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全局纵横观

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虚无黄平/

四十年来思想资源的文学传播杨早/

论20世纪女性写作叙述声音的艰难建构高小弘/

中日当代文学作品关于记忆的艺术表达探究张文颖/

新诗的音乐性及形式创造师力斌/

西方十四行诗传统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赵元/

小说中国·历史想象·文学谱系张涛/

“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王德领/

当代汉语文学的语言、民族和国家认同李林荣/

第二辑个案深纹路

老舍后期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重复与哀怨林玮/

夭折的《预言》修订版及其背后的文事袁洪权/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重写、改写闫铭/

黎汝清的“命运启示录”付如初/

归来者的位置：“高晓声访美”与《陈奂生出国》杨晓帆/

杨康之死王晴飞/

当代银幕女侠“她”者形象的叙事悖论朱慧/

“红色经典”的时代变奏与传播策略探析刘俐莉张颖俐/

陶正是谁？李振/

第三辑解析新维度

撕开时代的沉默鲁太光/

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金理/

小城故事变奏曲凌云岚/

建构与变异：蒋峰小说叙事风格探微朱少华/

残酷青春另类成长任泽南/

中国当代散文经典化的尝试闫文盛/

当代网络文学中的古典性和现代性百世经纶/

从中年危机看网络文学唐欣恬/

关于网络文学作品抄袭界定的几点困惑携爱再漂流/

后记

第一辑全局纵横观当代文学：深察与纵览

第一辑全局纵横观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虚无本文选自《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第一章，修订版刊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从“潘晓讨论”到“高加林难题”黄平一、20世纪70年代深处的“波动”在北岛的回忆中，小说《波动》完成于“1974年11月下旬某个清晨”北岛：《断章》，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7页。，当时的北岛还是北京六建的青年工人，因有一门摄影的手艺，被工地宣传组借调到摄影宣传组。在冲洗照片的暗室里，北岛写出了《波动》的初稿。就目前所见零散的回忆，北岛的20世纪70年代依然处在60年代的延长线中——其所经历的“红卫兵运动”的溃败奠定了北岛在70年代的思想主题北岛和红卫兵运动的关系，参见拙文：《〈今天〉的起源：北岛与六十年代地下青年思潮》，《文艺争鸣》2017年第2期。。而在70年代的开端，林彪的叛逃加剧了这种溃败背后的荒诞，北岛回忆过传达“九一三事件”后的内心震动：“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北岛：《断章》，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9-230页。。某种程度上，北岛写于1973年的《回答》与写于1974年的《波动》，都是这种否定情绪的结晶。60年代到70年代的转换，再一次重复了“革命”与“虚无”的辩证运动，在革命的能量消耗殆尽的70年代，否定不再导向批判，而是导向虚无：“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明确的不信，即不相信一个‘超越’感性之物和生成之物而设置起来的形而上的世界”〔德〕海德格尔：《尼采》，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55页。。《波动》中的一段对话，后来被研究者频频征引，以证虚无的降临：“请告诉我，”她掠开垂发，一字一字地说，“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我想了想。“比如，祖国。”“哼，陈词滥调。”“不，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词，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责任？”她冷冷地打断我。“你说的是什么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呢，还是什么？”“需要的话，就是这种责任。”“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她越说越激动，满脸涨得通红，泪水溢满了眼眶。“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她背过身去。北岛：《波动》，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8-69页。这段话并不能完全作为虚无主义降临的确证，细读的话，萧凌运用阶级分析的框架，认为自己和“坐在宽敞的客厅里”的杨讯没有分享同一个“祖国”，这无疑受到“文革”中激进思潮的偏激影响，带着将一部分背叛革命的“官僚”视为新阶级的激动与愤怒。在《波动》中只要出现“祖国”的地方，萧凌都以一种对立的视角，清晰地区分出“咱们”中的“他们”，比如认为“祖国”是“他们需要一种廉价的良心来达到一种廉价的平衡”同上，第75页。；又如点破杨讯这个阶级与“祖国”的关联，“当你说到祖国的时候，我就在想，祖国是不是你们的终生保护人……”同上，第83-84页。在小说中萧凌知识分子父母因“文革”双双自杀，她参加造反派“造总近卫团”后目睹了无意义的残暴，下乡插队时又被一同插队的干部子弟欺骗感情，干部子弟旋即回城，留下她和作为私生女的女儿；而杨讯作为来自北京的干部子弟，在萧凌看来“在每个路口都站着这样或那样的保护人”北岛：《波动》，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3页。。所以李陀在《〈波动〉序言》中分析上述这段引文：“批评如此尖锐，两个人之间的阶级鸿沟一下子被突显出来，似乎两个人脚下的土地被无情地撕开，原来的裂缝一下子变成了深渊。”李陀：《〈波动〉序言》，《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萧凌这里，阶级的鸿沟不再导向批判，而是导向虚无，这是一种典型的“后革命”情绪。虚无主义真正的降临，不是批判“祖国”或其他对象无意义，而是取消了“意义”这个范畴本身。诚如萧凌的话，“意义，为什么非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是更长久一些吗？比如：石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北岛：《波动》，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页。这正如海德格尔对于虚无主义的分析，“恰恰是以往价值的‘这个位置’消失了，而不仅仅是以往价值本身失效了”〔德〕海德格尔：《尼采》，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21页。。虚无主义所导致的以往的价值体系的崩溃，不是局部性的瓦解，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瓦解——即对于“总体性”这一“范畴”本身的取消。如尼采所谓，“没有什么‘整体’，人类此在的所有贬值、人类目标的所有贬值，不可能着眼于某种根本就不实存的东西而发生”〔德〕尼采：《权力意志》（下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08页。。对此海德格尔如此分析尼采的“上帝之死”：“这个‘基督教上帝’还是一个主导观念，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以及对它的各种不同解说，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德〕海德格尔：《尼采》，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19页。这一总体性的瓦解，落实在具体的文本形式上，就是《波动》多视点的复式叙述。小说整齐地安排杨讯、萧凌、林东平、林媛媛、白华每隔一部分就担任角心人物，从这个人物的叙述视角出发展开第一人称叙述。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文本所依附的价值秩序是高度稳定的，小说的语调徐缓沉稳；而在《波动》中，已经没有任何一种价值秩序能够统摄杨讯、萧凌、林媛媛、白华这些显露出巨大阶层差异的青年的生活，唯一年长的老干部林东平曾经想做一个“模范官僚”，但是在与腐败分子的交锋中败北，不仅自己占据了太多的财产，同时私德有亏，杨讯即是林东平的私生子。林东平只能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但他无力在价值层面上感召任何一个人物。杨讯、萧凌、林媛媛、白华的故事，由于不同的阶级出身与在“文革”中的不同命运，他们的故事像碎片一样彼此碰撞，无法真正地了解彼此，只能讲述不同的“我”的故事。这种多视点的复式叙述背后，在各个携带叙述视角的角心人物之间，唯一共享的是弥漫于各个群体中的虚无。在流氓青年白华看来，“如今分大盗小盗，大贼小贼，不过使的法子不一样。大盗大贼们啥都要，连人的心都偷。我们不过他妈的卖了自己的心，换点儿他们的剩捞”北岛：《波动》，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69页。；而在“官二代”林媛媛看来，“依我看，你们那会儿要比我们轻松些，一切都明摆着，用不着含糊。可我们，要么干脆没出路，要么所有的出路都让你们安排好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同上，第119页。。对此李陀认为北岛写出了20世纪70年代真实的精神处境：“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发现萧凌绝不只是一个活在纸上的文学形象，无论是萧凌式的自我放逐，无论是作为这种自我放逐的内在动力的虚无主义，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文革’的后半期其实都是普遍存在的，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李陀：《〈波动〉序言》，《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伴随着“文革”到“新时期”的转换，作为“地下文学”的《波动》浮出水面，首先1979年6-10月在《今天》第4-6期连载，之后正式发表在《长江》文艺丛刊1981年第1期。当时《长江》文艺丛刊想配发评论，北岛借着去北大和“早晨文学社”交流的机会向黄子平约稿。黄子平回忆道，“北岛的来意非常明确。话题散开去又绕回来，老在说《今天》的诗歌最强，小说次之，评论就弱了。原来他读了《早晨》第四期上小楂的《最初的流星》和我的评论，说，武汉最新一期的《长江》，终于刊登了原先在《今天》连载的中篇小说《波动》，准备在下一期组织一组评论，请他在北京这边也邀点稿。子平你也来一篇？”黄子平：《早晨，北大！》，《书屋》2009年第8期。这篇稿子题为《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读〈波动〉随想录》，因武汉方面对于《波动》的批判而最终没有发出，后来在1980年11月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之二，署名老广。黄子平的眼光非常敏锐，他在当年已经意识到了《波动》叙述形式的历史性：“已经习惯了从一个主人公的视界去看生活。然而生活被粗暴地粉碎了，碎片刺痛了而且仍在刺痛着每一个人。世界在他们眼中分解、组合和变形。”黄子平：《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读〈波动〉随想录》，《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之二。本文转引自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晚霞消失的时候》（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系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2版，第137页。在此基础上黄子平准确地点出《波动》中的人物面临着价值体系的崩溃：“他脚下到处是浮动的石块。向来仿佛‘从外部’给个人生活提供某种稳定性的那些社会的、政治的、民族的、精神的藩篱，纷纷倒塌。”黄子平：《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读〈波动〉随想录》，《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之二。本文转引自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晚霞消失的时候》（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系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2版，第140页。尽管全文没有出现过“虚无”这个字眼，但黄子平的分析无疑呈现出《波动》中的人物虚无的处境，不过黄子平对穿越虚无抱有希望：“这使人意识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有其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自由。这个世界，连同它的荒谬和希望，连同它的暴力和邪恶，连同它的矛盾和未来，向当代人提出了这样多的挑战和追问，逼使他们不能不接受和答复这些挑战和追问。”同上，第137页。和黄子平的热烈肯定不同，当《波动》在《长江》文学丛刊上公开发表后，以《文艺报》为代表的主流文艺界感到了不安。刘锡诚用笔名易言在《文艺报》1982年第4期发表《评〈波动〉及其它》，该文指出《波动》是虚无主义的：“这种沉郁、悲观的情调，恰恰是社会上泛滥起来的虚无主义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它产生于人们对长期的紧张的阶级斗争的厌倦和对革命理想的幻灭。”易言：《评〈波动〉及其它》，《文艺报》1982年第4期。有意味的是，刘锡诚据此进一步认为，《波动》是存在主义文学：“一种以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学流派，已经在社会上（主要是青年中）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这些文学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现实是荒谬的、人是自由的这样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思想。”同上。刘锡诚一方面承认，“青年们处于精神葳闷之中找不到出路，为一种被欺骗、被遗弃感所笼罩，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存在主义思潮就同他们的心情非常合拍”同上。；另一方面警惕这种思潮导向“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同上。。刘锡诚的批评再一次提醒我们，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存在主义热，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虚无主义热。尽管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在思想逻辑上紧密缠绕，但当年的青年们并不关心“存在”的哲学辨析，以“存在先于本质”为标志的“存在主义”之所以流行，正是因其表达了新时期青年这样一种精神处境：原有的价值体系瓦解，在虚无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与自由的可能。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正反双方都认为在虚无中孕育着一种新的东西，综合双方的话来讲，就是虚无正在孕育着“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当代人”。然而问题在于，诞生于“虚无”之中的“自我”，将是一种怎样的“自我”？二、“潘晓讨论”：从“虚无”到“自我”“潘晓讨论”清楚地展现了什么在虚无中孕育。1980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上，刊登了日后轰动全国的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编辑部在1980年初定下人生观讨论的选题，编辑马丽珍、马笑冬在调研时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这两位典型人物，最终混合二者的经历与观点塑造出“潘晓”，由马笑冬执笔写了这封读者来信。重返这场人生意义大讨论，潘晓的思想和萧凌颇为相似，都渗透着一种灰色的虚无，如同这封信开篇所言，“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潘晓的经历与萧凌都颇为相似，比如给予她们人生重重一击的，都是被一个干部子弟始乱终弃。值得注意的是，潘晓之所以在当年引发激烈讨论，不仅仅在于她的虚无，更在于她从虚无中所提出的“自我”的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当年的这场争论，其围绕的核心正在于如何看待“自我”而不是“虚无”。《中国青年》在当年第8期发表了支持潘晓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三年级学生赵林来信《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更为激进地提出“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赵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中国青年》编辑部日后回忆说：“这篇文章编辑部本来已收到了一段时间，此前一直压着不敢发，结果发出来后果然起到了‘奇峰突起’的效果，赵林也因此几乎取代潘晓成了后期讨论的主角”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选自彭波主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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