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时代精神与大学精神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论纲王冀生

以高度文化自觉，开展大学精神研究与建设实践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论证报告胡显章

大学精神之我见王义遒

以大学精神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邓卫

大学文化的类型学研究述评王晓阳

“兴学强国”精神：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元始

——对于中国现代大学精神起源的探究王杰

民国学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产

——以老清华为例（1925—1937）刘超

谈我国精英大学内部的文化共识孙海涛

大学精神与中国精神邱小云

高职教育高深学问的精神追求刍议夏伟刘金玉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机遇、挑战与对策齐振彪刘金玉

二、大学精神与大学发展

释读天津大学百年办学精神和文化性格李义丹

弘扬大学精神文化，开创大学创新局面李建强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大学文化繁荣发展大连理工大学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魂建设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杨礼宾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价值

——基于延安大学的实践许静洪曾鹿平

大爱精神与师德建设邓小泉

大学精神与高职可持续发展俞步松

基于人人成才的高职院校协同育人策略研究刘建湘

高职院校精神文化优化论纲肖卜文

高校学生会干部组织认同状况调查陈莉

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扎根地方办学育人

——加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知与行”邱小云肖池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精神建设的实践与探索陈秋明

大学精神培育中的隐性教育实现路径探讨周国耀米娟

近年来“高职院校校园行为文化建设”研究成果述评徐雷

一、时代精神与大学精神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论纲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顾问、研究员王冀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面对当前正在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我国逐渐掀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其核心是一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正在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大学文化发展道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进行文化反省、价值整合和综合创新，探索构建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一、大学精神是大学的魂魄大学精神与大学理想和社会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大学理想是大学人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办什么样的大学”的一种崇高信仰，大学精神是大学人在为实现大学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经过历史的文化积淀，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基石，大学传统的实质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传统。1大学精神是历史的文化积淀“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其体量之大，学术之高深，更在于作为高层次人才‘加工厂’、高新科技‘孵化器’和新思想‘策源地’的大学氛围中所渗透和流淌着的那种厚重而无形的精神底蕴和启迪创新的内在机制，这是大学的魂魄，亦即大学的精神”。“我们认为大学之魂即是大学精神，既是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又是该所大学在办学初始及办学过程中始终着力培育的一种价值观；它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在丰厚的人文精神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精神与思维方法的聚合物，又是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烙印的社会文化与该所大学特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校园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摘自《塑造大学之魂》，UIS课题组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2大学精神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大学是人生超越庸常的阶梯，是拥有现世人生的境界。它超越庸常，在于不为世俗所牵引。它拥有现世人生，在于引领时尚之主潮。就此而言，大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所谓大学精神，是指一所大学最为核心和高度抽象的价值追求和品格特征。大学精神，就是一所大学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和整体精神风貌”。“世界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早已证明，大学精神有价值导向、精神陶冶、规范约束、群体凝聚、社会辐射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品质与作用。因此，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学校综合实力的凝聚点，是学校参与竞争、求得发展的生命力底蕴之关键所在”（摘自《中国大学精神论》，张光强、牛宏泰，载于《高等农业教育》，2009年第2期）。3人文关怀和自由独立是大学精神的基石“大学精神与教育目的密不可分，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和谐性，包括人性的完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两个方面”。“大学又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摇篮”。“一所优秀的大学，总是云集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和优秀学者，他们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的学者，才能真正体现大学之精神，推动学术和思想的发展，使大学里形成一种崇尚学术的风气”。“一言概之，即陈寅恪先生所言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它是大学精神的奠基石，而以时代特色为依托的创新精神则是大学精神的精髓。大学毕竟是大学，她不应仅仅满足社会现实功利的需要，更应该充满对人生最美好、最真切东西的向往，充满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热切追求”（摘自《凝聚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李尚德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4大学传统的实质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传统“大学的传统，其实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传统。如果将西欧的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起源，那么人类的现代大学史已历经千年”，“人们将大学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自由精神、批判精神、超越精神、人文精神”。“但是，大学所孕育和张扬的文化精神传统，在现代社会却遭遇到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的全面包围”。“大学精神在现代的退化，与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在大学中的失位有着某种共生关系”。“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人文精神教育被压制”。“但人们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大学的期望，希望大学在文化的创生和发展中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迷茫，铸就新时代的大学文化精神，在拯救人类精神中发挥更大作用”（摘自《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张应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由此可见，大学精神是大学的魂魄和大学人心灵中的精神家园，它渗透在大学以治学育人为核心的一切活动领域和以物质存在为基础的一切存在之中，以无形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有形的活动和存在，它的形成和发展既是教育本质和办学规律决定的，又受到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的深刻影响。对于一所大学来说，经过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逐渐形成的这种大学精神存在于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心灵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是办好大学的强大精神力量。即使人离开了这所大学，但永远离不去的就是存在于大学人心灵中的这个精神家园。二、“人文化成”是我国传统大学精神的精髓在我国，“道”指的是规律、道理和精神，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道理是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精神是一种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由此可见，我国的“大学之道”与西方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是相通的。比较起来，我国的“大学之道”比西方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更加本土化，更富有哲理。我国长期处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以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居于我国社会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我国先秦时期《大学》是系统地阐述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的哲学著作，《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求受教育者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尤其是通过“修身”成为道德完善的君子和士，然后以天下为己任，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和推动社会前进。由此可见，“大学之道”揭示的是大学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其核心是“明德济世，修齐治平”，其灵魂是“人文化成”。《易经·贲卦》指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傅璇琮、李克主编的《四书五经》（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9月第一版）一书对《易经·贲卦》这句话的注释是“下观人类文明，可以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由此可见，“人文化成”有两重含义：一是通过人文教化人促使庶民成为道德完善的君子和士；二是庶民被教化成为道德完善的君子、士以后，能够以天下为己任，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文明和昌盛的社会。由此可见，“人文化成”是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精髓，其核心是“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从而促使我国传统大学成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及其蕴涵的我国传统大学精神的精髓是建立在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的，它后来虽然历经变迁，但作为孔子儒学为核心——“仁者爱人”和“齐之以礼”——却是一以贯之的，对于养成我国历代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和长期维护我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对于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及其蕴涵的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精髓，我们应当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坚守，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三、“象牙塔”是西方大学精神永恒的象征早期的西方大学曾经长期处于“象牙塔”之内，远离社会之外从事传授知识的教学活动和纯科学研究，其基本精神是恪守古希腊“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准则。中世纪以后，高深学问及其构成的学科成为大学的细胞和承载大学职能的基础平台。作为一个“学者行会”，大学是学者们自由追求学术、探讨高深学问和进行精神自由交往的场所，他们通过向教会和世俗王权斗争得到诸多权利，终于确立了“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学者中立”的著名原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随着理性逐渐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认识论基础，自然科学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大学不仅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而且成了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之后，面对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德国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威廉·冯·洪堡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以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立为标志，把学术研究功能引入了大学。从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活动正式进入了大学这个知识殿堂，具有“探索未知”和“达至修养”的双重价值，成为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20世纪以后，以美国为主要代表，大学走出“象牙塔”逐渐融入社会中去，现实社会不仅要求西方大学继续坚持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活动，努力实现“探索未知”和“达至修养”的双重价值，更要求西方大学重视学术研究，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和创造未有的新世界，直接为人类谋福祉。随之，西方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知识殿堂，“创造力”成了西方大学的价值所在。回顾总结西方大学从处于到走出再到超越“象牙塔”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象牙塔”是西方大学精神永恒的象征，其核心是坚守古希腊以来“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这是西方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四、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和融合19世纪初叶以后，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一方面，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在我国，由于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比较闭关自守和因循守旧，主要是固守封建宗法制度和忽视现代科学技术，因而逐渐落后于西方。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迫于内外的巨大压力，晚清政府于1905年做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重大决策，带来了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划时代变革。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和竺可桢为杰出代表的我国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家们高举“教育救国”的伟大旗帜，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和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为核心的西方大学理念，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初步融合，如“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之于北京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于清华大学、“允公允能，服务中国”之于南开大学和“求是之光，海上灯塔”之于浙江大学，为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形成和坚守“刚毅坚卓，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关注社会”的联大精神，成为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真正的丰碑。宋旭红博士、沈红教授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之路》（载于《现代大学教育》，2006年第6期）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既蕴涵着西方大学传统中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双重内涵”，“但是其中又有明显不同于西方大学精神传统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在文化学术上总是讲究融合，或曰‘会通’。所谓‘和而不同’，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理念真正体现出中华文化中宽容的精神、辩证的思维和博采众长的胸襟。从以‘兼容并包’、‘厚德载物’为精髓的中国现代大学学术独特的精神上，依然可以看出和感觉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历时千年的中国书院以及儒家道家佛家鼎足而立、并行不悖的中华文化特征”。但是，陈平原教授在《中国大学百年？》（载于《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清华校长梅贻琦撰《大学一解》，以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今日之大学教育，同样凸显古今中西之别：‘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五、大学精神衰微正成为当前世界性的话题众所周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里，人文学科曾经长期居于社会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虽然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比较贫乏，人民群众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但是，当时人们的精神境界是比较高尚的。19世纪初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方面的巨大力量。因此，随着人类逐渐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向“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型，人文学科由于其非生产性、非营利性和非直接应用性，它在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同时并不能带来人文精神的高涨，而且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诸多危机。因此，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潮之间此起彼伏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反映在大学办学上，历经千年孕育和形成的以“象牙塔”为永恒象征的西方大学精神传统面临着工具理性的严重挑战，知识取向和注重应用在大学教育和办学实践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不再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探索未知这个大学赖以存在的根基，西方许多学者惊呼“大学处于危机之中”。面对这一严峻挑战，1978年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主编，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中开宗明义就说：“用阿诺德托恩比的话来说，最近数十年的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艰难时期’。如果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描述，那么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美国便是我们学术‘大为不满’的‘冬天’”。“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由于教育内在的模糊性”，“已有一些人在失望地谈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甚至认为出现了高等教育‘合法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如果它们存在，我相信它们确实存在——需要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二次大战后，关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逐渐激化”。“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接着，约翰·S布鲁贝克从“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心得学问领域”出发，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试图在实用主义基础上在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主要的哲学基础之间实现某种平衡。接着，1982年美国学者德里克·博克在其学术专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进一步指出：“1900年以前，美国大学都只是些刚刚具有现代雏形的小学校，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强调思想戒律、信仰虔诚和严格管理学生行为规范的大学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相反，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学术保护含义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在一个被技术创新改变了的世界里，学术自由的范畴是否也应该涉及能研制出具有杀伤力的产品的大学实验室呢？当大学控制了社会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就业机会时，它在确定学生上学标准时还会继续强调自主权吗？当大学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它面对有关美国公司经营行为的争论还会保持‘中立’立场吗”？徐小洲和陈军在这本书的《译者前言》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一种互动状态。一方面，高等教育越来越依赖政府、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等外来的经济资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经济、科技的进步”。’有的人对这一状态感到精神振奋；也有不少人表示忧虑。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大学走出象牙塔？在现代社会里，大学在难以回避社会影响的条件下应该如何保持其基本学术价值？大学应该如何对社会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除了学术功能以外，大学应该如何处理其非学术行为？这些问题既是高等教育理论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大学实际运作经常面临的问题。《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在这本书中，博克旁征博引，显示了作者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厚功底，并有力地论述了他的一些独到见解。因此，该书出版后，在西方高等教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成为表述大学继教学、研究功能后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经典之作”。但是，约翰·S布鲁贝克在这本书中不得不承认，“尽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他甚至警告说：“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德里克·博克最后也指出：“教育和研究也许不是抨击社会丑恶现象最明显、最英勇的手段，但从整体上看，它们却是最可靠的方法，因为大学能够以此解决在一个充满苦难和非正义行为的世界里继续默默探索知识时所涉及到的道德问题。如果大学能以旺盛的斗志和坚定的决心遵循此项方针，那么即使是最愤怒的批评者最终也逐渐会体会到大学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全部价值和影响力”。遗憾的是，约翰·S布鲁贝克1978年发出的这个警告今天已经变成无情的现实，德里克·博克1982年提出的这个希望也被现在无情的现实所粉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在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提高、物质财富获得巨大增长和人民群众生活逐渐富裕的同时，在西方世界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文化生态危机，其实质是一种信仰危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学，大学组织正在从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逐渐向技术人才和科技成果的生产基地蜕变，以“象牙塔”为永恒象征的西方大学精神传统正在随着外部世界各种力量的介入而日趋淡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尖锐地指出：教育和大学“必须进行最彻底的变革和创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大学精神的衰微正在成为当前世界性的话题，其实质是一种价值危机。六、大学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拨乱反正’到‘三个面向’”是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进行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划时代变革，经过曲折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我国大学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战略转变，为近30多年我国的经济腾飞、国力增强、物质丰富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从以政府为主体和以宏观领域为重点向以大学为主体和以微观领域为重点进行战略转移，在前进的道路上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众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是教育活动本义的缺失、大学的创造力不足、官僚化气息对大学的侵袭严重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育、学术腐败现象。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集中起来充分说明，当前我国正在出现一种大学文化缺失现象，其核心是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随之，在我国逐渐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其核心是一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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