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县域社会矛盾多发的背景

一、多中心诉求的形成及舆论的兴起

二、稳定与动荡中的“县”

三、两个群体的兴起

第二章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类型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二、群体性事件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三、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特征

第三章“火药桶”的前世今生

一、一座特殊的县城

二、骤然而发的瓮安“6·28”事件

三、瓮安事件深度解析

第四章县域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比较

一、“孟连事件”——利益纠纷群体性事件

二、“石首事件”——泄愤式群体性事件

三、“乌坎事件”——标本式的群体性事件

四、“什邡事件”与“启东事件”

第五章县域群体性事件新趋势及共性特征

一、“网络公知”与“键盘革命家”

二、“网络公知”与“键盘革命家”对县域群体性事件的

影响

三、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四、县域群体性事件共性特征

第六章县域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一、县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县域群体性事件直接成因分析

三、县级区域内群体性事件间接成因分析

第七章县级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措施

一、应急措施原则

二、应急措施步骤

三、基于缓和曲线理论的应急措施创新

第八章县级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路变革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县域治理

二、多中心县域治理模式

三、多中心县域治理原则

第九章多中心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载体

二、加速县域创新驱动助力精准扶贫

三、引导发挥社会企业的重要作用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公元前841年，西周国君周厉王用极端暴力的手段处置那些指责他失政的平民，国都镐京出现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局面，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国语·周语上》。。史学界通常将西周镐京平民抗击暴虐的王政，最终攻陷都城流放周厉王的这一事件称为“国人暴动”。周朝国君被流放后因无人执掌朝政，群臣便推选召穆公﹑周定公共同行政，号为“共和”。或许这便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因群体性事件而引发的“革命”，这也是“共和”一词第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2000多年后，法国巴黎的民众不满国王路易十六的暴政，一举攻陷巴士底狱，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等关键词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在反映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如此评价：“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虽然法国民众从起初的抗议示威发展到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法国皇室，最终却并未获得他们所期待的结果。法国在混乱共和制、政党专制和君主专制之间交换轮替，最终走上了一条曲折而又漫长的国家重建之路，而这种复杂局面的出现绝非当时愤然攻陷巴士底狱的民众所能想到。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用朴素的辩证法告诫世人，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带来与你原本期望相反的结果。所以无论是国人暴动的周朝平民，还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民众，或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后，新中国发生的第一起纵火焚烧县委、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中的瓮安民众，以及之后相继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的线上或是线下的参与者们，不管他们本身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当他们试图用一种较为激烈和极端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时候，他们永远无法掌握事件下一步的走向。

201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写发布了《2013年社会蓝皮书》，其中指出，中国社会现阶段处于矛盾多发期且现阶段的矛盾凸显出复杂的多样性，每年因各类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据全国总工会统计，仅2012年1—8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纠纷，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120多起、涉及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达270多起。蓝皮书进一步表示，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主要包含劳资纠纷、环保冲突以及征地拆迁。其中，征地拆迁和因环保引发的冲突是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两个主要原因。2015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写发布了《2016年社会蓝皮书》，开始关注逐渐显露的带有明显多中心倾向的舆论及力量。这些舆论，往往是由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网络舆论、自媒体舆论，甚至街谈巷议、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社会戾气构筑而成。这些力量，往往是由市场经济体制冲击下，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主要是受到冲击的利益群体，或自我感觉受到冲击的利益群体，或不满他人所获得的利益的群体所构成。他们所要求达到的目的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多个的混合指向。他们的表达方式从语言到行动在不断发展变化。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许多县级政权的主政者没有看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县域内已经开始呈现的多中心社会舆论及力量，不能正确运用政府领导下的核心力量、主体舆论去引导、去矫正、去化解其他社会舆论和社会戾气，去解决和消除其他社会力量提出的合理与不合理的利益诉求，而是依然沿袭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命令主义的强权性垂直思维与管理模式，试图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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