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绪论

为什么是1898—1908

理论支撑

概念的厘清

第一章翻译实践的“变相”分析

第一节在知识扩充和权力牵制中递进衍变

第二节现代知识教化的获得

第三节个案分析：以王韬、陈季同、林纾为例

第二章译者心态的“变相”分析

第一节寻求新的社会资本以启蒙教化

第二节寻求新的文化资本以改国人知识结构

第三节寻求新的经济资本，偏重译者个体行为

第四节个案分析：以《天演论》《域外小说集》《迦因小传》为例

第三章读者构成的“变相”分析

第一节晚清域外文学的读者产生的原因和构成上的渐变

第二节译者、读者和文学翻译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节个案分析：以《国闻报》《新小说》和《月月小说》为例

第四章译语的“变相分析”

第一节文言：初期译者和读者共同的选择

第二节白话、文言：高峰期的对立

第三节同源异用

第四节个案分析：以传教士、周桂笙、包天笑为例

第五章审美心理的“变相”分析

第一节转变的条件

第二节从政治审美到诗学追求再到多元并存

第三节再论晚清文学“俗化”的价值

第四节在翻译文学锋芒下被忽略的“俗化”审美体验

第五节以梁启超、徐念慈、包天笑为例

第六章翻译文学的归属

第一节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争论

第二节翻译文学的非独立性和滑动形式

第七章后殖民理论在晚清翻译文学研究中的误用

第一节后殖民理论和它对晚清文学翻译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第二节后殖民理论的误用和晚清文学翻译的真实本质

第一章翻译实践的“变相”

分析晚清时期从“西学中源”开始，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再到相信翻译文学可以启迪民众，这种认识上的变化真实地体现在了此时期的翻译实践中。

第一节在知识扩充和权力牵制中递进衍变

克罗伯对文化概念所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一种构架，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Kroeber,ALThe Nature of Cultur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从克罗伯对文化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根据文化的精神内涵的程度产生三个层面的理解：外显的器物文化、理性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表层的外显器物和可感的理性制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的文化生活的变化在这两个领域里是比较容易体会和感知的。深层的精神文化则是其内隐的核心部分，关乎于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和审美情趣。器物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外显形式，制度可以随历史的变迁而不再可感，但精神文化则可以凭借巨大的、潜在的作用对人的社会造成影响。这种精神文化也是需要载体的，音乐、艺术、建筑和文学，都是传承精神文化的有效载体。所以，在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文化的三个层次均应是研究考察的对象，这样对文学的研究才不是孤立的，形式的和过于绝对的。考察1898至1908年中国的翻译文学现象，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虽然仅仅是短暂的十年，但翻译文学却在文化层面上将三个层次的追求都依次表现了出来，在1898年以前，“器物文化”的翻译居于主要地位；1898以后对制度文化的译介取代了前者；而随着梁启超“政治小说”的提倡，1902年以后，文学翻译成为翻译的主流。

（一）译“格致之学”以“补天”

这是清政府自上而下的一种接近于全体自愿的文化追求。鸦片战争以前，社会思想僵化而不思进取，既不辨西方的地理位置，也不知其民情政治。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很多士大夫对西方机械器物和坚船利炮产生了由衷的佩服，也就有了想拥有这些技术的强烈愿望。“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贯公振兴女学说开智录，1901-03-05”补天自救，“师夷长技以制夷”，借西方“器物文化”和“格致之学”为封建统治机器添加润滑油。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提出了“师夷”的想法后，“取法西方”就成为晚清先觉者御敌强国的基本方略。这里的“技”主要是指声光化电和工艺器械制造。实事求是地讲，虽然这时的思想还没有能力承担救国救民的任务，但毕竟它推动了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也让敏感的文人得以对反对封建机器和转变社会模式并改良社会有了朦胧的期待。初级的采矿业、机械制造、军火企业和新式军队的出现表明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成果已经开始在中国得到运用。中国的近代化已经艰难地起步了。这种借他人之器以补自己之不足的思想主要发生于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这其中，以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和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为代表，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西方器物文化的传播结合起来，以达到强国之目的。冯桂芬认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211“洋务运动”将这种思想又往前推进了一步，鼓吹要发展科技，振兴外贸和提携商务活动。李鸿章更是有些偏激地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250但此时，洋务派的核心思想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在讲究“格致之学”的同时，依然坚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征、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三月西湖书院刊本，光绪戊戌，1898这里面有一种强烈的防范心理在作祟，也就是说兴西学的实质是保中学。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嫁接西方文化，让西学有安家落户的理由。体现出了晚清士大夫维护现存的体制，文化本位至上的思想和保种救国的共同愿望。虽然说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保护文化心理，免受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殖民思想的冲击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虽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求富国强兵之道依然成为1898年的社会性思想，但这一切的结果是最终没有真正找到救国之路，却刺激了翻译事业的发展，“格致之学”在短期内就得以兴起和繁荣。

在这些西书的翻译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前者是林则徐请人译述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并进行编辑而成的。《海国图志》是在《四洲志》的译稿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汇编而成。虽然仅仅是编译的并非译自原版，但这些资料的汇编却帮助国人最早突破了旧有的华夏中心的地理观念。这有助于国人在外患来临时对内进行反省和对传统知识进行质疑。虽然仅仅是实物之译，但却对国人心理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当时译书的主要目的应该说是应付洋务派之需而进行的。教会译书比较独立但在书目选择上也很注意，尤其是会对体制带来冲击的书目如西方新思潮、社会制度等书籍基本不译。傅兰雅的译作在传教士当中算丰富的，他知道清政府“今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所以自己在翻译时也只能“与华士择合其紧用者，不论其书与它书配否”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25、261。傅兰雅的初衷是“本欲作大类编书”，“按西国门类分列”，完整地翻译西学知识。此间所译之书虽不成体系，以独本单章多见，但内容却囊括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医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这其中又是以应用科学方面为主，军备、器械、船舶、纺织、冶炼、采矿、化工、驾驶等的翻译将西方的现代文明注入到了晚清社会上层人士的视野中。同时，因欧美科技发展居世界之首位，所以此刻晚清所译书目顺理成章地来自欧美国家。根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三年刻本所录，鸦片战争后至1896年间出版的西学书籍353种，全部译自欧美国家。

（二）译“政事”之典以“救亡”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体西用”成为旧体制无法解决国难的标本。洋务运动对西方文明精髓的排斥和近邻日本利用西方文明快速成为强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知识阶层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体制上积重难返。“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康有为上清帝六书//中国历史学会·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97。“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a：40日本人稻叶君山认为：“自曾国藩时代所创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稻叶君山清代全史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15：30所以，翻译的背景由应对洋务之需变为维新革命之用，译书开始为维新变法服务，进入了梁启超所说的“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尽量输入”的阶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65、71。

可以说1898年以后翻译内容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于西方文化、政治思想、社会制度的典籍著作均进行了重点译介。这些西书的输入，越发让国人不止于痛感技艺知识的匮乏落后，更刺激了他们对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感，从有识之士开始对西书的引进进行了主动的结构性调整，社会制度、哲学典籍类一跃为翻译的首要地位，“器物文化”退居其次，进入了梁启超所言的“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53的时期。此期译述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包括了很多世界著名典籍论述如：《天演论》《民约论》《法意》《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以及《道德进化论》等。

译书的重心由自然学科转向社会人文学科表明中国人在如何向西方学习方面有了质的飞跃。致光绪年间，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仅仅利用西方“器物”，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自救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维新办法”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天，而且是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更法变制心理广为人接受。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文化观念和君民共治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度是中国主变人士共同的参照物。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天赋人权思想、自由平等的追求和科学民主等的观念开始被寻求救国出路的知识分子所认同。这对日后思想界向更深刻的“启民”思潮的迈进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迈向现代的关键一步。洋务运动的器物文化思想不过是为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弥补一些缺漏，延长一下其存在的时间。这种维护中体的思想不可能对传统思想根基造成破坏性颠覆。而维新派虽然其根本目标是维护晚清的统治，但思想体系中已经有了对中体的深刻质疑。变法的矛头指向直接对准封建主义统治根基，认为如果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不效法其政治体制是“新其貌，而不新其心”熊月之晚清社会对西学认知程度//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8。

在这种翻译背景之下，翻译书目之多和广就可想而知了。“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书目的两倍。其中，从1900到1904年5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416根据王晓秋的统计，该阶段西书中政法和史地类的翻译比例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