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出版时间:2017年9月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本书记录了作者对公共治理、公共政策、公共问题的许多思索和见解,也记录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书中涉及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有的是观念、认知问题,有的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都是公共治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
作者姓名: 秦德君
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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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68
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了作者对公共治理、公共政策、公共问题的许多思索和见解,也记录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书中涉及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有的是观念、认知问题,有的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都是公共治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这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也有切合实际的建言对策。一定意义上,它是一份记载了十多年中国社会发展和公共治理历程的“全息记录”。
作者简介
秦德君 政治设计研究专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师从于我国著名新闻史学专家丁淦林教授;政治学博士,师从于我国著名政治学家王邦佐教授。著有《政治设计与政治发展》(商务印书馆2009年)、《公共生活的地平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政策设计与政策营销》(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年)、《政治设计研究: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领袖形象的政治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传媒政治时代的形塑、建构与传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会项目)、《领导者公共形象艺术:领导力与领导生涯成功策略》(研究出版社2009年)、《中国公民文化:道与器》(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主编著作《国之栋梁——陈国栋百年诞辰纪念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在《学术月刊》《学术界》《社会科学》《东岳论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复旦大学学报》《新闻记者》《探索与争鸣》《人民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深圳特区报》等发表文章400多篇。
近年主要研究政治设计、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公共传播、公民文化、领导者公共形象管理等。多项研究获省部级以上优秀著作奖、优秀论文奖。社会兼职主要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城市文化与公共政治设计”研究基地负责人、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决策》杂志专栏作家、《现代领导》杂志副总编等。
序言一
序言二
一
公共管理与时代精神
“有为”才“有位”?
晏子治阿的启示
大领导,小领导
规则与伦理
我们有多少“思想”要解放
向古代学智慧
读书也是领导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爸是李刚”的背后
把复杂还原成简单
二
政绩观:历史性与时代性
倡导低碳行政
管理社会组织是一门艺术
顶层设计:是什么,不是什么
“店牌”与公共政策
媒体不是用来“应对”的
换一种方式化解对抗
“社会就是模仿”
创新是件严肃的事儿
建筑,是对城市品性的解说
权力,不是一种“乐趣”
三
城市的文化身份
《六韬》中的民生议题
贫富差距与社会正义
还是要有点“书卷气”
小聪明不如大智慧
建立人大代表“履政”培训制
转型发展考量城市领导力
多点让城市“自然成长”的耐心
质量的“病痛”
要紧的是加快推进改革
规制是国家政治建设的灵魂
……
公共决策的焦点: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
一
公共管理与时代精神
“政府再造运动”、“政府企业化”、“政府绩效评估”等业项的兴起,表明在新的历史时空中,公共管理又面临着新的革故鼎新的议程。
人类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走过。人类的进步就是在一个个十年,在一天天日出月落的交替中,积累和完成的。
政府管理有悠久的历史,但本质上,公共管理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命题。它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至少它从形式上表明,一个社会是由“公众”参与管理的。20世纪人类公共管理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由管制到管理、再由管理到治理的过程。而21世纪“政府再造运动”“政府企业化”“政府绩效评估”等业项的兴起,表明在新的历史时空中,公共管理又面临着新的革故鼎新的议程。
接下来,公共管理将会迈向怎样的境界?
正义法则。“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也是公共管理合法性的基石。没有正义,公共管理就没有灵魂,“倒钩执法”“暴力城管”“野蛮强拆”“代表谁说话”之类,便会大行其道。再比如“服务型政府”的推进,体现的也是正义法则。政府不是用来“管”人民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履行好“服务”职能并真正将这个职能贯穿于整个政府过程,是一种正义法则的确立。
多元主体。公共管理不是“政府管理”。它不是政府“包打天下”,而是社会多方面的协同、参与、联动和共治。社会参与度越高、主体越多元,公共管理、公共决策的“公共性”越高。
有限理性。几乎所有传统政府模式都有着“全能理性”假设、“强政府”取向和“管事偏好”的冲动。但如管理学家西蒙指出的:人类只拥有“有限理性”,不可能有“全能全知”的决策体系。意志越张扬、“管事偏好”越炽,公共绩效就越低。干预市场越多,政府就越没有市场。认知和恪守“理性”的有限性,是真正的理性。公共理性不仅强调“奋发有为”,还强调“无为而治”,即在市场和社会自发秩序发生作用的地方不滥施影响,不花费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适度规制。人类的规制,已成为巨大的文明堆积。好的规制推动进步,“恶”的规制不但遏制人类进步,还恶化人性。公共管理领域“规制定律”是:规制愈多,管制愈多,制度效率愈低;规制愈多,“设租”愈多,“寻租”和腐败率愈高。规制愈多,创新愈弱。在中国,很多中小科技创新型企业诞生在深圳,是因为那里管制相对弱。
审慎改度。很多“创新”“改革”名义下的肆意妄为,不仅大量耗费公共资源,还引发种种社会弊端。“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这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子产的话。一种善政,必须是法度有序的。孟德斯鸠也说过:“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更改法律。”正如规制太滥一定导致低效率和高腐败一样,“改革”“创新”太多太滥,折腾就多,一定会打乱社会内在节律,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运行。
低廉成本。历史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权都是“高价政府”,都大量耗费民脂民膏、不恤民情。各种过高成本刻意“打造”的东西、各种华彩的宏大叙事,都与现代公共行政精神相悖。重视行政成本的监测和控制,重视行政过程“成本-收益”分析,使公共管理处于低成本、高激励状态,是下一步公共管理面临的必然选择。
简约风格。好的管理,一定是大象无形的。公共管理的紊乱、无序总是与芜杂、非制度化甚至各种腐败、各种病灶相关联;也时常与“掌舵”不力,热衷于“划桨”的错位有关。从“繁杂型”走向“简约型”,是公共管理迈向新境界的必需品质。没有“政府意志”的超强度张扬,没有不必要的扩张和旁逸,可简化的都简化、可裁剪的都裁剪,整体上就能呈现朴素、简约的时代新风。
至少上述这七个方面时代精神的核心要素,将促使公共管理“允执其中”,迈向更新更高的境界。新的时代精神带来的激荡变迁,将不仅仅是公共管理方式、手段、方法方面的差异,更是一种管理哲学和内在品质上的深刻变革。
(《决策》2010年第1期)
“有为”才“有位”?
各个部门为“有位”而奋斗,“政绩”成为日常行政的核心,有利相争、无利相推,形成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一切为政绩、为考核、为争“位”的运行机制,这是一种行政价值目标上的错位。
前几天,有朋友来坐,说起忙的事儿。说加了几天班,终于把今年“工作盘子”整出来了。全年工作十大类,每个类别各有十多项不等。加起来,全年工作多达100多项。
“不能简单些吗?你单位不大,事这么多,做得了吗?”我问。“不这样不行啊,你要有位,就得有为。”朋友说。
是的,“有为才有位”,流行多年,已是当下一种普遍的“行政哲学”。问题是,这种貌似“进取”的理念,其实根本经不起公共理性的考量。
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位”,是制度化的而不是折腾出来的,其职能是法定的而不是人“为”的。科层制的本质,是部门职能与法理权限根据实际需要来设置。如果“有为才有位”,表明这个单位或部门的“职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一个职能不清的单位或部门,是可有可无的,严格说是没有公共绩效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有为才有位”这种逻辑,对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法制化和“科学发展”取向,构成了一种负面挑战。
其一,“有为才有位”产生一种导向,就是如何把事情弄多弄大。声浪越大,工作越有成绩,获得认同越多。这样,人们就会不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是根据如何突出本部门“地位”、如何有“轰动效应”来“谋划”工作,无事生事、小事大做,造成工作“虚假繁荣”。实际上,它没带来公共利益的增进,体现的只是部门利益,不必要地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
其二,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价值目标,是推进公众福祉而不是自身的“位”。在“有为才有位”理念下,各个部门为“有位”而奋斗,“政绩”成为日常行政的核心,有利相争、无利相让,形成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一切为政绩、为考核、为争“位”的运行机制,这是一种行政价值目标上的错位。
其三,公共行政的一个内在逻辑,是公共部门有不同的“区域”梯次布局。除少数处于“一线”部门外,大部分非“一线”部门“冷”一些,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有些政策调研部门,工作性质决定其应处于较为超脱的位置上,这样有利于保持一种客观,以提供符合实际的调研政策建议。如果每个部门都很“热”,都很“一线”,不仅抹杀了部门性质、模糊了行政分野,而且不利于形成科学决策,整体上影响行政效能。
这里,还有个需要考量的相关问题,即:究竟什么是“勤政”?
一些地方的行政理念中有一个误区,即认为多干事、多管事、多扩张,才是“勤政”,才是“奋发”,才是“有为”。于是“公共忙碌”成了当下无处不在的行政特征。至于该不该“忙”、“忙”得有无公共绩效,则无关紧要。科学的公共管理,是制度内化为机制的管理而不是行政动作“多且滥”的管理;是简约的管理而不是繁杂的管理。“忙政”不代表勤政,“繁政”也不是勤政。“忙政”时常与大包大揽、过多承揽社会事务及不当“有为”观有关。
1978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467%,低于同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成本开始大幅度攀升。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GDP增长146倍,而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23倍。近几年,行政管理费用以更快速度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长率。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一种“有为”,都是需要支付巨大行政成本的。“有为”与“有位”,都得考量它是否合乎公共利益,是否经得起“成本-收益”的分析。在行政伦理上,为了所谓“有位”而“有为”,是行政价值导向的偏失,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任何一个公共部门,都不应为争“有位”而去搞所谓的“有为”。
(《决策》2010年第2-3合期)
晏子治阿的启示
这个故事,反映了公共管理中一种值得思考的情况,即如何正确认识人的“毁誉”,并透过这种“毁誉”看到背后的真相。
晏婴是中国古代载誉史册的一代贤相。《吕氏春秋》和《晏子春秋》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晏子有段时间在阿县做县令,名声弄得很不好,“三年,毁闻于国”。景公急忙把晏子召回来,要把他免了。晏子向景公谢罪,并要求继续治理阿县,说“三年后,赞誉一定传遍全国”。景公答应了。三年后,果不其然,晏子“誉闻于国”。
景公把晏子召回来嘉赏,并问晏子这是什么原因。晏子说:先前我治理阿县,垒断小路,严格城门的管理,邪恶的百姓就憎恶我;我提拔节俭勤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惩罚苟且懒惰的人,怠惰的百姓就憎恶我;我判案不维护显贵有势之人,那些人就憎恶我;对于朝廷近臣的索要,合法的我就给,不合法的就拒绝,因而近臣憎恶我,由此一时“舆论”沸腾。这回我改了,不垒断小路,放松城门的管理,于是邪恶的百姓高兴;不提拔节俭勤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不惩罚苟且懒惰的人,于是怠惰的百姓高兴;判案讨好显贵有势的人,显贵有势的人高兴;对近臣求索全部答应,因而他们高兴。由此“赞誉”四起。
晏婴拒绝了景公的奖赏。他对景公说:先前我为此受责罚的做法,其实应当奖赏;现在为此受奖赏的做法,其实应当责罚。景公知晏子贤德,“乃任以国政”,三年后齐国兴盛起来。
这个故事,反映了公共管理中一种值得思考的情况,即如何正确认识人的“毁誉”,并透过这种“毁誉”看到背后的真相。以晏子之贤,在阿地尽责治理,政绩出色,“口碑”却很坏,以至于“毁闻于国”,景公要将他免职。后来他管理废弛,“口碑”却好起来,以至于景公要褒赏他。这说明,一个人的“毁誉”,有时并不能反映出事情的真实面貌,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现在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中,重视“口碑”“民意”“测评”等,这很好,反映出重视民意、体察民情的一面。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贪官、昏官的“口碑”“民意”也相当好、测评“分数”相当高。由此,对各种“民意”应当审慎辨析。
前几天,有个单位的领导说起他单位的年终考核。一名在领导层看来特别优秀、管理严谨的中层干部,在“测评”中分数很低,单位领导感到“不可思议”。这事具体情况如何,无法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打分”、“测评”、“背靠背”之类,有公正、真实的一面,也有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而“失真”的一面。我们既应重视“民意”,倾听“反映”,又须看到“毁闻于国”“誉闻于国”不可靠的一面。知人论事,“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
“晏子治阿”这个故事同时也提醒人们,如何正确面对自己的毁誉遭际。一名好的公共管理者,一名好的领导者,在各种艰难的改革实践中,需要有定力、有耐力、有自持力。只要秉持“为天地立心”的信念来为官做事,无论毁誉,都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决策》2010年第4期)
大领导,小领导
一流的领导者,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二流的领导者,能让人服从;三流的领导者,只能让人仰视。
在日常行政过程中,领导干部会显现不同的格局气象。大体上,领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领导”,一种是“小领导”。这里说的“大”和“小”,并不以职位高低论,有的人职位高,却是“小领导”,有的人职位低,则是“大领导”。
大领导是“调控型”领导,小领导是“工匠型”领导。大领导应付裕如,“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小领导急不可耐、总是忙。大领导忙大事、忙职分事,忙得其所;小领导凡事忙,分内分外都忙。大领导干大事犹如做小事,平心静气,惠风和畅,什么事到他那儿都云淡风轻;小领导有点事儿就折腾,弄得惊天动地。
大领导放手,喜用“有能耐”之人;小领导抓事,偏好“无威胁”之徒。大领导自己不忙,忙的是他的下属,而他们越忙越有积极性。小领导则好大喜功,凡事好当“第一小提琴手”。对布置下去的事儿总放不下心,总会跨过管理层级,直接干预、“亲自”指挥或“亲自”操办。
故大领导之“大”,是胸襟格局大,是掌控能力大。是气度开阔,思路清晰,大智若愚,善于授权。
领导场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一流的领导者,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二流的领导者,能让人服从;三流的领导者,只能让人仰视。这印证了《老子》中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的领导者,《老子》中称为“不知有之”和“亲而誉之”的领导者,就是一种大领导。这在《荀子·天论》中,称为“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
小领导浮华,大领导沉静。小领导总是不断发出各种声响,所谓“报纸上有字、电视里有影、广播中有声”。上午开会,下午调研,晚上加班。周一说教育是根本,周二说农业是基础,周三说科技是关键。到了乡下,让你种果树;到了集镇,让你盖大棚;到了厂矿,让你搞技改。整天忙得不着边,可谓“万事劳其形”。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韦尔奇认为,领导者“忙碌”必须有意义。韦尔奇说:“有人告诉我,他一周工作90小时以上,我对他说:请你写下20件每周让你忙碌90小时的工作。仔细审视后,你会发现,其中至少有10项工作是没有意义或是可以请人代劳的。”韦尔奇说:有的领导者赞美勤奋而漠视效率,追求数量而不问收益。勤奋对于成功是必要的,但它只有在“做正确的事”与“必须亲自操作”时,才有正面意义。
说了几个“吾不如也”的刘邦,是大领导;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项羽,是小领导。善于用人的刘备,是大领导;喜欢事必躬亲、放不开手的诸葛亮,是小领导。
大领导玩大略,小领导玩小智。小领导忙碌,但行政绩效低;大领导从容,但行政绩效高。他们团队的风格面貌也会不一样。小领导的团队,一般难以容纳高端的人才,大多会由循规蹈矩、唯唯诺诺、能力平平者组成。
当然,不同的风格有时各有所宜。举重若轻、大题小做的大领导,在战略上具有优势;更有推动时局、大变面貌、推进情势的天然力量。举轻若重、小事大忙的小领导,则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术性工作过程中更有其“适宜性”。毕竟,对于变数不大的日常行政的“平庸”过程来说,小事大忙、细雨密云,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也有一种存在的“合理性”。
(《决策》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