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大同大学
出版时间: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闻一多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学者。从诗歌创作到学术研究,一方面意味着人生和精神的转换,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互动关系。本书立足于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学术含量和
作者姓名: 刘殿祥
出版社: 中国书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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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68
内容简介
闻一多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学者。从诗歌创作到学术研究,一方面意味着人生和精神的转换,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互动关系。本书立足于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学术含量和学术研究中的诗意化风格,抉发闻一多的史家意识,重点研究闻一多古典学术研究与中国学术史的关系,特别研究他的研究与中国现代学术格局的关系,说明闻一多与新文化运动、北大国学、清华学派的联系。全书分五部分,分别论述诗歌与学术之间的闻一多、闻一多的史家意识、闻一多与中国学术史的关系、闻一多国学意识的生成、闻一多与现代学术语境的联系。最终说明闻一多是经过了从“诗”到“思”的“史”的历程而表现出了现代思想家的品格,在古典学术研究中成为“杀蠹的芸香”。
作者简介
刘殿祥 1966年3月生,山西朔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山西大同大学教授,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山西大同大学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云冈文化研究,主持科研项目7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项、山西省和四川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项、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校级项目2项。出版著作《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闻一多“死水”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主编《闻一多代表作》《杨振声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华夏出版社)、副总主编《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另参编学术著作10余种。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光明日报》《中国文学研究》《江汉论坛》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获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中国闻一多基金会颁发的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山西省第七次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引言
第一章 诗歌与学术之间
一、诗歌中的学术
二、从诗歌到学术
三、学术中的诗
第二章 学术中的史家意识
一、文化人生历程中历史意识的生成
二、学术研究历程中历史意识的成熟
第三章 学术研究中的学术史意识
一、闻一多的学术史意识
二、闻一多与古代学术文化史关系(从先秦到宋明)
三、闻一多与清代学术
第四章 “国学”意识的历史生成
一、从“汉学”到“中学”
二、“国学”话语的兴起
三、闻一多的国学意识历程
第五章 现代学术语境中“国学”的共生结构
一、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法则”
二、北京大学的“整理国故”与“疑古”思潮
三、“美国化”清华的国学研究院
四、清华园的人文环境和现代思想格局
五、清华学派的形成和“释古”研究
六、学术个性与学术流派之间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诗歌与学术之间
诗歌属于艺术,学术归于科学。闻一多创作诗歌而以《红烛》《死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他进行学术研究而更以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成果奠定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诗人与学者,闻一多一身二任,在分属于艺术和科学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两大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表面看,闻一多先为诗人,后转变为学者,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呈现为时间上鲜明的先和后的状态,但实际上,闻一多的精神始终自然而自由地驰骋于诗歌和学术之间,固然表现为从诗歌到学术、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化,但同时还存在着作为诗人的一贯性和作为学者的持续性,即他的诗歌创作积淀着学术文化,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体现着诗人的本性。当我们说闻一多是诗人时,他是一个学者型诗人;当我们说闻一多是学者时,他是一个诗人型学者,诗人和学者、诗歌与学术在闻一多的精神和文化世界中实际上是统一的。闻一多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这不仅在于他创作诗歌,而且在于他具有一种诗性的思维,其诗人的特性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历程中。事实上,闻一多一生都处于诗歌与学术之间,不是简单地以一贯说法“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变”能够概括的。诗中有学,从诗到学,学中有诗,可为闻一多在诗歌与学术之间的最大特征。
一、诗歌中的学术
属于艺术领域的诗歌和归于科学范畴的学术,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从更广阔的人类文化角度,艺术和科学本来就有相当的联系。而学术研究对象如果属于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和诗歌就更加靠近。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学术文化并没有绝对的界限,首先从诗歌创作机制看,任何诗人在创作之前都要有一定的学养基础,不仅学习前人和别人的诗歌创作经验和从已有诗歌中吸收诗歌艺术营养,而且要博览广收人类文化中各学科和各方面的知识,以作为自我诗歌创作的必要知识准备。没有多方面的知识基础和丰厚的学养积累,即使天才诗人也不可能凭空创作出作品。艺术家、诗人固然不是通过学习而通往艺术、诗歌的“象牙之塔”,尚需要一定的天赋、感觉能力和对现实人生的体验,但没有对以往人类文化、艺术、诗歌的学习,仅仅通过艺术天赋、感觉能力和对现实人生的体验,不仅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且连基本的创作能力都不会具备。其次,从诗歌创作过程看,诗歌作为抒情的语言艺术,诗人要把自我所感受和体验到的个性化的情感、思想、生活表现出来,就需要调动长期积累的精神的和艺术的储备,包括最基本的语言和艺术表现方式,一方面需要自我的创造,但另一方面创造也需要有所凭借。诗歌创作的过程是自我学养的外在化、对象化过程。再次,从诗歌创作成果看,完成了的诗歌作品在表现具体对象的同时,实际上包含着或积淀了诗人精神范围内的文化底蕴,以不同诗人学养的深浅而表现在诗歌中的文化底蕴也或深厚或浅薄。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就可以看到诗人文化知识和学术素养的深浅,每一首诗歌都必然体现着一定的学术文化含量。最后,从诗歌接受角度看,诗歌作品及其诗人往往又会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诗歌一旦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原本分离的诗歌和学术几乎可以合二为一。所以,诗歌中包含学术,就为本题中的应有之意,以此认知可以首先肯定闻一多诗歌中的学术。
研究闻一多的学术文化,首先应该把他的诗歌作为进入他的学术殿堂的入口,因为闻一多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入口就是诗歌。而他即使在诗人时期,学者的一面已经开始逐渐生成,其诗歌中的学术鲜明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闻一多诗歌创作中所包含的深厚学术素养,二是闻一多在诗人时期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这实际上也构成了闻一多作为学者的生成机制,他是通过诗歌进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并进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诗歌及其诗性思维伴随了他整个学术历程。闻一多的学术文化既发端于诗歌,那么他的诗歌就体现出鲜明的学术文化意识和学术化特征。
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学术文化含量以他长期的学养为基础,从《红烛》和《死水》中诗歌及一些集外诗歌可以鲜明地感受到闻一多深厚的古典诗歌、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的学术素养。闻一多生于1899年,中国尚处于传统社会,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全社会的价值取向仍然趋于读书举业,加之闻一多的家庭属于中国传统的“耕读世家”,祖上多有科举得中而进入仕途者,其祖父虽然没有考中,但寄希望于子孙,对自己的不第耿耿于怀之余,“以为书香不继,大是恨事。每于试后见族有报捷者,终夜涕泣,又强自解曰,有孙可弄,岂无后望。爰筑书室于屋侧,延名师课孙辈”。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这样,闻一多祖父在闻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闻一多稍长后在家庭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开始学习中国传统典籍。当然,最初的教育内容一是启蒙读本,二是科举考试内容的初步准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闻一多的学习内容不会仅限于四书五经、八股制艺而扩展到史部、子部和集部,尤其开始从私塾教育转向新式学堂,在传统典籍的学习中增加了“新学”内容。但在启蒙教育阶段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典籍的熏陶不仅构成他知识结构的基础,而且内化为他根深蒂固的文化情感,所以,在随后的求学过程中,正规的学习内容为“新学”,但闻一多自己却在正式学业之余主要投入中国古典诗文和古代文化的学习中。1913年冬,闻一多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开始了他在清华长达10年的求学历程。在此期间的学习内容可分两大板块,一是清华学校的课程体系,包括英文、数理化、生物、地理、历史等现代学科,以英文为主,二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课,为中文课程,其中主要为闻一多自己选择研习的内容。当时学生重视英文课程而轻视中文课程,闻一多还特作文批判,批判中文课堂的“僪骗欺诈,放僻嚣张,丑态恶声,比戏院,茶馆,赌博场还不如”的状况,闻一多:《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所以,闻一多自己在课余投入大量精力学习传统文史,特别重点研读古典诗歌,以为传统典籍中“《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亘万世而不渝,胪万事而一理者,古学之为用,亦既广且大矣”。带着这样的认识,闻一多针对清华学校“以预备游美之校,似不遑注重国学者”的教育现状,“不忘其旧,刻自濯磨”,志要“振兴国学”!闻一多:《论振兴国学》,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3页。我们从闻一多在清华时留下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和日记中可以看到闻一多在古代典籍和古典诗文学习内容的广泛和深入。如《二月庐漫纪》中,闻一多阅读范围涉及古代文化各个领域,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特别都有自己的阅读心得和评价。当然,闻一多的研习内容不仅有古典诗文,而且包括了西方文化。现存他1919年1月到4月的日记中提到的阅读书目中西并进,古典文化方面的有《日下旧闻考》、《文选》、《史记》、《类纂》、《清诗别裁》、《明诗综》、《元诗选》、《宋诗选》、《全唐诗》、《八代诗选》、《诗经》等;西方文化方面的有《罗马史》、《希腊史》、《旧约故事》、《天演论》、《千年进化史》、《英文名家诗类纂》等。闻一多:《二月庐漫纪》《仪老日记》,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428页。单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看,闻一多的阅读范围从晚近的清诗一直上溯到唐诗,包括八代以至《诗经》,囊括了中国诗歌史,吸收了历代诗歌的艺术营养。及至留学美国后,闻一多也多带中国古典诗歌书籍,虽然主修美术,但钟情于中国文学、中国诗歌,出国不久,已经完成陆游和韩愈两诗家的研究,“现已作就陆游、韩愈两家底研究,蝇头细字,累字盈寸矣”。闻一多:《闻一多致1922年8月致父母亲信》,《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闻一多经常和同学带一本《十八家诗钞》去公园读杜甫、李白、苏轼、陆游等。闻一多:《致1922年9月1日致梁实秋、吴景超信》,《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这样,闻一多从启蒙教育开始到清华学校读书以至出国留学的整个求学过程,一以贯之,持续着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诗文的学习,形成他知识结构中至为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古典诗歌学养基础。与此同时,闻一多开始诗歌创作,先是旧体诗,文学革命运动后转向新诗创作,在新诗创作的探索中,从自由诗转向新格律诗的创作。无论是旧体诗,还是新体诗,都可以在诗歌中看到他此前或同时的学养成分,诗歌中包含着闻一多的学术文化因素。早期所作古典诗文结集为《古瓦集》,就诗歌部分更体现了“以学为诗”的特征。这里的“学”既指他初试旧体诗写作时对古诗的袭用,也指他把自己所学的古代文化融入诗歌内容中。如《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读项羽本纪》、《自言子文学书院射圃谒言子墓》、《寻桃源石屋二涧皆涸溯石屋上游乃得水因濯足焉》、《维摩寺》等咏史诗,当然立足于他对古代人物和事迹的了解而以此抒怀,这里涉及李陵、苏轼、项羽、言子、陶渊明、维摩寺等人物典故。如《读项羽本纪》:“陔下英雄仗剑泣,遥遥泪湿乌江荻。早知天壤有刘邦,宁学吴中一人敌?”短短四句,把项羽生平遭际、项刘争锋、陔下战役、当时天下大势和项羽作为英雄的悲剧都表现了出来。还如《七夕闺词》:“卐字回文绣不成,含愁泪滴杏腮盈;停针叹道痴牛女,修到神仙也有情。”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民间传说和历史文化的多种背景知识,如古代为吉祥象征的卐字、诗歌中的回文锦、牛郎织女传说、道教和神仙传说等。创作新诗之前,闻一多还写过多篇赋体作品,如《马赋》、《松赋》、《招亡友赋》、《清华体育馆》、《清华图书馆》等,虽然为咏物写景,但赋中所铺陈更多包含着古典文化意蕴和闻一多的学养积累。闻一多早期文言旧体诗文集自编为《古瓦集》,后发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新版《闻一多全集》收录一部分。闻惠编注有《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旧体诗创作的传统本就是讲求“无一字无来历”和“借他人酒杯浇自我胸中块垒”而多用典故,诗歌更见诗人的学养基础和学术积累。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首倡“诗体大解放”,打破格律束缚,废除用典,“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2页。新诗代旧体诗而兴起后,最初的自由诗大即如胡适所言诗体解放,不押韵、不对仗、不求平仄、不用典故,直抒胸臆,诗歌语言使用白话文,但随之也在新诗中流失了古典诗歌所特有的学术文化含量。闻一多转为新诗创作后,一部分诗歌在内容和表现上也流于新式浮浅,但他毕竟有着深厚的古代诗歌艺术修养和扎实的古代文化修养基础,所以大部分诗歌中都体现出他的学术文化含量,可见出“诗中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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