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难题——破坏性创造的“增长陷阱”
     二、中国奇迹的“光”与“影”
     三、工业化战略、政府干预与经济赶超
     四、创新、适宜制度与经济收敛
     五、体制性扭曲：中国的“超比较优势战略”
     六、“破坏性创造”：成本转嫁及成本转嫁下的经济增长路径
     七、中国经济增长：从“破坏性创造”到“创造性破坏”
     八、本书为读者呈现了什么？

第一篇经济扭曲与“破坏性创造”内生增长模型

    第一章经济扭曲及扭曲经济中的增长
       第一节市场不完善下的内生性扭曲
       第二节工业化战略与政策性扭曲
       第三节经济转型与中国的体制性扭曲

       第二章熊彼特增长理论与“破坏性创造”
       第一节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与内生经济增长
       第二节经济扭曲与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扩展
       第三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扭曲与“破坏性创造”效应经济扭曲与“破坏性创造”

    第三章“破坏性创造”：一个基于“成本转嫁”的内生增长模型
        第一节转型中国的经济扭曲
        第二节“破坏性创造”效应：“成本转嫁”模型
        第三节基于“成本转嫁”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第二篇经济扭曲的创造性效应

    第四章扭曲“创造”了出口与经济增长
        第一节中国对外贸易体制与扭曲
        第二节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扩张
        第三节对外贸易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五章扭曲“创造”了高投资与高增长
        第一节高投资与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
        第二节体制性扭曲与中国的“高投资”
        第三节高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第六章扭曲“创造”了非创新型技术进步
        第一节后发优势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
        第二节制度、政策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
        第三节贸易、FDI与中国的技术进步

        第三篇经济扭曲的“破坏性”效应

    第七章经济扭曲加剧中国的“贫困化增长”
        第一节经济扭曲加剧了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第二节中国出口“增量不增利”效应
        第三节劳动力的贫困化与内需不足

    第八章经济扭曲形成资源与环境的悲剧化
        第一节经济扭曲与资源、环境问题
        第二节工业化与中国的资源、环境悲剧化
        第三节全球化与中国资源与环境的悲剧化

     第九章经济扭曲“破坏”了创新机制
        第一节教育和科研机制的扭曲
        第二节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
        第三节研发的“挤出”效应

结论篇

    第十章从“破坏性创造”到“创造性破坏”
        第一节打破“破坏性创造”模式——技术进步
        第二节强化以吸收模仿为主导的技术升级
        第三节从吸收模仿到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导论东亚“奇迹”中都有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记录，而中国“追平纪录这个事实引出了一个质疑：别国高速增长，都收获了一个果实，即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了市场化，完成了城市化，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了准发达国家。而我国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却突然发现离真正的工业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刘伟，2008）。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成功地实现了增长“奇迹”，却离真正的工业化还很遥远，尚未内生地走向自主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提出了“破坏性创造”的概念，并将其引入由“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所驱动的熊彼特（Schumpeter）内生增长模型，根据经济扭曲时企业技术升级的最优决策行为，建立了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即一个关于“破坏性创造”的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成本转嫁”“破坏性创造”和“超比较优势战略”，来刻画中国在经济扭曲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模式。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难题——破坏性创造的“增长陷阱”
将分析贸易效应的“成本转嫁”模型（韩忠亮，2011）引入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难题，即“创造性”与“破坏性”效应并存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通过“破坏性”产生的“创造性效应”，形成了“破坏性创造”的过程。这一“破坏性创造”的效应表明，由于资源配置的扭曲激励企业将部分私人成本转嫁给社会，由此放大了中国产品“事前”的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使生产和出口得以扩张，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上低成本的过度竞争。因而说，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在各种扭曲的影响下，实际推行的是一种“超比较优势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必然导致企业的“成本转嫁”行为，成本转嫁一方面促进生产与出口扩张，驱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创造性”效应；另一方面，转嫁到社会的成本形成了社会损失，导致“破坏性”效应。显然，在“超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现行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极具“破坏性”的“创造”之路，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即“创新性创造”过程的“反向操作”——不是通过创新，而是通过经济扭曲来“创造”经济增长。至此，“成本转嫁”“破坏性创造”与“超比较优势战略”三个概念和模型，刻画出了中国在经济扭曲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验和实证表明，“破坏性创造”非但未能向“创造性破坏”这一动态参照系收敛，相反，这一“创造”过程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使自主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内生实现。
       “超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创造性”效应体现在：增强了中国在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出口大规模扩张，并通过增加就业、引致投资和提升技术水平等效应推动经济增长；促进中国数轮的投资热潮，从投资需求和投资供给两个方面都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超比较优势战略”下的出口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工贸易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技术水平；这一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破坏性”效应体现为，经济扭曲导致劳动力收入长期维持低水平，形成简单劳动力的贫困化，加剧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和内需不足的状况；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又会导致生产要素的过度投入和资源与环境的悲剧化；而技术进步被锁定在经验积累模式上使得中国的创新机制难以形成，技术进步缓慢。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破坏性”。
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内核集中反映在熊彼特（Schumpeter，1942）的创新思想上。包含技术、产品、市场、资源配置和组织在内的所谓创新，具有“创造性破坏”特质，其“创造性”的长驱直入“不断地使经济结构从内部发生革命，不断地摧毁旧的经济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结构，”而推动了经济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将熊彼特的创新思想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构建了熊彼特增长理论。该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特质的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Acemoglu、 Aghion和Zilibotti（2006）的熊彼特内生增长与收敛模型中，一国的制度能够影响到企业技术升级的最优决策，进而影响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最优路径。中国在“超比较优势战略”下，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环境将影响企业的技术升级决策。当劳动力价格低于其边际收益产品时，意味着企业通过选择扩大规模、提高干中学效应来模仿和吸收先进技术，就可以获得额外的租金。因而，在更大范围内，企业技术升级的最优决策是模仿与吸收，而不是自主创新。对于技术水平与先进国家差距较大的工业化早期的中国来说，企业的这种最优决策恰恰是国家的最优增长路径，因而制度约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创造性”效应；但是由于迟迟不能向自主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转型，当中国的技术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企业的最优决策就不再是中国的最优增长路径，这就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破坏性”。这样中国经济增长在“创造性”和“破坏性”之间就存在一个困境——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却离工业化的距离还很远，还未能内生地走向自主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困境，即“增长陷阱”，这也是本书建立的理论模型所要解决的中国经济增长难题。
       本书的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奇迹”，却未能内生地走向自主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问题，其内在机理的逻辑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到了体制扭曲的约束。只有建立自主创新机制的“适宜”制度，通过“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过程驱动经济增长，才能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与长期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收敛。
本书的研究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与出路提供了理论参照。
       二、中国奇迹的“光”与“影”
       中国“奇迹”源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深入的改革，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到中西部渐次推进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78年~201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了1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经济3%~4%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GDP达到588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54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IMF数据库2011年4月11日发布。 中国人均GDP在90年代初只有300多美元，2001年上升到1042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达到4430美元，进入了偏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8月的最新标准，中等收入国家指的是人均收入996美元~12195美元，其中“偏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人均收入3946美~12195美元。 中国以13亿人口之众在下中等收入阶段只停留了9年，短于韩国（11年）和平均20年左右的非新兴工业国（巴西20年、墨西哥18年、泰国20年、马来西亚20年），稍长于香港（8年）、新加坡（8年）和日本（7年）。
       对外出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势头始终较为强劲。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更是急速扩张，货物出口规模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逐年上升。根据WTO统计，2007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国。2009年货物贸易出口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出口结构也不断升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652%升至2010年的948%。出口的爆炸性增长通过增加就业、加速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扩张。
高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驾马车。自1978年起，中国经历了数次投资热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达20%以上。尤其是21世纪后，从2003年至2010年，投资增速年均高达26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相关数据计算。 快速增长的投资无论从投资需求、投资供给还是从投资结构的层面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资本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在1978年~1992年间为301%，1993年~2007年间为434%，在后危机时代（2008年~2010年）更是高达643%。
此外，教育和研发的投入、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都极大地推进了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依靠低成本的优势，通过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投入的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实现的。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先富”走向“共富”的关键时期，国内市场、资源和环境问题日渐突出。
中国通过低成本不断扩大产出和出口的同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对外贸易的比较收益长期呈下降趋势。家电、纺织、鞋、玩具等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大宗商品，由于企业长期采取“以低价占领市场”的出口策略，出口价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少。贸易条件的不断下降减弱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收益。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利润率非常微薄。如在珠三角加工的一件国际名牌衬衫Hugo Boss，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其中各级经销商和品牌拥有者赚了108美元(占90%)，接受订单生产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而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甚至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1%至2%。
       国际分工收益的恶化导致出口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劳动力的实际收益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生存质量与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之前的12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当时东莞市劳动局同意调高工资，但认为调整幅度不能太大，最好不要超过每月480元（东莞当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仅仅为450元）。《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日。 即便是通货膨胀开始严重显现的2009年，工人的收入（包括加班）平均为每月只能达到1000元~1200元，甚至有的工人说自己一年下来根本就存不到什么钱，等于白干一年。《2008年~2009年珠江三角洲工伤调查报告》，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5e7df4a90100hg9t.html。 不仅收入水平低下，简陋、缺乏安全设施的工作环境，超长时间的工作、缺乏必要的培训，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中国每年有15000人死于工伤事故，李强：《珠江三角洲工伤事故调查报告》，中国劳工观察，2005年9月。 仅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拥有上百万农民工的珠三角地区，每年至少有30000起工伤事故发生。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日。 富士康“N连跳”事件折射了中国制造工厂中劳动者的悲剧化境遇。劳动者收入低下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抑制了内需的扩张。
       无论是投资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还是出口引致投资而更深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扭曲、过度投资、高资源投入和高消耗的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环境的高度污染，形成了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的“悲剧化”结果。2006年，中国投资于污染密集行业的企业数达50%以上，从总资产上来看，则有近2/3的企业投资于污染密集行业，而外商投资企业中有44%投资于污染密集行业。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 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时尚污染——两个中国纺织专业镇环境调查》报告（2010年11月30日）指出，中国著名的“世界牛仔裤之都”新塘镇和“内衣镇”谷饶存在严重环境污染，经检测，两地部分地表水和底泥样本有重金属超标现象。该污染会毒害神经、会使内分泌紊乱，并导致癌变等悲剧的发生。2011年8月31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友科技、南京绿石五家环保组织共同发布调查报告——《苹果的另一面2——污染在黑幕下蔓延》，公布了一份苹果公司在中国供应链的污染地图，曝光了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直指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存在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指出“苹果”时尚产品的背后，是以“毒害环境、伤害社区、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http://business.sohu.com/20110912/n319100806.shtml。 再如煤炭出口占全国50%的资源大省山西，2005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841%，以煤炭、焦化、电力、冶金、化工等为支柱的资源产业家族占工业增加值的8932 %。常年密集的煤炭开采不仅造成有害气体的排放、水资源枯竭，还造成采空塌陷地质灾害、矿难事故的频繁发生，煤炭储存、运输中也造成矸石堆积、粉尘污染。史小芳：《山西煤炭出口贸易经济效益分析》，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8。
在低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模式下，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研发与创新的动力及激励被抑制。主要从事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劳动加工环节的生产，使得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足。如调查显示虽然有80%以上的农民工表示“希望得到职业培训的机会”，有6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花钱参加自己想要的培训”，但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86%。原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 3136。 由于高素质人才得不到合理的工资收入，使得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被抑制。与此同时，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失海外，以至于有人说“清华、北大是美国的预科”。据数据显示，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公费、自费等各类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39万人，其中仍然留在海外的有近100万人，只有39万人归国，回国率仅为28%。滕飞：《谨防金融危机下加重对外技术依赖》，《学习时报》，2009年4月20日，第4版。 中国企业通过低成本投入和简单模仿即可以获得加工贸易和低技术产品价格优势，因而不再有研发和创新的动力，导致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始终不高，产业调整和升级步履缓慢。虽然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已经相当高，但剔除加工贸易因素后，却无证据表明中国的出口品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Allliti，M& CFreund 2008，  The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Policy Researeh Working Paper， 4628，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eh Group，TradeTeam. 上述种种问题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实现了速度的赶超和规模上的飞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但是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却难以持续，无法实现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社会的“共富”。
    相较而言，一度同样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量”和“质”的飞跃，完成了经济的赶超，并成功地向发达国家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