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传播

  第二节 《杂宝藏经》的作者、成书及版本源流

  第三节 《杂宝藏经》研究综述

第二章 《杂宝藏经》名词研究

  第一节 单音节名词

  第二节 双音节名词

第三章 《杂宝藏经》动词研究

  第一节 单音节动词

  第二节 双音节动词

第四章 《杂宝藏经》形容词研究

  第一节 单音节形容词

  第二节 双音节形容词

第五章 《杂宝藏经》代词研究

  第一节 人称代词

  第二节 指示代词

  第三节 疑问代词

第六章 《杂宝藏经》数词研究

  第一节 基数词

  第二节 序数词

  第三节 数词组合

  第四节  数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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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传播

鲜卑族主要包括拓跋部、慕容部和宇文部三个较大的部落。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一直活跃在中国北方地区。淝水之战后，鲜卑拓跋部在塞北建立了北魏王朝。为了便于统治，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拓跋珪把首都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这段历史，称为北魏平城时代，始于公元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终于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平城时代历经6帝7世，凡97年。

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朝之时还是一片荒原，西汉初年始设平城县，隶属雁门郡，其实只是一座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土堡。公元200年，著名的白登之战造就了平城的历史地位，让平城最终名垂青史。之后，随着东汉式微，汉族势力南迁，平城及其周边广大地区先后成为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场。拓跋鲜卑族定都平城后，将平城改称代都，设置了司州、代尹和平城县等行政管理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宫廷营建活动。从此，平城从荒凉的塞外小镇逐渐发展成为北魏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1.1.1佛教勃兴

魏收《魏书·释老志》已经指出，佛教在北魏时期获得了极为快速的发展。从北魏迁都开始，平城就逐渐成为一座充满佛教色彩的城市。迁都工作完成之后，国朝渐趋稳定，民众的佛教信仰进一步深化。天兴元年，道武帝敕令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参见《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绩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同上。“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同上。据《魏书》记载，自文成兴光至孝文太和，平城寺庙建至百所，僧尼达到2000余人。高僧玄高、慧崇、玄畅、昙曜、僧显、僧逞、道登、慧深等，皆名闻平城时代。

1.1.2太武灭佛

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朝廷，承继了汉代初年的思想主流，不仅“好黄老”，又喜“览佛经”，因此，佛道之间的相互排斥很快上升为朝廷行为。《魏书·释老志》曰：“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同上。“世祖欣然，乃始崇奉天师。”同上。重臣崔浩三番五次的建言，使寇谦之的道教思想渐渐深入皇室。公元440年，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年号明显带上了道教色彩。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冬天，卢水胡人盖吴谋乱关中（今陕西杏城），叛众多达十万，声势浩大。公元446年，太武帝西征，行至长安一座寺院。“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驻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参见《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血腥、最暴烈的灭佛运动开始了。烧掠寺庙，罢废佛道，捕杀僧尼。“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同上。其实，太武西征之前，已有“灭佛法，害诸沙门”之事，“盖吴造反”只是“太武灭法”的导火索而已。

太武灭佛，虽然动用了国家意志，却没有彻底动摇上至皇太子、下至僧尼教徒的佛教信仰。“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如是再三，不许。”同上。虽然素敬佛教的太子晃有意“缓宣诏书”，使“远近皆豫闻之，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更有昙曜、师贤等高僧“守道不改”。“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同上。“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同上。太子晃、昙曜和师贤的行为表明，佛教从汉代进入中国后，历经数百年潜移默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

1.1.3文成复法

正平二年（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下诏复兴佛教：“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参见《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佛教的顽强生命力，令太武灭佛活动很快烟消云散。诸州郡县承迎法令，“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同上。。“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同上。凡喜好佛法、出身良家、性行笃厚、自愿出家为沙门的民众，不问长幼，听其出家。文成帝还亲自为师贤剃发，任命其为道人统，并诏令有司雕造等如帝身的佛像。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又敕令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造各长一丈六尺的赤金释迦立像。和平初，师贤卒，昙曜继任道人统，更名沙门统。至此，在统治者大力扶持下，佛教发展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轨道，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1.4北魏译经

文成帝时期，沙门统昙曜不仅率众开凿了举世闻名的“昙曜五窟”，成为云冈石窟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的开创者，而且还组织发动了天竺沙门常那耶舍等人，于公元460-471年新译了佛经14部，后世传本2部5卷。隋释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九曰：“太武帝崩，子文成立，即起浮图毁经，七年还兴三宝。至和平三年，诏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凌废，欣今载兴。故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庶使法藏住持无绝。”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85页a栏。下文所引佛经文献及用例，均摘自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例句后的数字表示该句所在佛经的册数、页数以及栏数，abc分别表示本页上、中、下三栏。出于其他文献典籍者，别加说明。据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昙曜等人的译经时间当为北魏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现存《付法藏因缘传》6卷和《杂宝藏经》10卷，是与吉迦夜共译的。考察云冈石窟第9、第10两窟的洞窟形制（平面方形，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画面中附榜题等）、窟顶平棋、人物题材多样，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及其装饰、主像组合新颖（第9窟释迦，第10窟弥勒）等，均与早期雕建的昙曜五窟有别，已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其中雕刻的大量因缘故事，却与以上经书内容完全吻合，由此可见，《杂宝藏经》对两窟雕刻内容的影响可谓特别巨大。

总结北魏时期的汉译佛经，明显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译经受官方扶持和王公显贵供施；二是译家多，译经范围广，译经活动连续不断；三是译家系统译介瑜伽行派经典著述，传承授徒，形成了义学派别。北魏时期的汉译佛经文化工程，大致可以分为平城、洛阳和邺城三个时期。

平城时期译经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集中在孝文帝延兴年间（公元471-475年），有两家译经组织从事译经。一是沙门统昙曜主持的译经集团，由凉州徙居平城的河西僧人和一些外僧组成，共译出新经14部，后世诸录记载昙曜译经3部7卷（实2部5卷），按有目可查、有本可据原则，应该在14部之中；二是吉迦夜为首的译经集团，吉迦夜翻译经典，后世经录作“吉迦夜共昙曜译”或“吉迦夜为昙曜译”，其实昙曜只是作为沙门统主持吉迦夜的译经活动，实际翻译者是吉迦夜，笔受者是法武（即刘孝标）。吉迦夜译经在延兴年间；昙曜译经在延兴及延兴年之前。

昙曜译经。后世诸录往往把昙曜和吉迦夜作为共译者论列，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二者区别对待。《魏书·释老志》明言，昙曜共常那耶舍译新经14部，诸经录僧传谈到北魏佛教复兴时，也均提及昙曜于北台石窟寺集诸德僧，与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及《净土经》之事。昙曜是北魏复兴佛教的重要人物，《魏书·释老志》作了较详细记载，《续高僧传》也立传记述。昙曜译经集团的译经场所是北台石窟寺（即后来的云冈石窟），其组成者主要包括从印度、西域辗转凉州而往来的僧人和河西凉州僧人，也可能还有一些青齐儒士参加。主要译经者是外僧常那耶舍和昙曜，常那耶舍的具体情况史籍缺载，只知他是天竺人，从凉州辗转来到平城。昙曜和常那耶舍的译经时间当在延兴之前，太和之后（公元460-471年）。昙曜和常那耶舍共译经14部，后世传本2部7卷。《长房录》作3部，误将北凉道泰所译《入大乘论》2卷算在其中；《武周刊定录》和《开元录》作3部，列失译经《大吉义神咒经》于其中，《大正藏》亦如，吕澄《新编》改正。昙曜2部译经如下：

一是《付法藏因缘经》，或作《付法藏经》《付法藏传》，原4卷，现藏内6卷，和平三年译于北台石窟寺。诸经录或作“见菩提流支”，或作“第二出”，或作“吉迦夜重译”，说明吉迦夜之前已有本子，后世传本当是吉迦夜的修补本。《大藏经》里的《付法藏传》应是昙曜和常那耶舍翻译，吉迦夜修正的本子；二是《净土三昧经》1卷，与刘宋文帝时凉州沙门宝云所译同本异出。

吉迦夜译经。吉迦夜，意译何事，其事迹史书缺载，只知他是西域人，《开元录》说他“游化在虑、守物为心”，可能是主张瑜伽行派唯识的僧人。为吉迦夜译经作笔受的法武，即刘孝标，《梁书》卷五十有传，《魏书》卷四十三附传于《刘休宾传》。按传当生于北魏太安四年（公元458年），八岁之后削发为僧，取名法武，14至35岁之间为吉迦夜译经作笔受。吉迦夜译经在延兴二年（公元472年）之后，共译4部19卷，如下：

《杂宝藏经》原作13卷，《开元录》作8卷，今《大藏经》10卷，共昙曜译；《称扬诸佛功德经》3卷，原名《集华经》《诸佛华经》《现在佛名经》，与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译本同本异出；《大方广菩萨十地经》1卷，为《华严经·十地品》节译，西晋竺法护译为《渐备一切智德经》（或称《菩萨十地经》），鸠摩罗什译为《十地经》；《方便心论》2卷，与东晋觉贤译同本异出。

洛阳时期译经规模之大、参译者之众、译出经典之多，堪称元魏译经之首。主要有昙摩流支、菩提流支、伏陀扇多、勒那摩提四家，其中菩提流支译经时间最长，译经最多，影响最大。菩提流支译经自永平年（公元508年）至北魏末东魏初，曾有宣武帝元恪、侍中崔光、义学名僧僧朗、僧辩、道湛等作笔受，或为其经论作序。菩提流支共译经典38部127卷，主要为大乘瑜伽行派所奉的经典和论著。伏陀扇多和勒那摩提译经几乎与菩提流支同时，但三家各自独立、互相竞美。由于各不相访，以至于造成一些经典的重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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