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出版时间: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概述:本书是一本地方民俗文化研究著作。全书共有六章,其中,第一章主要对近年来农村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第二章对本书研究对象黄花涝村的历史遗存与文化景观进行梳理;第三章“物质生活民俗”。
作者姓名: 陶维兵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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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49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地方民俗文化研究著作。全书共有六章,其中,第一章主要对近年来农村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第二章对本书研究对象黄花涝村的历史遗存与文化景观进行梳理;第三章“物质生活民俗”,分别调查生产、生活、工商贸易等三个方面民俗及其变迁;第四章“社会生活民俗”
作者简介
陶维兵 男,1976年生,湖北麻城人,现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历史、文化与城市治理。先后主持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武汉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三项,主持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研究资助”项目一项,参与国家、湖北省社科基金、中央党校及中央组织部党建所、全国党建研究会重点调研课题多项。在各类报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中西方政党执政比较初探》《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武汉百年思潮研究》等专著,参编著作三部。科研成果获湖北省优秀调研成果奖二等奖一项,广西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一项,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多项应用对策研究成果获省市领导肯定批示。
目录
第1章引论: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1农村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12调查区域
第2章黄花涝民俗的文化地理空间
21历史文化遗存
211战国古石坡
212古渡口
213富家堡三国古墓
214郭王庙遗址
215明代古石街
216清代亚元居旧址古墙壁
217古民居
218崇道堂
22历史文化景观
221沧浪亭
222状元亭
223地名文化
223老水塔
224黄花涝文博馆
225三清书画院
23宗教文化景观
231古铁佛寺
232天主教堂
第3章物质生活民俗
31物质生产民俗及其变迁
311农渔业生产民俗
312家庭养殖生产民俗
32消费生活民俗及其变迁
321居民服饰习俗
322居民饮食习俗
323建房居住习俗
324交通出行习俗
325交往联络习俗
33工商贸易民俗及其变迁
331手工业通行习俗
332商贸业通行习俗
第4章社会生活民俗
41家族、亲族礼俗及其变迁
411家族民俗
412人情往来风俗
42人生礼俗及其变迁
421诞生仪礼
422婚嫁仪礼
423生辰仪礼
424丧葬仪礼
43岁时节日民俗及其变迁
431传统节日民俗
432政治性节日
433地域性节庆
434外来节日
第5章精神生活民俗
51信仰民俗及其变迁
511民间信仰
512民间禁忌
513宗教信仰
52游艺民俗及其变迁
521民间口头文学
522民间娱乐活动
523民间游戏竞技
第6章习俗承继与文化创新
61近四十年来我国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
611民俗文化内容变迁
612民俗文化功能变迁
613民俗传承主体变迁
62我国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成因与趋向
621民俗文化变迁的成因分析
622民俗文化变迁的趋向判断
63我国乡村民俗文化传承、创新的紧迫性与可行性
631乡村民俗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意义
632乡村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案例分析及经验借鉴
64新时代我国乡村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
641完善村级协同治理体系,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642坚守乡村文化根脉,抓好优秀民俗文化的挖掘与整理
643开发乡村文化资源,推进农村民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644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增强农村民俗文化的活力
附录
附录一黄花涝民俗文化调查问卷
附录二黄花涝民俗文化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附录三黄花涝民俗文化调查访谈提纲
附录四黄花涝民俗文化调查访谈记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第1章引论: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第1章
引论: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近代以来,“农耕社会、乡土中国”逐步被卷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变化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古老的中国正在加速向“工业社会、城市中国”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乡村文化建设日益引起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实现乡风文明作为总要求之一,体现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随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文化兴盛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农村民俗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深入调查农村民俗文化内涵和形式,把握农村民俗文化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深刻思考农村民俗文化变迁、传承与创新路径,对于研究和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1农村民俗文化研究综述农村民俗作为依附农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是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培育农村社会的一致性和构建社区性共识。摒弃农村民俗中的陈规陋习和封建糟粕,推进移风易俗,深入挖掘农村优秀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加强农村民俗文化科学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风文明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农村精准脱贫、实现文化小康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民俗作为一门学科,最早产生于英国,到19世纪末,欧美各国已普遍接受了民俗学(Folklore)的名称。20世纪初,民俗学也成为日本学界的通用名称。伴随着民俗学概念的普及,民俗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的仅以文明社会民众生活为对象,到纳入“文化较低的民族”或“野蛮的”民族的风俗,民俗学逐渐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民俗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引起关注是在20世纪20年代。其时,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一次使用“民俗学”这个学科专业名词。30年代,“民俗学”这个名称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承认和广泛使用。在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农村文化风俗等虽然受到一定重视,农村民俗调查成果却并不多见。日本满铁公司为服务侵华战略,于1940-1944年间对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的家族、村落等相关习俗惯例事项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其调查记录《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于1952-1958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刊行赵彦民:《日本满铁调查文献中的中国民俗资料》,《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1949年后,农村民俗调查、研究受到重视,在民族文化研究与民间文学调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俗学发展非常迅猛。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农村民俗文化研究迅速成为热点。概括起来,农村民俗文化研究在内容上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农村民俗文化的研究范围。民俗之范围,早期较为偏狭,主要局限于信仰的、仪礼的及口头文学的范围。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界关于民俗的范围逐渐扩大并形成共识。如,乌丙安认为,民俗学研究范围包括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四个方面,经济生产、交易、消费生活习俗、家族传承关系和习俗惯制、社会往来、生活仪礼、传统的迷信与俗信、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等行为、口头、心理的习俗均在其列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32页。。艾莲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视角,分别从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概括农村民俗文化,在具体内容上则涵盖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农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艾莲:《乡土文化:内涵与价值——传统文化在乡村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3期。。这些界定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内容却是基本一致的。二是农村民俗文化的特点与功能。费孝通在研究乡土中国时创造性提出“差序格局”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概念,以这一概念来分析旧时中国乡村秩序的维持,理解相对封闭地缘范围内人们遵循共同的习俗、观念和礼仪的必然性,就顺理成章了。吴存浩认为,与城市相比较,农村民俗文化以血缘为基础和出发点,更重视血缘文化和长幼尊卑次序;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表现为多样性吴存浩:《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差异论》,《民俗研究》2004年第4期。。关于农村民俗文化的功能,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预言,民俗将以“一种如何正确生活的哲学以及谋求幸福的生活策略”获得“地位和权威”,并“成为下一代的规范,具有一种社会力量。……当民俗强大的时候,他们极大地支配着个体与社会活动,生产和孕育着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策略”Sumner,William Graham,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Manners, Customs,Mores,and Morals The Athenaum Press,Ginn and Company,1907P34、IV、35-36。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则强调民俗仪式“为村庄建构起一段绵延的社区历史,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14页。,因而对于维系乡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艾莲认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凝聚认同价值,保持文化多样性、原生态特点,可作为文化事业发展载体和文化产业发展依托,塑造新农民等积极价值,同时她也对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同化和文化的同质化表示忧虑艾莲:《乡土文化:内涵与价值——传统文化在乡村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3期。。三是农村民俗文化的变迁及其成因。一些学者认识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农村民俗文化不断变迁,呈现现代化、趋同化、文明化等特点。如,唐金培从衣食住行、交往方式、婚丧消费、岁时节庆、民间艺术五个方面,描述了中原民俗文化的变迁唐金培:《中原民俗文化的当代变迁与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年第11期。。吉国秀等提出,农村民俗可以根据民众需要被重新解释、重新发明,因而具有守恒意义和追加意义这两重意义结构,这种创新性使得民俗能够跨越时间而传承;农村民俗变迁中出现的传统和现代的并置与叠加,是农村社会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生存策略。关于农村民俗变迁的原因,贺雪峰在费孝通“熟人社会”述论基础上,将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乡村称为“半熟人社会”贺雪峰:《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散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认为正是因为农民不断拉远与村庄的空间距离,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逐渐衰减,所以农村民俗文化不可避免地面临传承上的困境。吉国秀等认为,与社会转型伴生的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发展以及结构性张力等因素,诱发和推动了农村民俗变迁吉国秀、李丽媛:《作为生存策略的农村民俗:变迁、回应与中国社会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李磊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高度流动所导致的农村家庭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空前变革,促使流动中的农村新生代劳动力以一种“子代主导”的家庭策略,直接推动或间接迫使乡村民俗文化出现适应性变迁李磊、俞宁:《人口流动、代际生态与乡村民俗文化变迁——农村新生代影响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逻辑路径》,《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四是农村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代表性的观点有:农村的少子化和空心化,民俗传承后继乏人的窘困现状,对民俗文化传承产生冲击日本学者樱井龙彦基于爱知县人口稀疏山区村庄的案例研究,提出了民俗文化中需要一定人数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民俗艺能”(民间表演艺术)何以为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今日中国也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并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参见:[日]樱井龙彦:《人口稀疏化乡村的民俗文化传承危机及其对策》,甘靖超译,《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李磊、俞宁:《人口流动、代际生态与乡村民俗文化变迁——农村新生代影响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逻辑路径》,《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赵秀忠:《弘扬民俗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湖南社科院学报》2009年第1期。,也使农村民俗的形式和内容发生着诸多变化;传统村落的公共空间是村民生活习惯的空间体现和农村传统文化的载体,对于村民具有特殊意义,在农村社区重构过程中应对传统村落空间予以政策保护,以延续传统村落风貌和传承民俗文化薛颖等:《农村社区重构过程中公共空间保护与文化传承研究——以关中地区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5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须建立政策激励、产业促进、多方参与等三个关键机制,实施相应补偿,平衡“原汁原味”与发展需求,以助于留下传统“基因”,实现保护目的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机制》,《光明日报》2016年8月19日,第10版。;城镇化浪潮下保护农村民俗文化,应高度重视专业保护场所、民俗文化活动场所和组织及民俗文化传播力建设叶庆亮:《城镇化浪潮下海南农村民俗文化该如何重建》,《中国民族报》2017年1月13日,第8版。;借鉴韩国民俗村建设经验,应以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传承、民俗资料的综合展示、世界文化遗产的积极申报以及慢城理念的灵活运用,作为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途径端木娴、唐晓岚:《韩国民俗村发展研究及思考》,《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3期。。总体而言,现有农村民俗文化的研究,在范围上已涵盖内涵、特点、功能、变迁及传承、创新诸方面,在内容上既有基础性、实证性研究,亦有一般性、专门性研究,在方法上既有文献梳理、田野调查,亦有比较研究、案例分析。但目前农村民俗和农村民俗调查相关研究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近十年农村民俗研究文献中调查类成果占比一直徘徊在一成多一点,比例偏低。这表明农村民俗文化的实证性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领域,尤其是随着农村人口的稀释化和市民化,一些传统民俗特别是集体性的民间娱乐和技术性的民间技艺处于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的危险境况,亟待进行抢救性的普查和保护。基于当前农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境况,本书关于黄陂区黄花涝村民俗文化的调查具有积极作用。目前,黄花涝作为千年古镇受到相比当地一般村落更多的关注,其民俗文化记载散见于黄陂政府网、黄陂文化网、黄陂区志网、黄陂热线等网络载体或一些纸质载体中,一些与黄花涝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热心民俗文化人士的个人博客,也有不少黄花涝民俗文化的可信描述。但是,这些记载和描述不仅失之散乱,而且有的相互冲突。当前,黄花涝正在快速地接近城市,民俗文化的地理空间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物质,社会和精神形态的民俗发生很大变化,诸多传统民俗亟待整理和保护,进行全面的调查尤显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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