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绪论

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政治背叛者——个体概念到具体群属

第二节记忆塑造——自发记录到自觉建构

第二章背景——“无奈”的乱世宿命

第一节地缘环境

第二节基层精英的政治参与

第三节国家体系的局部崩塌

第四节精英的自立与流动

第三章过程——“无我”的“合理”行动

第一节话语模式：典型归类与综合复原

第二节话语矛盾：难圆其说的托辞

第四章结果——“无私”地重建公共世界

第一节人伦秩序

第二节经济秩序

第三节政治秩序

第四节文化秩序

第五节教育秩序

第五章“价值”观念——本体论域的实用倾向与个人本位

第一节价值起点：文化缺口的再发掘

第二节价值中枢：“期于有用”

第三节价值归宿：“保民而王”到“位德一体”

第六章“正统”观念——话语之场的学术政治与权威竞争

第一节“正统”与“一统”

第二节王道与正统

第三节中国之道与中国之主

第七章“忠节”观念——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与复归

第一节政治背叛话语的“忠节”转换

第二节“忠节”的转移兑付

第三节“忠节”的极端呈现：主奴隐喻

第一章

概述政治生活总是由四大要素组成：人、价值、组织与制度。政治运行与互动的成果形成了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既受社会经济文化的左右，也以自身独特的面貌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其中，“政治人”无疑处在主导的地位。古老中国“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第15中国记事。因而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更加不能不关注“政治人”的异质变化，尤其是在朝代鼎革之际的政治背叛者。而他们的自我陈述文本，显然为后人研判和理解他们提供了独有的视角。第一节政治背叛者——个体概念到具体群属一、政治背叛与政治背叛者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原与游牧族群之间的政治背叛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清代学者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梳理出古代大小战例共计6192次；其中，隋唐五代至辽宋夏金蒙时期，战争有2031次之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如此频仍的战争势必会产生大量政治背叛者。（一）早期的原始杀戮令人尴尬的是，人类之间对抗现象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取得的进步之一。对抗现象的产生在考古学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时期，部落氏族之间为了争夺生存资料而走上对抗的道路。在对抗中，“优胜者对于劣败者的处理，起初是斩尽杀绝”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甚至将之吃掉，这曾普遍流行于原始时期。这样做，死者可以作为告慰祖先、祭祀神灵最好的祭品，甚至作为食物解决生存问题；既能彻底消除隐患，又能威慑更多敌对势力。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揭示了“殷民以羌人为牲为奴的记录”郭旭东甲骨卜辞缩减的商代献捷献俘礼［J］.史学集刊，2009（3）。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杀掉纳降对象祭祀神灵、告慰祖先的现象也同步增多，以此震慑敌军、鼓舞士气。如《左传》“鲁昭公十年”条记载到：“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毫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18；楚国“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27；“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1：744按：春秋时期征战讨伐克敌制胜后胜利方将失败方的尸体堆积成小丘覆土掩盖称之为“京观”以彰显军功。长平之战后，秦国坑杀赵国近40万降卒；西楚霸王项羽大败秦将章邯后坑杀20余万降卒；项羽大败齐王田荣后，坑杀田荣军士等等。这样的历史案例不一而足。（二）招降政治背叛的转变春秋时期，各国对政治背叛者的才能加以利用的意识已初露迹象。先秦时期，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得以凸显。对俘虏的主要处理方式也由屠杀转为利用。秦末、楚汉战争时期，群雄逐鹿中原，为壮大实力而竞相广揽人才。项羽一方虽然也收降了包括章邯在内的诸多势力，但也多次“折辱秦吏卒”司马迁史记卷第6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6：310。与之相比，刘邦一方常以“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班固汉书卷第1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7：22为由，宽容处置收编降军。项羽和刘邦作为两个典型案例在对待政治背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进入汉朝，卫青北击匈奴，纳降“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班固汉书卷第55卫青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2475。后来，又有匈奴“凡四万余人”班固汉书卷第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3769降汉，呼韩邪单于在匈奴内乱中斗争失败后，也“入朝事汉，从汉求助”班固汉书卷第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3797。对汉朝而言，接纳他们既能提高己方实力，又能实现“以蛮夷攻蛮夷”班固汉书卷第46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1576的战略目标。自汉朝大开政治背叛之门后，游牧族群人员政治背叛加入农业族群就成了中国北疆的主旋律，但同时也一直有农业族群人员政治背叛加入游牧族群的案例发生。尤其是在中原发生大规模内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三国两晋之后，爆发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的起义，时局进入南北朝的混战。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时期，也不断上演类似的政治文化悲喜剧。二、政治背叛世家——姚燧世系在政治背叛者笔下呈现了多个政治背叛世家，姚燧世系即是典型之一。今存姚燧世系资料主要包括：姚燧的《宋太常卿陈公神道碑》《袁公神道碑》《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和刘致的《姚燧年谱》等；《辽史》中的《姚景行传》；《元史》中的《姚枢传》《姚燧传》；《元朝名臣事略》中的《左丞姚文献公传》以及《姚企晖墓志铭》《姚璹墓志铭》等，还有一些相关间接性传世文献，从中梳理出姚氏家族发展脉络和相对完整的家族谱系。现列文献可查实姓名的姚氏世系简况如下：姚勍——姚汉英——姚衡之——姚居政——姚景行（禧）、姚景祥——姚去华——姚玠——姚佺——姚锜——姚渊（仲宏）——姚枢、姚祯、姚格——姚燧（姚格之子，父亡后由姚枢抚养长大）相关的重大政治背叛情况如下（有记载的重大政治背叛间隔期间虽无资料记载，但逻辑推理可知应该也有政治背叛行为）：陈——隋——唐，后梁——后唐，后周——辽，金——蒙元1“陈——隋——唐”年间的政治背叛见于今存洛阳《姚氏族谱》中的《叙》。据文中记载，该文为姚枢之子“中丞行台陕西道御使”姚炜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春，在陕州祭拜先祖文献公唐嶲州都督墓后所书。文中记载姚氏先祖“父子祖孙历宦于陈隋唐，为社稷重臣，其盛德大业昭垂史册”。2“后梁——后唐”年间的政治背叛：姚勍分别作于乾统四年（1104年）的《姚企晖墓志铭》和天庆七年（1117年）的《姚璹墓志铭》，皆标榜本家姚氏之祖源出唐朝名相姚元崇，但在文献关系方面却无法传承接续。目前，文献可考的姚氏祖先实则为姚勍。据姚燧撰写的《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记载，“惟本五季梁、唐六镇节度使勍”姚燧牧庵集卷第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姚勍”之名在五代文献中出现三次：其一为《旧五代史》卷九《梁书》之《末帝纪中》贞明四年（918年）“正月庚辰条”记载：“以蔡州刺史姚勍权知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3；其二为“六月己酉条”记载：“以权知感化军两使留后、特进、检校太保姚勍为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5；其三为“十月辛丑朔”条记载：“以前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特进、检校太保姚勍为左龙虎统军，充西都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6据此可知，姚勍为后梁时期人，曾任感化军节度使，应当是《姚枢神道碑》所指之先祖。3“后周——辽”年间的政治背叛：姚汉英后周——辽期间的主角为姚汉英，也是政治背叛世家——姚燧世系——发展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基本决定了姚氏家族发展之重大转型——即由中原农业政权融入北方游牧社会。目前有诸多历史文献记述此事之原委，具体包括：《册府元龟》《旧五代史》之《周书》之《太祖纪第二》广顺元年五月己巳条、《辽史》之《世宗纪》天禄五年（951年）二月条、《辽史》卷九六《姚景行传》、姚燧的《牧庵集》中《宋太常卿陈公神道碑》、《袁公神道碑》、《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等。据文献记载，姚汉英本为后周大将。后周太祖郭威于广顺元年（辽应历元年，951年）五月，遣姚汉英、华昭胤等出使契丹。辽世宗借口后周“书辞抗礼”，将两人强行留用，姚汉英就此归顺了契丹。之后，姚汉英历经辽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四朝，位极人臣，无以复加。姚汉英不仅个人显贵，且福泽家人，逐渐建立了显赫的政治背叛家族。据《辽史》之《圣宗本纪》记载，姚汉英的妻子刘氏、长子姚柬之、次子姚衡之等都受封无数，执掌大权。4“金——蒙元”年间的政治背叛：姚枢辽亡后，姚燧世系家族成员政治背叛在金朝担任中下级官吏（具体过程目前无史料可考），后于朝阳辗转迁往中原，之后出现“金——蒙元”年间的政治背叛人物——姚枢。姚枢（1201-1278年），字公茂，政治背叛蒙元后受到忽必烈赏识，担任诸多要职。卒谥“文献”，元成宗即位后，追封其为“鲁国公”。公元1250年，忽必烈延召姚枢至漠北访问帝王之学、治国之道。姚枢陈述后深受忽必烈器重。忽必烈受命总制漠南汉地军事，姚枢积极咨谋、预议朝政、参定制度。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姚枢以藩府旧臣参与国家大事、拟定制度。总之，姚枢是宋元际政治背叛者中的核心人物，是元朝初期重臣。元朝统一全国，元朝整体逐步的制度化，儒学在元朝的维系、繁盛等，均与姚枢关系巨大。三、姚燧为中心的“政治背叛者社会圈”（一）姚燧1简要生平姚燧（1238-1313年）字端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伯父和养父是姚枢，岳父是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元代大儒许衡为其老师。阎复、胡祗遹、吴澄、袁桷、元明善等是其友人，张养浩、贯云石、孛术鲁翀等是他的学生。2他者评价姚燧是宋元际著名的政治、理学、史学、文学人物，在当时的政坛和文坛很有代表性，影响也广泛而深远。自元至清，人们对姚燧的文章都很推崇。尤其姚燧行文直爽，时人和后人都颇有赞誉。如龙兴寺佛教势力借外力强求以儒自鸣的姚燧写作“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姚燧就在文中直言不讳地写道：“然以压于储皇之命，不敢礼辞。”姚燧牧庵集卷第9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四部丛刊本在《王宪副母夫人九十诗后序》中，姚燧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一些“言有矛盾”的阿谀奉承之徒。吴澄（从祀孔庙的先儒）在《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中曾评价姚燧说：“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按：指姚燧。）曰卢（按：指卢挚）。”张养浩评价姚燧说：“公才驱气驾，纵横开阖，倡鸣古人，群推牧庵一人。”（参见《牧庵文集》序）后来柳贯在《姚文公谥议》中把姚燧称为这一时期的文坛盟主。翰林待制贡奎（号云林）赋诗颂美姚燧：“柳城姚公天上客，海内文章今第一。”元朝末年的吴善《牧庵集序》将姚燧与司马迁父子、扬雄、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一代之宗工”。宋濂撰《元史》说他的文辞：“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佑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宋濂元史卷第174列传第61姚燧传黄百家案曰：“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黄宗羲宋元学案卷第90鲁斋学案清初黄宗羲的《明文案序》给姚燧以极高评价，其说被《四库全书总目》称引，说：“国初黄宗羲选《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宋濂和黄宗羲的评价，可作“异代定论”。魏源《元史新编》卷四十七《姚燧传》对姚燧文章做了这样的评价：“燧学出许衡，而辞章英挺，则有天授。宋末文士，皆宗欧、苏，其敝也冗沓平易。至燧，始宗韩、柳，以绍秦、汉，不屑欧、苏以下，雄视元初，遂开一代风气。故元代古文，远出南宋之上。”魏源元史新编卷第46姚燧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清光绪三十一年湖南邵阳魏氏慎初堂刊本邓绍基、杨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称：“其（姚燧）碑志尤足以补史乘之阙。”邓绍基，杨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273杨镰先生认为，姚燧的诗关注时事、忧国忧民，同时也是他情感的自白书。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90-293（二）社会圈“亲属、师徒、朋友、同僚、同乡、同年、上下级”等，本来只是很普通的人际关系，但关涉到政治人物后便成为社会生活及政治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提出了其研究的中心工具——“社会圈”［波兰］兹纳涅茨基郏斌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social circle）。社会圈要求中心人物不辜负圈子的期望；反过来，社会圈将授予中心人物一定的权利和免疫性。在社会圈与角色之间，形成一个由大家所赞赏的价值复合体所构成的共同凝聚力。所有思考行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圈是非正式组织的典型代表，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个人互动的平台。社会圈还会起到权力统治的作用，以形塑人们对于自我和行为举止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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