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　“飞鸟诗”创作及其历史变迁

　第一节　先秦时期“飞鸟诗”的初创

　　一、《诗经》中的“飞鸟诗”与鸟意象

　　二、《诗经》鸟类兴辞的诗学功能

　　三、毛传、郑笺对《诗经》“鸟”意象的训释及其诗学影响

　　四、楚地的凤鸟文化与屈骚的飞鸟兴喻

　第二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飞鸟”寓意系统的建构和创新

　　一、两汉诗歌中“飞鸟”意象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二、汉魏六朝“禽鸟赋”对禽鸟意象的类型化创作

　　三、魏晋诗歌中“飞鸟”意象系列的个性化创新

　　四、南北朝时飞鸟诗的创作

　第三节　唐宋飞鸟诗的繁荣

　　一、唐宋“飞鸟诗”的创作概貌

　　二、唐宋“飞鸟诗”的显著特点

第二章　“飞鸟诗”的母题和主题

　第一节　凤凰

　　一、“凤凰”的文化变迁

　　二、“凤凰”诗歌的母题意象和主题

　第二节　青鸟

　　一、与“青鸟”意象相关的典故

　　二、诗歌中具有母题意义的青鸟意象

　第三节　鹤

　　一、“鹤”的记载

　　二、“鹤”的母题意义和表现形态

　第四节　大雁

　　一、鸿雁“南征”“飞鸣”等意象群落与“悲秋”主题

　　二、“衡阳雁”“孤雁”“雁书”等意象群落与“思归”主题

　　三、“鸿鹄”意象与“高飞”主题

　第五节　燕子

　　一、先秦时期有关“燕子”的文献

　　二、汉代诗歌中的“燕子”意象

　　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燕子”意象的继承和开拓

　　四、唐宋咏燕诗的意象定型与主题新创

　第六节　乌鸦

　　一、“乌鸦”的称谓

　　二、“乌鸦”的诗歌母题意义及变迁

　第七节　鹦鹉

　　一、“鹦鹉”的文献记载

　　二、祢衡的《鹦鹉赋》

　　三、“鹦鹉”诗的三大主题

　第八节　鸟鸣

　　一、“鸟鸣”与诗歌的听觉意象

　　二、“鸟鸣”意象的母题特征

　第九节　鸟飞

　　一、《诗经》中的“飞翔”意象

　　二、鸟类“飞翔”意象的符号化

第三章　“飞鸟诗”的创作典型

　第一节　阮籍《咏怀诗》中孤傲、忧伤的“鸟”

　第二节　陶渊明田园诗中冲淡、本真的“鸟”

　第三节　李白诗中神奇、奔放的“鸟”

　第四节　杜甫诗中朴素、多情的“鸟”

第四章　飞鸟与诗性思维

　第一节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神秘互渗的图腾思维

　　一、图腾的崇拜与原始思维

　　二、《诗经》与鸟图腾

　第二节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取象尽意的意象思维

　　一、取象譬类的思维传统对飞鸟意象的塑形

　　二、忧乐相伴的思维过程对飞鸟意象的晕染

　　三、风格独具的思维主体对飞鸟意象的创新

　第三节　“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

　　——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一、飞鸟与诗情的交融

　　二、飞鸟诗情景交融的样态

第五章　飞鸟与诗性表达

　第一节　视角选择的多样性

　　一、咏鸟诗——以鸟为核心意象

　　二、鸟景诗——以鸟为辅助意象

　　三、禽言诗——以鸟为拟人喻象

　第二节　意象构建的丰富性

　　一、直写飞鸟之象

　　二、借飞鸟以寓意

　第三节　风格形成的复杂性

　　一、时代风尚对飞鸟诗的创作影响

　　二、诗人个性对飞鸟诗的创作影响

　　三、意象特征对飞鸟诗的创作影响

结语

参考书目

绪论

当我们检阅古代各个时期的诗歌时就会发现，在许许多多的作品中都有“飞鸟”的身影出现。其数量之惊人、风格之多样、佳作之充裕、历史之悠久，蔚为壮观，远非中国古诗中的其他动物意象所能比。

我们以清代康熙四十五年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编纂的《佩文斋咏物诗选》作为意象统计的文本，来比较一下历代咏物诗中飞鸟意象与其他意象的差别。此书所录咏物诗上起古初，下讫明代，是我国古代最为完备的一部咏物诗歌总集。全集按照诗歌所咏之物分为天、日、月、星、河汉、风、雷电（附雹）等四百八十六类，附类四十九类，可以说囊括了自然界的日月风云、雨雪雾霜、山水泉石、草木虫鱼，人世间如农樵渔夫、仙道僧佛、亭台楼阁等，遍及天地间的一切，可谓洋洋大观。其中，“总禽鸟类”按照鸟的种类一鸟一卷，有四十五卷，外加“杂鸟”一卷，共有四十六卷之多；远远多于兽类的二十三卷、“水族类”六卷和“总虫类”十一卷。其卷数甚至多于“山总类”三十四卷、“水总类”二十六卷、“食物总类”三十二卷，仅排在卷数最多的“总树类”、“总花类”之后。所以足见古代咏鸟诗歌创作的数量之多。

然而，与创作的繁荣景象相比，历代对飞鸟诗的研究，特别是站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立场上的研究，却显得较为单薄。在20世纪引进新理论、采用新方法前，传统的飞鸟诗“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名物注疏。主要是用在对《诗经》《楚辞》等早期经典的阐释中。对“鸟”的注释与对诗中其他草木虫鱼的注释一样，都是“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5581页。目的是为了辨析古今物类，更好地疏解诗意。如在《诗经》方面，无论是通篇的传笺，如毛传、郑笺、正义之属，还是对诗中物类的专疏，如陆疏之类，都包含了对早期各种鸟类的辨名、释义等研究。而且伴随着《诗经》的传播和接受，这些研究对于后世飞鸟意象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

二是比兴研究。此类研究最早也是起自于对《诗经》《楚辞》的阐释，进而广泛地渗透到几乎所有古代诗学论述当中。在诗歌的创作、评说，以及诗歌美学的构建等方面，是否采用比兴手法，是否达到比兴的要求，都成为评说诗歌优劣的一种重要的衡量尺度和境界要求。所谓“《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国学整理社原辑：《诸子集成·淮南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53页。以及“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8-9页。都主张所有诗中的飞鸟等万物都有着特殊的诗学意蕴，也都是比兴创作的最好体现。这些认知开辟了我国诗学发展中的比兴传统。唐代皎然《诗式·用事》云：“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意也。”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在古人看来，诗中比兴的根本就在感发物类、托寄人情。因此，在古人的诗性世界里，花鸟可以传情、山川可以寄怀。所谓“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宋）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序》，转引自胡经之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本着这样一种诗学传统，古代飞鸟诗创作除极少数是所谓单纯的状物之作，绝大部分诗篇或比喻、或象征、或拟人，都无非寄托讽喻、借鸟抒情，未出广义的比兴范围。

三是作品编选。在古代，尽管没有为飞鸟诗编辑的专门的诗集，但在一些类书、总集中有为飞鸟单独列出的分部、子目。如唐代徐坚等编的《初学记》卷三十《鸟部》、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卷九十一至九十三《鸟部》上中下、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卷九百一十四至九百二十八《羽族部》等，其中都收录了部分古代飞鸟诗作品。此外，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些类书的鸟目之下，编选、保存了许多古代有关鸟类的神话、传说，为我们更好地研究古代飞鸟诗的创作语境和意象传承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背景资料。还有清代张玉书等奉敕编纂的《佩文斋咏物诗选》分类收录了近三千首飞鸟诗，亦可谓古代飞鸟诗之集大成者。

以上这些研究都属于古代诗学传统范围内的理论概括和总结。20世纪以来的古代飞鸟诗研究尽管成果不多，但已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古代传统的新的方面。

一、采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早期诗歌——特别是《诗经》中的飞鸟诗。如闻一多先生作于30年代的《诗经通义》（甲），广泛利用甲骨、金文材料，采用民俗学、人类学的视角，以《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鸟师纪官为上古图腾社会之遗迹，进而论述《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导源于古代的图腾崇拜。其见解新颖而有据。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二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7页。这一人类学取向自80年代以来已成为《诗经》研究的又一重要分支。

赵沛霖《兴的源起》一书，在具体考察各种原始兴象与宗教观念内容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兴”起源的历史积淀过程，指出“兴”起源的实质是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积淀的结果。在该书第一章《原始兴象与宗教观念》中，列有《鸟类兴象的起源与鸟图腾崇拜》专节，认为《诗经》中以鸟类为兴象的诗歌，许多都与怀念祖先与父母有关，其源在于远古的鸟图腾崇拜。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他还详细地论述了鸟图腾崇拜的宗教观念及其被引入诗歌的过程。赵先生把诗歌兴象的研究深入到了原始宗教生活的领域，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美国学者王靖献在1974年发表的《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一书中，把《诗经》中的“兴”与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发明的“帕里——劳德”理论联系起来研究，指出：《诗经》中的“兴”是借助于套语，以某个象征性景物引起听众联想和共鸣的手法。并在第四章以《诗经》的飞鸟诗为例，分析认为“（诗中）每一出现鸟的诗章也丰富了其它章的感情因素，并逐渐使它们共有的主题——孝子思归——得到了强化。诗歌意义的统一是通过对作为诗歌主题的鸟所分别代表的许多形象的溶合来达到的”。王靖献著，谢濂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这一研究理论和方法对国内的诗歌意象主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影响。

刘毓庆的《〈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一文，从上古有关鸟类记载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入手，在考察《诗经》鸟类兴象产生的观念背景的基础上，对《诗经》中的鸟类兴象的起源与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揭示了《诗经》鸟类起兴意象与远古鸟情占卜习俗的部分联系。刘毓庆：《〈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129-140页。

以上研究对于更加深入地理解《诗经》中的飞鸟诗，以及进一步研究某些飞鸟母题的来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采用意象研究的方法，对古代飞鸟诗中的飞鸟意象与创作背景、作品风格、诗人个性关系和意义进行研究。由于飞鸟诗原属于咏物诗，所以有些研究也包含于对咏物诗的研究之中，与对其他所咏之物的研究相提并论。其中更多的是以意象研究的视角对某一时代、某一诗人及其作品的飞鸟意象进行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以时代分，魏耕原的《先秦两汉诗坛的飞鸟意象》魏耕原：《先秦两汉诗坛的飞鸟意象》，《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2期。和《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魏耕原：《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分别论述了先秦两汉和魏晋时期飞鸟意象的发生、发展历程。认为先秦两汉诗里的飞鸟意象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类别性特征。直至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建安文学的群鸟乱飞，衍变为阮籍苦闷的模糊鸟，再发展到个性化的陶诗田园自由鸟。飞鸟意象才成为带有诗人明显的主体性的诗歌意象，使飞鸟意象在诗赋的创作中别开生面。戴伟华的《唐诗中“杜鹃”内涵辨析》戴伟华：《唐诗中“杜鹃”内涵辨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通过对“杜鹃啼血”和“望帝化鹃”传说的辨析，指出在唐诗作者使用这两个具有母题性的意象时，既有分别单独使用的情况，也有将二者合并使用的。但并不能因此混为一谈。其他有关唐代飞鸟意象的研究论文还有黎远方的《唐诗中鸟的意象研究》黎远方：《唐诗中鸟的意象研究》，《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其从承前性和开拓性两方面对唐诗中丰富多彩的鸟的意象进行研究，从爱情诗、言志诗、身世诗、忧患怀人诗、物候诗等角度论述唐诗对前代鸟的意象的继承性，从描绘歌颂型与讽刺揭露型论述其开拓性。李虎子在《唐诗中凤凰意象的世俗化和唯美化》李虎子：《唐诗中凤凰意象的世俗化和唯美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一文中阐明，在唐代凤凰的神异和威严慢慢消失，从祥瑞、凤喻人和唐人生活中的凤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唐诗中凤凰意象的世俗化和唯美化。

以诗人分，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但涉及的诗人和探讨的问题却较为集中。裴登峰于1994年发表的《三曹诗歌中的飞鸟形象》裴登峰：《三曹诗歌中的飞鸟形象》，《社科纵横》，1994年第5期。是较早研究飞鸟诗的专题论文。文中概括分析了三曹诗中几种飞鸟类型，并指出由于他们父子同具诗人的素质使飞鸟都能被摄入作品中，成为构成其作品具有动人意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又由于他们各自性情、经历、诗才的差别使其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不同，故他们在作品中虽都写飞鸟而它们在各自的作品中却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从而使飞鸟形象体现出的意蕴也各具千秋。

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与他的创作心态紧密相关，充满了矛盾和悲哀的意味。何玉兰的《漫谈阮籍〈咏怀〉的飞鸟意象》何玉兰：《漫谈阮籍〈咏怀〉的飞鸟意象》，《乐山师专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李捷的《论阮籍诗歌中的鸟意象》李捷：《论阮籍诗歌中的鸟意象》，《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秦丙坤的《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与三重世界》秦丙坤：《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与三重世界》，《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等，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论述了飞鸟意象所蕴含的阮籍的“高洁之志、孤独之情、超世之心”，以及在阮籍的飞鸟诗里映射出来其生命中的理想世界、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

其他还有不少针对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韦应物、苏轼等著名诗人的飞鸟诗的研究论文。它们大多能结合诗人的个性特征、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文化传统作深入、细致的探索和发掘，并已有了许多不同层面的创获，也形成了一些相对一致的看法和结论。如“归鸟”之于陶渊明，“大鹏”之于李白，“鹰”之于杜甫等，即如此。

三、作品鉴赏类

目前所见近代以来最早、也是最为集中的对部分古代飞鸟诗进行鉴赏品评的集子，是1987年由林坚等人选评的《历代咏鸟诗品评》。全书以古代咏鸟诗中出现过的八十五种鸟为分类，再分别选取不同时期的咏鸟诗加以品评，选诗近千首，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咏鸟诗创作的风貌和表现不同鸟类的诗歌创作的特点，因而也是研究古代飞鸟诗重要的参考文献。林坚等选注：《历代咏鸟诗品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由张秉戍、张国臣主编的《花鸟诗歌鉴赏辞典》是一部将部分古代咏花诗和咏鸟诗合编在一起的书。书中“花部”在前，“鸟部”在后。所选编的咏鸟诗有近五百首，对每首诗都有较为详细的分析、鉴赏，便于阅读欣赏。张秉戍、张国臣主编：《花鸟诗歌鉴赏辞典》，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0年版。还有韩学宏著、杨东峰摄影的《唐诗鸟类图鉴》，以鸟为篇，在精美的飞鸟照片上，配以相关唐诗作品和解说，图文并茂，感受真切，不失为一种诗歌鉴赏的新途径。韩学宏著：《唐诗鸟类图鉴》，杨东峰摄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其他与飞鸟诗有关的诗集多与咏物诗挟缠在一起，如刘逸生《唐人咏物诗评注》，陈新璋《唐宋咏物诗鉴赏》，王德明、李苏澜《古代咏物诗精选点评》，李起敏、白岚玲选注《历朝花鸟咏物诗》，王天仁《中国古典咏物精品》，陶今雁《中国历代咏物诗辞典》等。在这些书中，编撰者依据自己对咏物诗的理解，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咏物诗，并且加以评点，这样在诗歌的鉴赏方面能给读者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在这些书的前言或后记部分，作者以较为简短的篇幅，对咏物诗的内涵进行界定，简单叙述了咏物诗发展历程，并且就咏物诗的成就、基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说明。虽说不是为飞鸟诗而编写的，但它们对咏物诗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飞鸟诗的理解。

此外，值得一提还有贾祖璋先生写成于30年代的《鸟与文学》一书。贾祖璋：《鸟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将自然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通过飞鸟诗歌解释一些鸟类的自然行为，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解决文学的问题。

古代“飞鸟诗”的范围，实在是庞然可观。首先，它的存在贯穿整个古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其次，它几乎出现于所有古代诗人的创作之中。因此，本文仅以具有代表意义的部分中国古代飞鸟诗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其意象生成和发展、诗人的创作及特点，以及飞鸟诗的诗性思维、表达和存在等关键问题，以求深入探讨其所包涵的深广的诗学意义。由于中国古代的“飞鸟诗”创作，可谓作者云集、作品纷呈，一时难以合聚、通观，故本文的研究主要凭借前人选编的含有飞鸟诗的各类诗集，撷其英华，以求窥其云梦奥妙。<<<第一章“飞鸟诗”创作及其历史变迁第一章

“飞鸟诗”创作及其历史变迁清代俞琰曾对咏物诗的发展脉络作了纵向的概括，他的《咏物诗选》自序云：“故咏物一体，三百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清）俞琰：《咏物诗选》，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版，第4页。飞鸟，作为一种自然物象被采撷入诗也是始于《诗经》的时代，其后飞鸟诗的发展、沿革，亦与俞长仁所言咏物一体的情况相一致，都经历了由初创、拓展、繁荣，并不断创新，走向多元的过程。

第一节先秦时期“飞鸟诗”的初创

一、《诗经》中的“飞鸟诗”与鸟意象

我国最早见诸记载的“飞鸟诗”出自于《诗经》。早期先民长期形成的对飞鸟的普遍认识、信仰和观念，无疑是构成当时“飞鸟诗”创作的文化背景和土壤。然而，诗三百自春秋结集以后，其所谓出自于民歌的原创的意义被用诗的现实目的所改变；原始儒家对它的经典认知，也使得对于诗三百的阐释逐渐具有了超乎文本之上的意义，这里当然也包括对《诗经》中的“飞鸟诗”的理解。

《诗经》中有许多诗篇都包含有飞鸟的意象，采用飞鸟意象的诗句共有90余处。尽管《诗经》中所涉及的草木虫鱼也十分丰富，但都比不上所写的鸟类那样种类众多，多姿多彩。据明代冯复京所撰《六家诗名物疏》“释鸟”一门统计，《诗经》中共有鸟类42种之多，比鱼类多20种，比虫类多10种。这一“飞鸟”的种类数，就是与清初《佩文斋咏物诗选》中历代咏鸟诗所写到的鸟的种类数（约56种）相比，也不相上下。

在《诗经》的飞鸟意象中除了一种非人间的神雀——凤凰外，其他都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与人亲密相伴的凡鸟。这里，既有翱翔于山林陆地的黄鸟、喜鹊、鸤鸠、燕子、雉、雁、鹌鹑、鸡、晨风、鸮、仓庚、脊令、隼、桑扈、鸒（乌鸦）、鹙（秃鹫）、鸢（鹰）、凫鹥等，也有游弋于水泽沙洲的雎鸠、鹈鹕、鹳、鸿、鵻（鹁鸪）、鷮、鸳鸯、鹤、白鹭等。可以肯定，飞鸟在《诗经》的时代一定是人类生活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生灵，因而也是最能兴发人们情感活动的自然物象，是人们最常借以抒情言志的美好意象。

当时的诗人歌者通过对飞鸟的形象刻画，表达、抒发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内涵。如《雎鸠》《鸳鸯》歌咏爱情，《燕燕》《雄雉》感伤远别，《鸨羽》刺劳役，《晨风》怨不归，《鸤鸠》比君子，《鸿雁》抚流民，《秦风·黄鸟》“挽三良”，《小雅·黄鸟》思远人，《大雅·凫鹥》谢公尸，《商颂·玄鸟》颂祖先。可以说，《诗经》的飞鸟诗，几乎涉及当时人们情感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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