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网络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一、理论关切与问题意识

　二、框架结构与各章　要点

第一章　信息获得方式变迁的时空分析

　一、信息获取方式的时空依赖及其弱化

　二、网络社会与信息“脱域”

　三、“去权威化”与“社会性的缺失”

　四、结语

第二章　在线生活：网络参与中的自由与孤独

　一、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

　二、互联网的“脱魅机制”及其后果

　三、信息获得中的个体自由及限制

　四、网络社区中的个体孤独

　五、结语

第三章　网络消费与“现代性的厌倦”

　一、“网购”：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起

　二、“诱惑”与消费行为的发生

　三、“物”的显现与“人”的退隐

　四、距离、满足与厌倦

　五、结语

第四章　“微信人”与网络化时代的生活风格

　一、时空压缩与现实感虚化

　二、网络内爆与习惯性接受

　三、“轻松易得”的厌倦

　四、“微信人”的精神气质

　五、结语

第五章　网络“逆向标签化”中的社会心态

　一、“二代现象”：现实与话语

　二、“二代”批判的“逆向标签化”逻辑

　三、“逆向标签化”背后的社会心态

　四、“想象的征服”

　五、结语

第六章　从“激情”到“调整”：宏观社会心态的变迁

　一、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起与反思

　二、三个时期的社会心态及其特点

　三、新时期焦虑与不满的社会根源

　四、网络化条件下社会焦虑的表达

　五、结语

第七章　网络化条件下社会压力的宣泄

　一、引言

　二、爱国行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三、非理性行为背后的社会情绪

　四、中间讨论：转型期的伤害行为

　五、营造可持续的社会共识

　六、结语

第八章　网络“发声”：渴望真相与寻求对话

　一、引言

　二、网络化时代的“真相情结”

　三、“低风险关注”与“高风险关注”

　四、眼见未必为实：被建构的真相

　五、寻求对话：网络社会中的心理诉求

　六、从网络舆论看社会分歧

　七、结语

……

导论    网络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一、理论关切与问题意识

本书是关于网络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一般而言，“网络社会”主要有两种内涵：一是作为一种新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二是基于互联网电脑空间（cyber space）的网络社会。前者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网络化特征，后者则突出与“现实空间”相对的“虚拟空间”的存在。其实，二者存在紧密关联，因为在互联网兴起的背景下，network society的网络化特征往往以cyber society的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后者如果离开前者便也失去了很多社会意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们对网络活动的深度参与，关于“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划分已经不合时宜。在很大程度上，网络空间的活动同样是具体而真实的，甚至可能比传统意义上的现实活动更加“真实”。例如，相距遥远的朋友的书信往来是一种现实活动，但因为双方靠文字传情达意，其实还是有较强的象征和想象的意味。相比之下，远程网络视频虽然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条件，但交流双方的音容笑貌都近在眼前，已经很难说是“虚拟”的了。所以，“线下空间”与“线上空间”的划分可能比“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社会生活网络化引起的一个新变化是社会空间的交叉重叠，以往界限相对明确的社会领域趋向于模糊。例如，网络购物实际上就模糊了家庭和商场、消费行为与日常事务的边界。一个人可以足不出户歪在沙发上购物，或者在坐地铁时通过手机发送订单；购物也不是专门的活动，工作间隙也可能完成商品浏览、下单支付的过程。就商家而言，电子商务也将营销活动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庭可能是销售的场所，而店铺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空间。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的条件下，生产、消费、学习、娱乐等高度压缩在一起，多元差异的领域被整合到网络空间中。

社会空间和领域的边界模糊，也意味着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带有潜移默化的特点。互联网近在咫尺，各种网络信息唾手可得，网络参与可以利用片段化的时间进行，使得人们往往将网络活动视若当然，甚至可以说，网络活动是如此日常化的活动，以至于置身于其外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当互联网和网络参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想超然地反思其影响变得愈加艰难。

在网络空间中时常出现的情况是，明知一些网络参与低效而无意义，却难以自拔或不愿割舍；有时满腔热情地发表一番言论，却发现应者寥寥或被骂个狗血淋头，实际上骂人者可能根本就没在意言说者所说为何；在甲方看来幼稚和低俗的观点，在乙方那里可能备受吹捧；很多事物已经无法激起人们的参与热情，因为即使参与可能也只是以一片争论告终，或者认真的思考只是遭到戏谑和嘲讽……总而言之，在网络信息中，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认真的与随意的、真实的与虚假的、温和的与激烈的，纷纷然杂糅在一起，让人有欲迎还拒、矛盾交织的情感。

此外，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互动交织的意义上，互联网引发的变化也异彩纷呈。有些实际的社会问题或事件，一经上网便引起轩然大波，可能事件当事人或信息发布者都始料未及；也有人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优势，自我宣传广而告之以成名得利；有些求助信息鲜有人问津，而有的却能赢得无数陌生网友的同情；在较宏观的层面，网络社会治理、互联网经济、网络反腐、舆论监督、网络安全等，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确切地说，是正在进行的网络化时代。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是一个网络社会，不过，网络社会并不是自然成序的，其中个人与社会、权威与服从、理性与情感、激情与厌倦等充满张力和碰撞。这促使我们思考：网络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如何能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拥有“社会在我们之上也在我们之中”的社会感？当然，本书无法就这个基础性和一般性的问题给出某种具体答案，毋宁说我们重在以此问题为导引，思考网络社会的兴起及其影响，并对一些网络现象或社会事件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以为我们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网络社会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二、框架结构与各章要点

本书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交互作用的意义上理解网络社会，因而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是互联网本身的问题，更多是保持对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关切，甚至个别章节讨论的内容主要是“线下空间”的问题。

在不甚严格的意义上，本书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至第四章，分析互联网的发展对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交往方式以及精神气质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互联网所推动的社会生活个体化及其后果予以关注。第二部分是第五章至第九章，结合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讨论人们的网络参与和网络声音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联。第三部分是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在较为宏观和一般的层面分析互联网的兴起对社会治理、经济转型以及国家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章讨论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及其影响。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可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网络社会中获取信息的典型方式概括为“道听途说”“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以及“转载搜索”。三者的时空依赖性依次降低，时空的虚化程度渐次增加。在网络社会中，信息的脱域机制造成个体时间感与空间感的虚化、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以及社会认同难度的增加。针对网络信息的复杂影响，建构一个意义丰富的生活世界，是增进社会团结和塑造社会认同的根本基础。

第二章关注互联网发展对个体自由的意义与限制。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脱魅机制”，延续了现代性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后果之一就是个体难以名状的孤独感。互联网增进了个体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便利性，但也使个性淹没在繁芜庞杂的信息中；给个体带来暂时的“去权威化”体验，也使其陷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促进了个体之间的“在线交往”，但也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化解孤独感的重要途径是参与社会生活、培育自我反思能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

第三章试图挖掘“网购”的社会意涵和情感意义。在我看来，网购不仅是一种消费方式，而且折射了现代人的生活风格和精神面貌。在网购环境中，电商网站、商品信息以及购物流程不断向消费者制造“诱惑”，激发其消费行为。网购中个体的参与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社会的逻辑所设定，缺少个性探险的空间，导致网购过程的机械化和表层化。网购中人与物品距离的缩短、时空体验的缺失，使人滋生空洞无聊之感。网购使人在享受轻松易得之喜悦的同时，也陷入“现代性的厌倦”。反思网购生活，有助于揭示和反思消费社会的支配逻辑。

第四章思考广为流行的“微信生活”的社会意涵。“微信生活”不仅体现了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且折射了“网络人”“微信人”的生活风格和精神气质。社会现实感的虚化、生活领域的交叠、距离缩短带来的无聊厌倦，刻画了“微信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也塑造了其精神气质：害怕和逃避闲暇、求新求变的主体幻觉、厌恶平淡的猎奇心理、阅读风格的大众娱乐化、接受与拒绝之间的纠结、渴望表达和寻求关注的“巨婴”心态等。微信生活凸显了“网络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第五章结合标签理论对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心态进行分析。标签理论认为，弱势群体的“缺陷”往往是垄断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所定义的结果。社会舆论对“富二代”“官二代”以及“名二代”的批评呈现出一种近乎相反的逻辑，即普通民众甚至弱势群体对强势者贴标签，或可称之为“逆向标签化”。社会结构失衡和不平等是逆向标签化的社会根源，而互联网则为这种话语建构提供了传播渠道。逆向标签化表明，社会心态越来越以“怨恨式批评”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释放了一种“想象的征服”的心理。重塑社会心态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题中之意，而这需要以一系列利益均衡机制的建设为前提。

第六章从宏观社会变迁的角度比较分析不同时期社会心态的特点，以及互联网条件下社会心态的复杂性。社会心态变迁是整体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通过历时性比较分析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本章尝试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以及90年代末以来，三个时期社会心态的特点概括为政治激情、经济热情和社会焦虑。政治激情表现为革命精神与英雄主义；经济热情以渴望改善生活和积累财富为特征；社会焦虑则体现为迷茫、不满，热衷于表达自我却缺少共识性认同。对于新时期的社会焦虑，需要区分“作为体制性后果的焦虑”和“作为网络化后果的焦虑”，相应地，制度建设与人心建设是化解社会焦虑的根本途径。

第七章以“保钓游行事件”为例，分析结构性压力往往以互联网为媒介释放出来。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无论在经济制度、政治生活或是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其过渡性特征，人们面对结构性压力往往会产生心理不适。保钓游行事件中的打砸抢烧行为就是结构性压力下民众积蓄的社会情绪的非理性宣泄，并且这种极端行为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迅速形成“示范效应”，成为具有强大舆论影响力的网络社会事件。在利益与价值观念双重分化的网络化时代，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团结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八章围绕曾被热议一时的网络社会事件——“归真堂事件”，分析网络分歧的深层社会意涵。在网络社会中，“真相情结”驱使人们破除重重信息迷雾，以逼近事物的真相，但以信息识别信息、以信息澄清信息，反而可能带来信息重叠，妨碍了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同时，由于不同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制造和发布对自身有利的信息，或对自身发布的信息寻找合理的解释，以获取和掌握更多的信息权力，而对局外的旁观者而言，这却进一步增加了信息识别的难度。正因为信息多元驳杂，制度化的对话与沟通才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向就是用一个意义丰富的现实世界包容网络世界。

第九章集中关注网络众筹这种新兴的社会现象。网络慈善是网络化条件下兴起的新慈善形式。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在筹款效果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本章对“轻松筹”平台三个众筹案例的分析发现，微信圈子来源于现实社会圈子，个体现实社会圈子的规模、资源禀赋和构成方式作用于微信圈子，进而导致基于微信圈子的众筹在效果上存在较大差异。网络众筹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还有一些社会资源薄弱的群体接触不到互联网或无法使用互联网，他们的生存处境也应予以关注。

第十章的主题是网络社会治理。互联网的兴起使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并推动了网络社会治理的发展。网络社会治理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所进行的以传达公共信息、化解社会问题、凝聚社会共识、建构社会秩序等为目的的社会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兴起的社会治理形式，包括“对网络社会的治理”和“通过网络的社会治理”的双重内涵。网络社会治理的主要议题包括传播公共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促进社会互动、动员社会力量、营造社会共识等方面。认识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为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参考和启示。

第十一章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讨论互联网经济及其社会背景与影响。互联网经济是网络化时代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经济现象。对中国社会而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既有世界科学发展、全球化潮流等因素的推动，也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结构等因素密切相连。新时期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互联网+”战略的推行和实施。和传统的实体经济一样，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基础，如网民结构、互联网发展的地域与城乡差异、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其引发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第十二章较为系统地讨论社会转型新时期网络反腐的背景、内涵、实践过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义。网络反腐是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反腐的新形式，是广大民众和政府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通过互联网收集、识别有关腐败的信息，对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曝光、查处的活动和过程。网络反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如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不平衡的利益格局促使民众需要通过某种渠道表达意见或不满。网络反腐的社会意义在于，有利于平衡利益格局、释放社会不满情绪、重建社会公信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等。可以预期，互联网在未来的反腐事业中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章信息获得方式变迁的时空分析

第一章

信息获得方式变迁的时空分析

网络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网络社会中，传统的依靠嘴巴（说）、耳朵（听）和眼睛（看）获取信息的方式依然重要，但手的重要性（敲击键盘、移动鼠标、触摸屏幕等）格外突出。或者，确切地说，在获取信息上，嘴巴、耳朵和眼睛的功能越来越通过手的功能的发挥来实现，人们需要“道听途说”，同时也依赖“转载搜索”。其实，在这一身体表现变化的背后，是网络技术所引发的人们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本章主要基于网络社会兴起的宏观背景，结合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信息获取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

一、信息获取方式的时空依赖及其弱化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极其重要。“土”不仅意味着农耕经济是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意味着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在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中度过的。“保农就是保土，保土就是保根。”安土重迁是农民生活的常态，而流转迁徙往往是天灾人祸强迫的结果。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土地是熟悉社会的自然阈限，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乡土社会中的“熟悉”，不仅指人们在村落社区中对人和物经过长期接触没有陌生感，而且意味着人们获得信息、知识和社会规范，是在长期的经验熏陶、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乡土社会的时间与空间因素十分重要。时间的延续和连贯、空间的有限和稳固，是信息获得和传播的客观条件。俗语“低头不见抬头见”“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人见面活，树扒皮死”等，便体现出时间与空间的连续和稳固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关系的约束与维持。

在时间方面，农业社会中，人们获得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与其与人接触的时间长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越长、越频繁密切，他们之间的熟悉度就越高，能够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就越多，获得信息的速度也就越快。正因为如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人占有的信息和经验一般优于年轻人，因而具有更高的社会权威。在老人那里，时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历纪年和钟表时间，而是意味着经验和事件。例如，老人在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往往不说某年某月，而说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闹水灾那年”“土地改革那年”“打鬼子那年”，等等。而这种表述之所以能被理解，在于同样的社区中存在关于时间的共同记忆或集体意义，超出村落社区，这种记忆或意义的可理解性便会降低。这也说明，信息的获得和理解还具有空间依赖性。

信息获取的空间依赖性比较容易理解，即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人获取信息主要是在较为有限和固定的空间中完成的。因为空间有限，言语交流才会便利而有效；因为空间固定，信息才便于传播并达成共识。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村落社区中，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超出社区之外，一个人的知识就可能失效，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人们常说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只能发生在相对封闭和稳固的环境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信息才会迅速流传，并很快形成群体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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