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保守主义”和“右派”

  二、研究状况

  三、本书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  “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起源与联合

  第一节 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起源

  第二节 战后初期两派的活动

  第三节 两派的联合

第二章  对美国右派内部张力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两派自由观的差异

  第二节 两派社群观的差异

  第三节 两派财产观与经济观的差异

  第四节 两派理性观的差异

  第五节 两派历史观念的差异

  第六节 保守主义内部的传统——超验价值之争

  第七节 综论：概念与实质的分野

第三章 两派在60年代末期的剧烈冲突

  第一节“美国青年争取自由”协会的分裂

  第二节 围绕《全国评论》的论争和“联合论”的瓦解

第四章 从里根到小布什：自由—权威之争的延续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权威之争

  第二节 “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中的自由—权威之争

结论

参考文献

第1章

导言

1.1研究背景

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美两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逐渐确立。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美国逐渐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则逐渐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以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初期的2007年为例，美国股市资本化市值占全球总值的309%，股市交易额占全球总交易额的431%，而债券市场占全球债券市场的规模也高达357%；而在制造业产出方面，2003年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5%以上，“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数据来源：作者根据WDI、BIS和UN的相关数据计算。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华民，2006）。

从中美两国经济分工的主要特点看，在当前的中美经济分工模式下，世界的金融中心和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出现了相互分离的现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主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方向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运行，在工业生产不断对外转移的背景下，国内居民通过进口来满足消费需求，相应地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则在全球生产体系的运行中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其外部经常项目的顺差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但应该注意到的是，无论从理论层面考察还是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当前中美两国的这种经济分工模式都有其特殊性所在。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以Rajan和Zingales(1998)的研究为标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金融发展要素纳入到贸易分工中来。在Rajan和Zingales(1998)所提出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金融发展对不同特征（资产结构、外部融资依赖度、规模报酬特征等）产业的增长作用被加以细致考察，而金融发展的功能也从Kletzer和Bardhan(1987)对金融制度的侧重逐步拓宽到对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考察（Beck，2002）、金融合同执行力度的分析（Manova，2008）以及对金融发展风险分散功能（Feeney和Hillman，2004）等效应的考虑上。从结论上看，大部分学者都得出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那些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发展的结论。具体到制造业而言，虽然在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相对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由于制造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较多的依赖资本要素，其仍然是一个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的部门(Rajan 和Zingales, 1998; Antweiler 和 Trefler, 2000; Beck, 2002）。也就是说，从现有的理论分析来看，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制造业比较优势之间应该是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这一点，却是与当前中美经济分工中的现实实践不相一致的。以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6年为例，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主要来自于工业制成品。而工业制成品中，贸易顺差则主要集中在电子、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的出口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969%。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而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中美经济分工的特殊性表现得更为明显。2006年美国对世界（不含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这里的高技术产品包括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子学、信息通信技术、电子器件、柔性制造业、高等原材料、航天产品、武器和核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为6089亿美元，对中国则出现了5977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普查局对外贸易数据库。

其次，从全球工业生产体系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依次出现了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的转移，而在英国和美国确立其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时候，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和金融中心都在同一个国家，并未出现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相互分离的情况。在1850~1870年期间，英国凭借在工业生产方面的优势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这期间，全球工业制成品产量的40%都在英国进行生产，而英国的对外贸易额也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额的36%。与此同时，在金本位制下，英国还是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全球贸易结算的60%都采用英镑进行。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19世纪中期，在这一时期，美国通过对英国机器和生产技术的引进和创新，本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到1948 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值的比重从1938 年的349%增加到1945 年的539%，出口贸易额占资本主义世界比重也从1937 年的142%增加到了1945 年的329%。数据来源于曹远征、鹿朋：“全球产业转移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错配：日本泡沫经济的反思与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6期。而在美国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得以形成的同时，美国还推动成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这也进一步促使了美国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因此，可以看出，十八世纪的英国以及十九世纪的美国均同时承担了世界金融中心与制造业中心的职能。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中心确立的时候，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才逐渐出现分离。

在此背景下，相应的问题便是，为什么理论分析中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工业生产的增加，而在现实实践中，在最近的两次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这里指的是制造业中心从美国向日本以及从日本到中国的转移。全球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却出现了分离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否有其必然性，其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对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背景下，从金融发展差异的视角对此加以解释。之所以选择金融发展的视角，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考虑。一方面，从比较优势的源泉来看，虽然许多学者对贸易分工的影响因素，如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进行了考察，但在将理论分析应用于现实问题的解释时，仍然存在着从“Leontief之谜”到“Trefler之谜”的困惑，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影响着贸易分工的形成。而在当前的中美经济分工主要体现在金融领域与工业生产领域的大背景下，继续将金融发展的因素纳入到贸易分工理论的研究，有其现实合理性和逻辑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制造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出现分离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生产和消费的特征差异也必然趋于显著，这也就意味着全球经济外部失衡、利益分配失衡以及风险分散失衡等一系列不对称经济现象的出现。而从金融发展的视角理解中美经济分工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现象进行相应的考察，有利于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当前全球经济的一系列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从金融发展的视角下对当前中美经济分工的特殊性进行考察，不但有利于分析中美经济分工形成的内在逻辑机制，也有利于分析在中美经济分工形成后，世界经济运行中一系列不对称现象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