的智慧和善于适应的天性，这种智慧和适应力远远高于个体的总和。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生物群体隐隐约约地看到早期人类解决公共问题的轨迹，“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的很多。……只有当你看到聚在蚁丘边的、黑压压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蚂蚁其实不是独立的实体，倒更像一个动物身上的一些部件。”“群体性最强的动物只能适应群体行为。”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蚁丘的回报方式是管理那个整个机构的事务，使其各个蠕动的部件协调一致，使蚁穴保持通风、清洁，”使蚂蚁得到繁衍生息的良好环境。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白蚁在有一个方面更为奇特：群体变大时，其智慧似乎也随之增加。”在白蚁的任何一项活动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白蚁加入，似乎达到了某种临界质量或法定数，于是思维开始了。”“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和细胞器。”“多个单独的动物合并成一个生物的现象并不是昆虫所独有。”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每一种生命形式都用这种或那种信号，对周围的其他生物宣布它在近处，向来犯者划定界限，或向潜在的共生者散发出欢迎的信号。”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地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集合体，他们相互依存，共生共荣。

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一种组织动物，“他只有在社区里与他人一起，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而且，“所有的人至少都有最低限度的自治才能”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正是由于组织放大了原始人个体的“自治才能”，才使原始群体的自然能力得到极大地释放，正如荀子所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5页。这里的“群”就揭示了组织化的早期人类生活状态。但早期的群体生活基本上是以个人采集为主，合作的内容和程度非常有限，收获的分配现象也几乎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有了食物的分配和分食的习惯，还形成了团体消费现象，尤其在家族或氏族内部，逐渐形成了复杂的贵重食物分配、采集和渔猎的安排规范。以卑格米人为例，一般5~10人一起持弓箭打猎包围猎物，猎物离谁最近时就由谁射杀，猎取者将获得猎物的头和一只前腿，其余部分和追赶者一起分享，没有追赶者则没有分配资格，剩余部分归第一个射中的人。第一次分配之后，持有猎物的人回去会根据自己的裁量分给没有分到猎物和没有参加狩猎的人，然后在各个家庭分食。福井胜义等：《环境人类志》，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123~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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