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出版时间:2017年3月第1版1次
本书概述:本书研究范围涵盖了中日语言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作者们理论基础扎实,涉及诸多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多样,观点新颖,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本书也反映了新形势下,日语学界对日本学研究这一课题的积极思考和探索,具
作者姓名: 刘齐文
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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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68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范围涵盖了中日语言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作者们理论基础扎实,涉及诸多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多样,观点新颖,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本书也反映了新形势下,日语学界对日本学研究这一课题的积极思考和探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值得学界同仁们参考借鉴。
作者简介
刘齐文 男,文学博士、就职于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语言文化比较,文化翻译学。在上述领域中,迄今已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并参与了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获省部级奖励1项。现任日本白帝社国际期刊《日本学研究》(ISSN1882-4056)执行主编,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贵州分会副会长。
第一篇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甲午战争与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论”的建构刘金才
“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
——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为中心吴光辉
试论伊藤仁斋天道观的内涵与意义殷国梁
北方危机下的自他认识与平田笃胤的《千岛白浪》
——德川日本“北方认识”再考高伟
近松世话浄瑠璃剧中町人的体面意识苏民育
柳田国男的氏神信仰论与文化重层论孙敏
《日本国志》所载日本婚俗词汇浅探贾莉
中日“天女”之比较
——以《董永变文》与《竹取物语》为例向羿仲
第二篇文本·文学研究
从《半泽直树》看日本文化魏丽华
入世、战斗的狂人与厌世、绝望的狂人
——鲁迅《狂人日记》与芥川龙之介《河童》之比较王雪
于纠结中寓生路
——武者小路实笃《天真的人》中“自我书写”的特点及意义周砚舒
日本与西欧宫廷爱情文学中的恋爱观
——以《源氏物语》与《克莱芙王妃》为研究对象杨芳
率真、逼真与艺术至上
——浅析志贺直哉的文学思想对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影响宫琳
第三篇翻译研究
汉语词汇的日译选词与语境
——以《三国演义》多种日译本为文本刘齐文
《三国演义》多种日译本的翻译比较研究刘齐文
汉语词汇日译的翻译策略及文化意蕴
——以《三国演义》多种日译本为对象刘齐文
话语语言学视角的中日同形词置换策略
——以井波律子《三国演义》日译本为文本刘齐文
新兴“被XX”的日译探讨武锐
第四篇论考
浅析现代日语语料库及其使用技巧张威刘骉
晚清时期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王晓梅
对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形成过程的考察池建新许蓓蓓
文史互动与日本文学教育的关系汪徐莹王芳
日本生态文学及价值趋向分析佟姗
甲午战争与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论”的建构
刘金才
一、导言
100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既是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肇始,也是日本谋求东亚霸主地位而付诸行动的开端,其影响不仅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大举侵华的经济与思想基础,而且成为二战后日本右倾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思想源头。因为,当时日本为了取得侵华战争的胜利和实现其“东亚霸主之梦”,不仅在军事和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霸道侵略手段,而且在文化上进行了“侵华正当论”的思想理论建构,酿造了“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盟主”的意识形态舆论。例如,主张“脱亚入欧”的文明论者福泽谕吉,把“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定性为文明的日本对野蛮清朝的“文野之战”和“文明的义战”,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再如,国民主义论的代表人物陆羯南,原本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但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立即改弦声张“文明胜战”论,将侵华日军称为“征蛮之王师”,把清朝视为“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称“王师的最大目的是旨在谋求东洋之进步而对中国之野蛮进行征服”;还如,以倡导自由、平等、和平主义而登上中央论坛的“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也把对清朝开战视为“是对世界上顽固主义的一大打击”,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为让野蛮的社会沐浴文明之恩光”,是作为“文明的向导”“光明的使者”对顽固野蛮的清朝进行“教化”。因此,他在当时不断鼓吹对清朝开战的“大义名分”和“正当性”。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在大量吸收西方文明和进行近代化国家建构中对往日之师的中国文化价值进行了诸多扬弃,也逐渐摆脱了以往对中国的敬畏,但在当时的国民道德教育中,就如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的《教学大旨》和《教育敕语》那样,均融入了诸如“明仁义忠孝”“明君臣父子之大义”“崇尚诚实品行”“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等儒家的伦理精神。这些儒家思想,被日本学者视为日本“国体之精华”。难道拥有如此“精华”的文明中国,因为日本要对其开战就即刻变成了“顽固野蛮”之国了吗?这显然于理不通。尽管甲午战争的胜利和大获暴利使日本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也似乎一夜之间改变了日本人的中国观,但是以内藤湖南(1866—1934)为代表的深谙东亚历史文化的日本汉学家们深知,要让世人认知日本对华开战的“大义名分”,认同“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新盟主”的“正当性”,仅靠福泽谕吉等人基于“脱亚入欧”的“文明侵略论”和肆意贬华的日本狂热民族主义是很难做到的。可以说,只有基于文化主义立场,通过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和理论重构,认识到“中国的存亡是坤舆的一大问题”,洞彻“文明大势的移动方向”,才可能达成上述目的。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就是以甲午战争的爆发为契机,应日本“侵华正当论”和“东亚霸主梦”的民族扩张主义之要求,从“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而建构的。因此,要讨论甲午战争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论”的建构起因、理论内容和政治指向,以及它对后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乃至“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作用进行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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