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背景性概念

　三、框架与主题

　四、对象与方法

　五、研究的意义

第一章　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研究的理论准备

　一、“象征社会”：社会结构分析的前提范式

　二、城乡社会结构分析的象征维度

　三、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相关研究与讨论

　四、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述评

　五、总结与讨论

第二章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一、身体的“缺席”、“出场”与中国语境

　二、农民工身体的社会性与象征性意蕴

　三、身体的“政治一元化”与“城乡二元化”

　四、“身体二元化”与农民工身体政治

　五、总结与讨论

第三章　空间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一、社会空间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二、视觉秩序：从农村到“城市里的农村”

　三、异质空间与城乡象征性界分

　四、“空间二元化”与农民工“心灵二元化”

　五、总结与讨论

第四章　话语权力与农民工“他者化”形象建构

　一、大众传媒的农民工话语

　二、农民工形象建构的文本分析

　三、农民工形象的“他者化”

　四、“他者化”的现代性内涵

　五、总结与讨论

第五章　城乡象征二元结构及其现代性意义

　一、“象征二元结构”的概念谱系与界定

　二、象征二元结构与社会结构再生产

　三、象征、国家与现代性建构

　四、“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

　五、总结与讨论

第六章　“心灵二元结构”与身份政治学

　一、农民与农民工的“我”：传统与变迁

　二、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单向他化”

　三、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裂隙

　四、城乡流动中国家的“缺席”与“在场”

　五、总结与讨论

第七章　流动的城乡界线：总结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二、宏观结构研究与微观象征研究的关系

　三、象征因素如何生成并建构社会生活

　四、“城市融入”还是“流动的城乡界线”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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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社会变迁，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换、政治决策的调整、文化观念的更新乃至心理世界的重构，等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中最为明显和根本的莫过于社会结构变迁或曰“社会结构转型”，而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方面是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社会流动的增长，以及微观的人们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都与城乡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社会事实密切相关。

一、问题的提出

以城乡社会结构转型为主题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实践的推进而与日俱增。然而，系统地考察这方面卷帙浩繁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外在的角度理解城乡社会结构，而微观、“隐秘”层面的分析则相对较少。在我们看来，其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惯常理解是把它放在与个人和群体相对立的一端，即只在宏观的、系统的角度理解社会结构，而比较微观的社会行动、社会互动、主观意识和象征符号等则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或仅仅顺便提及而没有作为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以审视和重视。

另一方面，这也与社会学主流的实证主义倾向密切相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理论预设是将社会事实看成客观的、外在的存在，因而可以用科学的手段加以考察和研究。在这种理性主义方法原则之下，那些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事实比较容易被客观地加以把握，而微观的、感性的语言活动、身体符号、主观意识等往往被排斥在实证主义原则之外，或仅仅被当成客观之物加以研究。

实际上，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当代社会理论家那里，社会结构不仅是外在的客观社会事实，而且是与社会行动、主观意识等密切交织的实践过程。如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并非仅仅是社会行动的外在模塑力量，它实际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和行动进一步开展的前提。由是观之，社会结构非但不是外在客观的，它实际上就潜存于社会行动和日常生活之中。而布迪厄同样针砭传统社会学中科学传统与解释传统、宏观倾向与微观倾向以及结构研究与行动研究的二元对立，并在大量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命题，如“实践感的模糊逻辑”（the fuzzy logic of practical sense）、“建构主义的结构论”（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与“结构主义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等。

在现实层面，虽然改革以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逐渐扭转了刚性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制度隔阂，城乡之间社会身份的区分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在城乡之间迂回徘徊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样态使我们看到，镌刻在人们身份与观念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消失。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突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譬如，就居住空间而言，农民工群体“漂移的社区”与城市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并非或不仅仅是建筑风格的问题，更是身份与地位的差异问题。“空间”成为一种象征标记，彰显了城乡区分与社会不平等。

结合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我们认为，关于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面临一个微观转向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工群体所负载的一系列表征其社会身份的象征标记，如服饰、体态、表情、语言等身体特征，如居住地及其样式、大小、设施等空间特征应纳入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研究之中。这些象征标记常常成为城市话语（媒介信息、文本框架、社会评判等）加以利用的标签，由此建构对农民工身份的认知与想象。身体、空间、话语等往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区分的结构性力量，这促使我们将微观现象的象征意义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勾连在一起，以期通过对微观现象的分析探寻社会结构转型之势。

从身体、空间、话语等角度分析城乡社会结构变迁，或许可称为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研究的“微观层面”与“人文向度”。所谓微观层面，是强调身体、空间、话语等微观角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城乡关系的新特点，而宏观的结构分析往往力有不及；人文向度则意谓这些问题往往难以通过量化的方法加以研究，在“动手”之外，还须“用心”。

立足于改革以来乡城社会流动日渐增加的事实，本书试图揭示由农民工群体所负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微观与象征层面的展现，以及微观象征因素对城乡社会身份的建构、分隔与固化作用。我们试图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群体在身体（服饰、体态、表情、语言等）、空间（样式、大小、设施等）、话语（媒介信息、文本框架、社会评判等）等象征层面是如何呈现“城市中的城乡界线”的？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界线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身份产生怎样的模塑作用？这种呈现与宏观的国家现代性形象的建构有何关联？我们尝试通过提炼“象征二元结构”这一概念对上述问题做出探索性的回答。

二、背景性概念

我们需要简要解释的前提性概念有三：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现代性。其中，现代性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也是本书的论述语境；社会转型是现代性建构的表现和重要过程；而身体、空间、话语等因素可以被看做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并参与到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如此一来，微观层面的身体、空间、话语等问题便与宏观的社会转型和现代性建构过程勾连在一起。下面对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分而述之。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概念之一，不同研究者往往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其做出不同的理解。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把社会结构比拟为人体结构，认为社会就像一个由各种器官和系统构成的生物有机体，并像后者一样存在进化和分化过程。涂尔干（Emile Durkheim）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是具有客观先在性和集体强制性的社会事实，如物质性的国家、教会，非物质性的集体良心、道德风尚等。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只是个形式或名称，它以现实的社会行动为基础而不能独立存在于人们的行动之外。而吉登斯则在结构化的意义上谈论社会结构，认为结构作为被反复组织起来的规则或资源，是社会行动者日常活动的依据，并被后者再生产出来。但一般认为，“社会结构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诸如学校、政府等都是社会结构的组成单位。这只是对社会结构的一般性理解，在具体的研究中社会结构究竟被如何界定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按照沃特斯（Malcolm Waters）的概括，社会学家们常以社会结构这一术语来描述自己在观察中所发现的模式。这种结构观念存在三种思路：第一种来自建构主义社会学，认为结构是人类有意或无意创造出来的，它被视为一种作为人类行动后果的突生规律性，思维着、行动着的主体被看成结构安排及其内在约束的创造者，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为例证。第二种思路把社会结构看做一个观察者的范畴，一个呈现在社会学家脑海中的概念，是个方法论范畴或分析性范畴，涵括了所有有规律、持久的关系面相，其倡导者是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第三种思路是沃特斯本人所主张的思路，将结构看作潜藏于外在表象之下的决定因素，支撑它的日常社会经验与信念则被当做一种假象，掩盖了位于意识层下的一个真实但却隐秘的实在，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隐秘的实在。参见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1页。

在我们看来，上述关于社会结构观念的三种思路并非互不关联，而是随着研究者的理论立场、研究对象和方法原则的转换而交织在一起，换言之，综合这三种思路或许更有益于揭示和说明问题。因而本书不对三种思路或取向做出单一选择而是综合运用之。在我们的研究中，“城乡社会结构”是本书的核心关注点。这里的“结构”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有时也被当做“分析性范畴”，而本书对“象征性结构”以及“象征二元结构”概念的运用则更接近上述第三种思路，即试图揭示日常生活中所潜藏的“隐秘的”社会结构。总之，本书侧重于在城乡“实体性”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基础上，揭示其象征性建构的层面。

我们需要阐释的另一个概念是“社会转型”。关于“社会转型”，一些学者给出了大同小异的理解和界定。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性社会向法制性社会转型”。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而西方论者则以“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为概念工具探究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4:663~681.

上述对社会转型的理解从总体上表明了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以及这种变迁的基本特征。在我们看来，如果将社会转型看做一种实际过程，那么上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的观点，表达了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相对于改革以前以及更为久远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如果将社会转型作为一种最终方向，那么上述“从……到……”的表述方式则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

这种目的论有两个潜在问题：一是把人们的视野引向一个终极目标，而对具体的实践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缺乏关注，因而存在将问题简单化的嫌疑。二是这种目的论也带有“现代化范式”的意味。所谓“现代化范式”，“是一种有着明显的‘思维定式’或‘前见’性功效的未经质疑的有关现代化的规范性信念”。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0页。例如，有关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的理论想象便带有“现代化范式”的色彩，实际上，有关这两方面的现实要比想象中的图景复杂得多。中国社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同的，比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力量并没有催生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就城市化来说，中国社会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使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更显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解释或想象中国的现实往往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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