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本课题研究简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

二、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三、本课题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意义

四、本课题创新点与可能存在的不足

第二章新疆兵团土地法律制度史梳理

一、兵团初创时期土地制度（1954~1975年）

二、兵团恢复初期土地制度（1982~1992年）

三、兵团计划单列后的土地制度（1993~2000年）

四、实行“1+3”文件后的兵团土地制度（2001~2005年）

五、兵团土地承包长期固定制度的形成（2006~至今）

六、兵团土地制度的未来展望

第三章国外土地流转制度比较研究

一、美国土地流转制度简述

二、英国土地流转制度简述

三、法国土地流转制度简述

四、日本土地流转制度简述

五、国外土地流转制度对新疆兵团借鉴意义分析

第四章兵团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一、兵团土地政策与土地流转发展态势

二、兵团土地流转近况

三、兵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

四、兵团区域农地流转基本特点

第五章兵团团场土地流转意愿调研分析

一、调研概述

二、兵团团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数据整理

三、兵团团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数据分析

第六章兵团土地流转的现实问题

一、兵团土地流转的驱动因素问题

二、兵团土地流转的障碍性因素问题

三、兵团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障问题

四、土地流转中的违法责任问题

第七章完善兵团土地流转对策建议

一、土地流转风险问题概述

二、新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历史变迁的启示

三、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理论演进

四、兵团土地流转制度运行的主要风险简析

五、完善兵团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附录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农用地承包管理办法(试行)

附录二大学生土地流转社会调查问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流转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第一章

本课题研究简述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

（一）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一定积累，其研究大致分为三阶段

改革开放后，深圳特区的土地改革试点使土地流转变成了现实。鉴于此，我国1988年宪法删去土地不得“出租”的内容，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款。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务院又颁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至此，我国土地所有权的静态格局被打破，土地流转问题开始被广泛研究。其研究可概括为三阶段：早期尝试阶段、中期扩展阶段和后期深入阶段，涉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等普遍问题；以及区域土地产业化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及形成过程；辅助金融机制与信用体系构建；流转过程监管及农民利益保障；在土地流转中统筹城乡关系，及政府职能与责任重塑；耕地保护和资源优化配置探讨；后期有股份制改造、中介组织模式研究以及土地流转的制度改革创新。三个阶段总体上遵循由无到有、由简入深、从实践到理论再指向制度的规律。

第一阶段从1990年到2001年，学者们主要从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出发，研究了土地流转市场化需求，兼及土地合同的有效性、转包、抵押、继承等法律技术问题，分析了土地流转的动因，提出了土地流转法律机制的雏形。

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学者修海玉、李晓秋、邢继军、张艳琴在《农村土地流转运作方式与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初探》（农业经济问题，1994/11）提出：“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集体土地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日趋活跃。而集体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势必导致农村经济混乱，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应当引导集体土地科学、合理、合法地流转。我们认为:可供选择的一条富有实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学者杨学成在《试论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中国社会科学，1994/104）提出：“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计划式、行政式的统一调整土地的办法,存在严重弊端。土地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其流转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在培育农村土地市场的过程中,要科学界定土地产权,逐步推行规范化的地籍管理办法,并制定和完善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制度。”

学者俞浩明在《农村土地流转刍议》（江苏经济探讨，1994/05）提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客观要求,也为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实了内容。土地是农村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它不仅需要充满生机的商品市场,更要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目前农村中的劳务市场、资金市场正在发育,而土地流转明显滞后。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其他要素无法取代的稀缺资源。如果离开了土地要素的流动,农村的市场体系就不完全。搞市场经济没有无价的资源,建立正常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使之与其他市场相互配套、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者王宏涛在《试论土地流转机制》（经济问题，1994/03）提出：“我国现阶段的土地流转机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土地产权的流转集中表现为‘非市场化’的隐性行为。造成我国土地流转机制滞后的原因,客观上讲,具有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因素。其中,产权不清晰是根本原因。随着农业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的发展,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适当的规模经营要求有限的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建立完善、高效的土地流转机制成为客观需要。”

学者易可君在《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岭南学刊，1995/06）提出：“以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和家庭‘承包制’为特征的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施行,实现了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和飞跃。但在发展变化了的新的经济政治环境下,还存在许多局限性。为了克服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局限性,第二轮土地承包对土地家庭承包制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并对已经在农村出现的土地流转模式进行了政策规范。第二轮土地承包实现了土地经营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土地合理流转得以进行。在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农民创造了土地分散自发流转和集中连片有组织流转的诸多模式,这些模式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在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中,应该尊重农民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在农民自愿和自主抉择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总结试点经验,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该文同时对土地分散流转模式、优势及适应范围和土地集中连片流转模式、优势及适应范围进行了列举和分析，属于早期开创性的研究。

学者楚玲《关于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研究》（经济地理，1995/01）提出：“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积极适应这一要求，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怎样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流转，更是当前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按照小平同志的论述,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中,有两个大的飞跃。农业第一次飞跃的核心内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第二次飞跃的核心内容就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在我国农村,第一次飞跃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第二次飞跃也已开始。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学者吴雨晴、王俊国在《关于发展集体土地流转市场的问题》（经济与管理研究，1995/02）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土地市场得到发展,集体土地市场也在悄然兴起,已构成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这种研究属于提出问题类型。

学者朱勇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构建及若干政策措施》（经济改革与发展1995/12）提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增长方式开始由单纯的注重数量型外延增长向既注重数量又注重质量的内涵型扩大增长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正由价格主导型刺激为主向追求农业生产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转变。然而我国的农地制度却仍在沿革改革之初那种耕地好坏搭配、远近搭配、平均搭配的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格局,这与近几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城乡交融互助,与我国农业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农村耕地合理流动、高效运转的要求,出现了某些不协调。”学者马世界在《制约土地流转机制运行的因素》（农业经济问题，1997/05）提出：“为期15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合同于1995年先后到期，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期合同的工作随之展开。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在制订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时除维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外，把放活土地使用权、建立流转机制列为重点。”

学者肖方扬、吴兴国在《关于集体土地流转中的法律问题的调查研究》（学术界，1998/05）提出：“1997年11月,《集体土地流转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有关土地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就集体土地流转的现状、流转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思路等进行了调查研究。集体土地流转(交易)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断发展,其方式主要包括转包、出租、入股、出让和征用等。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政府应因势利导,加强管理规范,促使其健康良性发展,视而不见或一味采取堵的办法都是不合时宜的。”这是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土地权利主体的论述，其社会调查也较为详尽。学者付艳娇在《对土地流转的探讨》（农业经济，1998/08）提出：“我国农村进入七十年代末期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但近几年来,这种均田承包造成的土地零散分割,农户经营规模狭小,无法实现土地的规模效益以及抗御自然灾害侵袭,也不利于集约化经营,不利于新农业生产技术推广,致使经营中各种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土地进行有序流转。促进土地流转,主要是让一部分农户转让土地,但农户不会无偿转让能给他们带来超额纯收入的土地。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土地承包权与使用权分离。”

学者赖昭瑞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构建》（经济问题，1999/04）提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育,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过程中,农村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作为农村生产要素系统中最基本构成要素的农村土地,其流转机制是否规范、组合方式是否科学,则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土地流转的本质是产权主体的换位；土地流转的目标是合并与规模的有机耦合；土地流转的原则是市场化与规范化的功能互补；土地流转的方式是租赁、抵押与买卖的有机统一。政府对土地流转的宏观调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依据:一是国家对土地产权要素(主要是最终处分权与宏观配置权)的拥有,这是政府调节土地流转的内在依据,也是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以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重要动力所在;二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国家也应当利用自身的政府管理职能,对土地流转与配置进行符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调与管理,以保证土地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协调与一致。具体而言,国家对土地流转的宏观调节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弥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的缺陷,尤其是对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的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政策等加以及时调节,从社会效益与宏观效益的角度进行引导,以防止土地流转的外部不经济;二是为土地的实际流转与配置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利用经济手段(如税收、地价等)、法律手段和行政组织手段,维持土地供求基本平衡,控制非农用地规模,发育土地流转动力,调节农村土地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域的流动方向与数量,防范土地利用结构的宏观失调与土地流转格局的运作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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