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公共外交的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中国道路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再审视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三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新时代挑战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容、价值与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治理新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背景下类文明发展的中国预判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质疑、争鸣与科学认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析论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基础

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重建构

全球化、国际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现实与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文明自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

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特色外交理念时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28日，在出席纽约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他对这个理念做了系统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联合国迎来又一个10年之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做携手合作共赢的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系统论述。他们期待在西欧，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制度的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们对此并不陌生，早在秦汉之际的《礼记》一书中就记载了前人理想的“大同”社会，并认为只有从衣食不愁的“小康”才能进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十九世纪的英法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进入社会主义。1917年，俄罗斯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世界从1848年推进到2013年，时间过去了16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访问俄罗斯期间提出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减贫与发展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主张“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他向世界各国呼吁，“应凝聚共识，同舟共济，不断深化减贫工作，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基本精神和目标没有过时，因为它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要求。但是如何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必须与时俱进。可以预见，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康庄大道。我们中国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对于全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思考。因此，我们应当在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贡献更大的力量，努力使之实现。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没有谈到人类“共同价值”之前，就应认识并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一客观事实。人类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地联系在一起，不能割断。每年5月21日联合国各国都开会纪念“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世界各国都具有自己本国民族特色的文化，正是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愈益彰显出世界性。文化的多样性使世界文化之林百花齐放、绚烂多彩。文化的共同性在多样性中才便于交流和合作，否则，共同性便会转化为单一性，反而阻碍事物的创新和发展。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在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其本身的独特优势集中地体现在若干核心理念上。几年前，我和学术合作者尝试这样去表述：天人之学—天人和谐的探索精神，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辩证法则，居安思危—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诚实守信—进德修业的立身之本，厚德载物—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以民为本—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原则，仁者爱人—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出发点，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理念，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日新月异—与时偕行的革新精神，天下大同—指向未来的理想之光。这些理念与孔子在春秋末期开创的儒学联系在一起。儒学是中华民族古代共同价值观的体现。孔子以前及其同时期，许多人都讲“仁”。“仁”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论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孔子不赞成把“亲亲”与“爱人”对立起来，认为“亲亲”是“爱人”的起点；同时，讲“仁”不能离开“亲亲”，也不应局限于此。《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将这两方面加以结合。孔子所说的“仁”是各种德目的总称。他曾提出其他德目，如恭、宽、信、敏、惠，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非常重视孝道，认为人们心里尊敬父母才是真正的孝；如果没有孝心，赡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战国中期，儒学传承发展者孟子曾说，君子身处富贵温柔之乡，不能丧失志向；身处贫贱困苦之地，不能改变人格；身处强暴威胁之时，不能丢掉气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在他看来，君子有了这样宏大的志愿，就有了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再伴以扎扎实实的行动，这就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历程。孔子、孟子关于“君子”的共同价值观的论述，是中华民族子孙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百家之学”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做出了贡献。其中的儒学对中华古代价值观的影响更大。儒学不是“神”的文化，而是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文化，讲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与人讲诚信，讲相互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人文文化，但它吸取了佛、道宗教中的某些优秀成分，加以改造，使自身更加充实。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爱家乡、爱国家、爱大众、爱一草一木，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儒学是重视“民本”的文化，主张以民为本，继承了西周以来“明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其特色是将道德和政治相结合，提倡“重民”“爱民”“保民”等。儒学是充满忧患意识、毫不懈怠的思想文化。“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也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提醒人们身处太平顺达的境遇不忘记危险祸患，时常警戒，避凶趋吉。儒学是引导人们追求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并鼓励人们营造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主张用和谐取代社会冲突。儒学不排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优秀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儒学重视人才培养，主张经过努力人人都可以成才，它不是少数天才的文化，而是代表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儒学是追求思想文化“活水源头”、与时俱进的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学既保留了儒学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总之，儒学给中华儿女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基因，需要代代守护，又要推陈出新。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会通精神“会通”一词，最早见于《易大传·系辞上》。《易大传》是秦汉之际儒者们研究《周易》的成果，《系辞》是对其中理论宗旨的说明。《系辞》上说，不同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其中有融会贯通之处；“圣人”研究典章制度，其中有融会贯通之处；“圣人”是研究典章制度融会贯通有成就的人，因而“会通”可以被认为是高深的学问。从战国末到秦、汉，再到魏晋时期，约有600多年，主要是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从唐至北宋约有600多年，经过五代十国，又有儒学与佛教、道教的会通，从而产生了北宋时期开始的儒学新形态，称之为“宋明理学”。中华文化不仅有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会通，而且重视对外域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还侧重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以便从整体上加以理解，使之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比如，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十三世纪，在印度，佛教已式微，但那里佛教的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源头，这是我国佛教学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果。我国佛教学者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做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开始的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并没有取消或阻碍各自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彼此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思想文化形态与学术流派。这反映了会通的独特创造力和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法则。这种学术和思想文化的会通精神，在中国近代仍然得到不断传承和发展，从而产生了“中西融汇”的学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