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才子佳人集于一身

家族、舅舅、姑母与任鸿隽

第一篇白话小说

第一篇留学生小说

《小雨点》的理性思辨色彩

《西洋史》的亦史亦文

史德、史识和史才

对社会问题仗义执言，发飙问难

融合“个性”与“女性”的人生发展道路

苏雪林：享年最长的“另类才女”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五四后文坛五大女性作家之一

切中肯綮的作家作品专论

民族主义者的真诚与深刻

厌恶鲁迅

同情杨荫榆

崇敬胡适

法兰西之恋

张宝龄

石评梅：五四文学星空的璀璨彗星

吴天放、高君宇与高长虹

爱情、友谊和苦闷三大主题

独特的文化结构与散文的审美风范

知识分子的悲哀心境

个性解放后的婚恋“现状”

从不同角度表现革命

现代质素：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

现代质素：象征主义

凌叔华：笔下何止“高门巨族的精魂”

审视女性弱点

从侧面折射时代光芒

爱国主题

对儿童问题的思考

儿童小说创作的特色

对人性美的体现和追求

自觉追求小说艺术

绘画对小说风格的影响

手足情深徐志摩

朱利安

孤寂

谢冰莹：现代中国文坛第一女兵

四次婚姻

男性中心主义

梅山文化的影响

《从军日记》引发人们关切的元素

“大文学”写作方式

《女兵自传》主题的独特与深刻性

女性文学美学形态的突破

表现为直、真、诚

女性荏弱的一面

沉樱：一朵沉寂的樱花

马彦祥、梁宗岱与“怨偶”

爱情神话的解构

知识女性的自处

做小说

心理描写

翻译选材的自由性

《沉樱散文集》

故国情思

赵清阁：恋父情结浓郁的燕赵奇女

母亲、宋若瑜、倪贻德和鲁迅

与老舍的相识相知相爱

《桃李春风》

《落叶无限愁》

战时剧坛最活跃的一位女剧作家

恋父情结的表现与原因

苏青：与张爱玲齐名的存在

“女人——家”的形象塑造

欲望叙事

独特而大胆的女性写作

琐碎而平凡的主妇生活

真实而矛盾的婚姻生活

对“娜拉”的反拨

现代汉语散文的女性话语方式

与陈公博的关系

苏青、张爱玲与胡兰成

关露：失去节拍的歌唱

刘汉卿、沈志远和王炳南

79号魔窟与《女声》杂志

复杂的小说世界

以女性视角观察社会、思考人生

无法超脱的困境

政治诗人

将性别、政治和诗很好得融合了起来

《太平洋上的歌声》

后记

有温度的书写

周海波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舞台上，女性作家是一道最动人的、最亮丽的风景。从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豪杰、诗词作家秋瑾，到中国现代第一代留美学生、第一个白话小说作家陈衡哲；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性婚恋作家庐隐，到学者型作家冯沅君；从爱的赞美者冰心，到“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林徽因；从一生奔走于动荡不安、为爱而错爱人生的萧红；从潜入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家、执行特殊任务的女作家关露，到一生情路坎坷、角色多变的丁玲；从穿旗袍的张爱玲，到穿人民装的苏青；还有凌叔华、苏雪林、方令孺、白薇、梅娘、沉樱、施济美、俞昭明、程育真、陈学昭、石评梅、郑家瑷、练元秀、汤雪华、邢禾丽……她们或被称之为“闺秀派”，或被称之为“左翼作家”，或者被称之为“海派”，或者她们并不属于什么派，她们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也是文学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些作家。她们受到时代的感召，冲出了家庭的门槛儿，成为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某一种角色。她们或为生存而不得不写作，她们或为优裕的生活而吟咏，但她们毫无例外地成为20世纪文学激流中的弄潮儿，因为与文学结缘而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为现代文学留下了华丽的身影，留下了滋养读者的别具风格的文学作品，留下了一个个风花雪月的故事。她们，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文学现象，成为文人书写不可缺少的材料，成为网络文章不能不提及的八卦对象。

克伦在《现代中国女作家作品统计》克伦：《现代中国女作家作品统计》，《女子月刊》，1936年第4卷第2期。中说：“在过去，中国女子教育是特别不发达的，她们镇日闭坐深闺，很难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在中国能够产生几位女作家，当然很容易被人注目，一些研究女作家的书，便也都出现了。”这里所说的“过去”，应该是指中国古代，古代女性多深锁闺中，难得迈出大门一步，难得接受教育，当然难以成为作家，即使成为作家，也难以有什么大气象的作品出现。民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与融汇，一批女性不但冲破了家庭的束缚，甚至冲出了国门，成为潮头涌动中的幸运儿。现代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主要是伴随着“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两种时代潮流而出现的，个性解放的思想给予时代女性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爱情自由、追求婚姻自由的思想和权利，让她们对自由幸福的生活有所向往，她们不仅进入校门接受了教育，而且有了自己书写的可能性，从“闺秀”改变为作家；而“妇女解放”的思潮让她们看到了“走向社会”的时代召唤，不再满足于家庭生活的封闭状态，从而试图打破家庭壁垒，走向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李超，当她以果决的态度走出家门，逃避抵制家庭为她包办的婚姻之时，已然表明中国女性在新的时代面前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李超是中国国立大学教育史上第一届女性大学生中的一员，但她却在一年后因贫病交加而病逝。正如胡适在《李超传》中所说：“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就这样一位平常的女性，却因为她的死而引出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大讨论，人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导致李超死亡的社会制度，李超的遭遇是中国无数女子的真实写照。正如《晨报》编辑渊泉在1920年1月20日为编辑的一篇文章所加的“附记”中说：“现在讲妇女解放的人很多了，当时我以为空说解放是不相干的，我们必定要有具体的解放行为，然后妇女一步一步地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设想的那一种地位。”李超之死引发的虽然是他对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但她提出的却是中国女性的现实性问题。正是在这种思潮的鼓动下，一批时代女性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顾一切地走出了家庭，有如庐隐这样敢于在叛逆中冲出家庭，迈进学校大门，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的弄潮儿，也有如陈衡哲这样迈出国门，接受国外名牌大学教育的先驱人物。当然，李超、庐隐等一代青年女性以她们的生命，绽开了女性解放的社会之花。她们的意义在于，不仅用自己的行动为一代中国女性开辟了一条带血的人生之路，而且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性别意识的可能性。

就“五四”之后的中国女性来说，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是追求幸福生活的第一步，李超、庐隐、萧红等，莫不是以此作为人生的首选目标。对文化的向往，对知识的追求，甚于经济生活的现实利益，让她们不顾家庭的反对、社会的冷眼，而义无反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自主婚姻的追求，甚于荣华富贵的生活，更甚于生命的苟且。所以，我们在那一代女性身上读到了几个重要的关键词：自由、爱情、革命。人们会在这其中看到诸如沈佩贞、马青霞、吕碧城、万冰如、刘清扬等这些热血女子，看到她们身上所体现着的自由、爱情、革命的文化特征。同时，我们也看到陈衡哲、冰心、庐隐、丁玲等女性作家，她们以另一种形式践行着自由、爱情、革命。也恰恰是由于20世纪初期这些女性的情感世界和生活中充满的思想张力，在对自由、革命的追求中成就了个人的生命价值，促成了她们的抒写诉求，身体的解放与情感的解放需要文字的书写，或者说时代的文字书写需要有女性的参与。前一类政治生活中的女性们，以自己的行动书写着女性传奇，而后一类文学生活中的女性们，则在文字书写中为女性解放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也许，较之男性作家，女性作家在其创作中更多地运用了自己的情感。草野在《现代中国女作家》中说，“女作家是不能与一般作家并论的，看她们或批评她们的作品，需要另具一副眼光——宽恕的眼光”，草野：《现代中国女作家》，人文书店1932年，第1页。所谓“宽恕的眼光”就是能够充分理解女性作家的情感特征及其社会地位。女性作家受生活经历、生理特征、社会地位等限制，创作多在爱情、家庭中表现自己，带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比如冰心在爱的世界中的书写，庐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执著，冯沅君在爱情的自由与不自由上的纠缠，丁玲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徘徊，都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与男性的鲜明差异。胡兰成在谈到苏青时，曾把她和周作人的文章相比较，认为他们二人“有共同之点，就是平实”。胡兰成从苏青的生活出发，看到了“她的才气使他冒险”，因而那种平实就呈现出与周作人的不同特点：“周作人的是平实而清淡，她的却是平实而热闹。她的生活就是平实的，做媳妇，养过孩子，如今是在干着事情。”胡兰成：《谈谈苏青》，《无所归止》，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周作人与苏青的异同，也可以说正是男女作家的不同，“清淡”和“热闹”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也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追求，虽然不能以此分别高低，但其中所体现着的性别的不同，也是现代女性作家自身无可回避的。

不过，这里也提出了如何理解女性、尊重女性以及如何才是妇女解放的另一个命题。1927年，马寅初在北京女子学院中学部以《女子之正当运动》为题发表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马寅初并没有像那些妇女解放运动倡导者所常说的那样，而是自觉把自己放在“兄弟又是旧派”的文化立场上，提出了妇女解放的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并且很“不合时宜”地认为“男女间两方因心理上和生理上各种的不同，所以这种平权运动到底不得不受若干的限制”。马寅初在这里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认识，男女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平等，男女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平等，这是现代妇女解放运动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无视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简单地强调男女平等，简单地以妇女走向社会，男人能做什么妇女也能做什么，作为妇女解放的条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如果女子想弃其特长，跟着男子一块儿跑，去做男子所做的工作，结果，男女两方必起纷争”，女子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就是男女平等，就是获得了解放，“女子本来应当发挥自己的特长，做自己应做的事情，正不必求同于男子”。马寅初：《女子之正当运动》，《女性潮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1页。马寅初所提出的课题，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一直试图解决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1934年3月4日，一位叫柴家禾的作者曾在《大公报》副刊《妇女与家庭》上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有关妇女解放的认识：“盖社会发展之诸方面，均有其内在的关联，即妇女问题，亦非单纯的孤立的问题，乃为社会诸问题中之一环。故欲解决当前中国妇女问题，必须认识并把握中国整个社会问题，而决定其解决的方式；同时也可以说，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不是可以脱离中国社会其他问题而能单独解决的；相反，欲解决社会问题，妇女问题亦绝对不可忽略。”那么，什么是柴家禾所说的“根本问题”呢：“我们可以说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不是要求女子参政，也不仅是参加生产，更不是单纯的要求两性社会地位平等，而是要求妇女们去从事中国社会解放运动！”

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再来看现代女性作家及其女性文学，就应该在充分尊重“女性文学”这一特定文学概念的同时，对女性文学应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女性文学与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的关系有更充分的认识。当然，我们在研究女性文学这一特定概念时，首先会对女性作家进行关注与研究。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无论女性文学还是女性作家都既存在着一些盲区，也被遮蔽了诸多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尤其在女性作家研究方面，由于文献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局限，一些基本的问题都还没有真正弄清楚，仍然需要对资料的考论和文献的整理，也仍然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研究开始成为一门显学，人们开始站在女性立场上，运用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观照女性作家及其创作，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女性作家研究回归到女性本身，成为女性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世纪以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有关民国时期女性作家的题材重新被炒作。读书界、出版界以及各种新媒体，在过度消费着现代女性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自由与爱情。各种版本的女性读物，各种名目的对那个时代女性作家、女性学者的肆意渲染和八卦，在一些女性人物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世界中翻来找去，民国红粉与风花雪月同在，此情可待与绯闻女友相伴，在人们感兴趣的女性作家的风流生活与交际场上的偶遇中寻找材料，甚至鲁迅与萧红，也可以被暗示为具有不可言传的暧昧关系。人们关注丁玲的“廊桥遗梦”甚于关注她的文学创作，关注“太太的客厅”里的来客及其故事比讨论林徽因的创作或者沙龙文化的传播学意义要重要得多，书写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要比研究她的小说叙事有出版价值。正是如此，女性作家因过度炒作而被遮蔽。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是出版界有关民国女性作家图书市场的泛滥；另一方面，文学史书写中的女性作家却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这些年来，有关女性作家的创作研究反而在一片女性故事书写的热潮中归于平静。正如耿宝强在他这部书中所指出的，“遮蔽”是严重制约现代女性作家研究的一个障碍：“所谓文学史的遮蔽，指不少文学史上某些具有一定思想价值、审美价值或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因某些原因而罕有人知，未能在文学史中得到及时的应有的评价和阐释。”这种“遮蔽”或因意识形态，或因性别歧视，当然，也存在着被愈演愈烈的商品经济和新媒体过度炒作的遮蔽，而这种遮蔽可能更具文化危险性。

宝强认为，“遮蔽机制，使很多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因为某种原因被排除出了文学史叙事之外，从而造成了文学史叙事的盲点、盲区”。女性作家的过度书写也会遮蔽了女性文学应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一方面是出版界有关女性图书的出版热，一方面却是文学史或学术研究中女性的缺失；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在“被看”中成为网络“红人”，一方面却又是文学史的“失踪者”。“张爱玲已经走进了文学史，甚至已经成为研究界的‘显学’，而当时与她齐名的苏青、关露还依然被埋没着；冰心早就成了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当时与她并称的苏雪林、凌淑华，还仅仅存在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当本书的作者耿宝强意识到这些问题时，他试图要“穿越盲区、揭开遮蔽、还原历史”。也许，身居鲁北平原的耿宝强无力也无意于抗衡新媒体时代的“看客”心理的书写，他也无力将这些女性作家纳入文学史著作，他只有以自己的方式，给予这些女性作家以有温度的书写，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言说方式，写出这些被文学史“遮蔽”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所以，他主要选取那些“当下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没有涉及，或仅仅一笔带过的，而在当时影响甚大、文学创作具有相当文学史意义的女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宝强的这种书写带有堂吉诃德式的风格，但他还是要写，要“穿越盲区”，寻找那些被遗忘的身影。当现代中国文学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作品被时间淘洗，被文学史淘汰，宝强笔下的这些女性作家也就越可能淡出人们的视线，因而也就越显出宝强的这种“穿越……揭开……还原”的文学史书写的可贵。当他目送着这些女性作家渐渐离文学史远去的时候，他还要努力于这些作家的书写，而且拒绝那种“看客”心理的书写，拒绝为网络写作，拒绝消费女性作家的个人隐私及其故事，我们面对这样的书写，只能心怀敬意，用心灵去安顿这些带有温度的文字。

其实，宝强有意选择这些为文学史“遮蔽”的女性作家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对网络炒作的一种抗争，是对文学史书写的一种补充，他不是去消费这些女性作家，而是站在文学史的立场上，以学术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些被图书市场过分消费过的民国红粉们。不过，宝强所说的“穿越盲区”主要是指文学史的盲区，是那些无法进入正统文学史的女性作家的盲区。在宝强的笔下，陈衡哲、苏雪林、石评梅、凌叔华、谢冰莹、沉樱、赵清阁、苏青、关露，这九位民国女性作家几乎都被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或者说她们在男性视野中的文学史书写中根本就无法进入文学史，这并不是说她们的创作成就不高，而是无法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既定话语系统之中。就一般读者来说，人们可能很少读到她们的作品，有些名字可能也不太听说，但宝强把她们发掘出来，并给予充分的分析研究，试图在“穿越”历史中恢复这些作家的真实面貌。应该注意的是，在启蒙、革命的文学史话语中，这些比较重视表现情感世界和个人生活的女性作家，当然难以进入到文学史中，即使那些能够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家如冰心、丁玲、张爱玲、萧红，也是被进行了一定的“重读”之后才勉强进入正宗文学史的，而未能进入文学史的这些女性作家，则无法根据要求进行“重读”，或者无法进入传统的文学史框架，无法用这些非正统的女性作家证明其文学史的正统性。从这个角度说，宝强在他的著作中，也并非一定要为她们争一席文学史地位，并非要把她们纳入到正统的文学史中，而是通过对这些作家的解读与书写，重新理解什么是文学史，什么是有这些女性作家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说，文学史的书写如何面对这些非正统的女性作家。从文学消费的角度来看，上述作家显然具有不少“卖点”，宝强虽然不能完全拒绝关于她们爱情、婚姻书写的诱惑，无法回避她们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自我的追求，她们的浪漫与曲折，传奇与故事，但他努力于学术的视角与文学史的叙述，试图还原其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宝强拒绝的是某种消费性的书写，而执著于文学史的解读，在发掘作家创作风格特点的过程中，为作家们确立一个文学史的位置。

当然，如何对这些被遮蔽的女性作家进行到位的研究，还存在着方法上、史料上的诸多问题。女性作家的特殊性在于她们心理世界的隐秘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如何把握这些复杂的、细微的、独特的女性写作，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作为男性学者的耿宝强在观照女性作家的过程中，也许更具某些性别优势，也许更能超越某些局限，而他试图“穿越”的勇气与真诚，使他能够从容地面对他所书写的对象。当然，他还需要更多的翔实资料的佐证，更多文献的支撑。同时，他仅仅选择了诸多被文学史“遮蔽”的女性作家中的九位，这也就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期待，因为在女性文学的天空下，闪烁着更多耀眼的群星，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表达我们的期待。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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