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辑的作者意识

巴金说：“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巴金：《致〈十月〉》, 《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74页。(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文。)正是身兼编辑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对两者他才有很深入的体验,也才有很深刻的认识。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作家的创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创作的成果乃是心血的结晶。作为编辑应该理解作家创作的不易而珍视作家的劳动及其产品。因此,编辑就要在头脑中树立起明确的作者意识,离开了作者,编辑就会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艰难境地而一事无成。有长期编辑经验的巴金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真是一语道破了编辑的作者观。

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在于他能够“发现新的作家”。这是因为, “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的作品”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作为编辑就要有那种独具的眼光和胆识,“众里寻他”,把他“发现”出来。新作者之所以有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新”,在于他有超常规、超常态乃至超常度的表现,或是逆反而表现出“新”,或是破旧而表现出“新”,或是创造而表现出“新”,这种“新”往往不易被人接受,但很有可能是很有生命力的。编辑就要能够“发现”这种“新”,以编辑的眼光看到他的发展前途而大胆地予以发表。这是编辑应有的责任,也是编辑应该具备的识力。巴金对此有特别深的体会,他就是被叶圣陶“发现”,而走上文坛的。巴金说过,如果不是叶圣陶“发现”了他,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灭亡》,那么,他也许就不会从事文学创作，以创作为职业，而走上另一条道路。可见,叶圣陶的“发现”,对巴金的人生道路影响之大,巴金正是以叶圣陶“发现”自己为显例而去“发现”他人的。在现代文学史上,被巴金发现而走上文学道路的新作家是不乏其例的。为编辑界、文学界传为佳话的是巴金对戏剧家曹禺的发现。1934年,巴金在编辑《文学季刊》时,在靳以那里看到已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的剧本《雷雨》,他一口气读完,不仅“被它深深感动”, “而且为它掉了泪”。一种“发现”的快感激动着巴金,他说：“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巴金：《关于〈雷雨〉》,《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68页。于是巴金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雷雨》。就这样,一代著名的剧作家曹禺由巴金的“发现”而走上文坛,为中国现代戏剧掀开新的一页。此时,巴金也只有30岁,曹禺只有25岁,巴金不只“发现”了曹禺,发表了他的《雷雨》,以后还把这部作品和《日出》《原野》,分别收进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1集、第3集和第5集。《曹禺戏剧集》也是由巴金编辑的、交由他担任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个作家的成功,离不开编辑的劳绩,尤其是新作家,更离不开编辑的“慧眼”。不仅曹禺,像何其芳、罗淑等作家都是因为巴金的“慧眼”发现而被推上文坛的。何其芳的名诗如《罗衫》《梦歌》《秋天》《花环》《爱情》等最早即是由巴金在担任主编或编辑《水星》、《文学季刊》 和《文季月刊》时发表的。女作家罗淑在当时默默无闻,正是巴金发现了她的才华,把她的《生人妻》发表在《文季月刊》上，为中国现代文坛推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至于像芦焚（《谷》）、臧克家（《运河》）、陆蠡（《海星》）、丽尼（《黄昏之献》）、刘白羽（《草原上》）、肖乾（《栗子》）、荒煤（《忧郁的歌》）等人无不是被巴金发现而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使他们在文坛上成了名。这种发现完全是出于一个编辑的职责,是不带任何私心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要靠新人的不断被发现而得以更新、创造和发展。巴金正是以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为基点,以编辑的“慧眼”注视着文坛上的无名作家,因而才有大批优秀作家的被发现。他指出：“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他甚至大声疾呼：“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从这里可以看出,巴金对编辑的职责——发现新作家是多么的重视。

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还在于“爱护作家”。他说：“前些时候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批评也是一种爱护’,我不这样看,不过‘爱护’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说,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他明确而肯定地指出编辑要有“爱护作家”的意识。这种“爱护”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帮助和培养青年作者。编辑好比是一个园丁,发现了成材之树,还要悉心爱护、培养,否则,很有希望的萌芽很可能因得不到爱护、培育而夭折。因此，巴金谆谆嘱告：“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已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但是,如何来培养呢？巴金认为,编辑对作者的培养应当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生活,要“帮助作者认识生活,扩大他的眼界”；二是思想,要“启发他的心灵,丰富他的修养”；三是艺术,要“使他逐渐掌握艺术技巧,并且了解创作是如何艰苦的劳动”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1页。。只有这样才是尽到了编辑的培养的责任。不仅仅是编辑者,而且整个编辑部都应当负起帮助和培养作者的责任。其责任是共同的,他说：“刊物的编辑部也应当以细心、周到和热情的态度对待来稿,而且有责任帮助和培养青年作者,把一批一批成熟的作家送进我们的‘文坛’。”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

第二是珍惜作者“心血”的结晶。巴金在编毕奂午短篇小说集《雨夕》的后记中说：“我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巴金：《〈雨夕〉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巴金是深知作家创作的艰辛的,每一部作品不知凝结了作家多少的心血,有的甚至是作者生命的创造。因此,编辑爱护作家就要珍惜他们用心血写下的作品。巴金编辑《曹禺戏剧集》,除了对曹禺的作品喜欢,对曹禺的为人、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有所了解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觉得由自己担任编辑“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巴金：《〈蜕变〉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页。。正是出于不让作者的心血腐烂,不糟踏作者的心血的编辑道义,巴金为许多知名的、不知名的，活着的、死去的作者编辑作品。巴金为罗淑编了4本书,除《生人妻》外,《地上的一角》、《鱼儿坳》和《白甲骑兵》3本都是在罗淑去世后为其编成的,后一本书则是在敌机轰炸、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编的。巴金为牺牲的郑定文编书,不仅因为喜欢他的作品,也为作者短暂的一生感到惋惜,巴金在《大姊》短篇小说集后记中说：“我想到这个我素不相识的作者的短短的贫苦的一生,我真愿意我能够大叫一声,我要叫出我心上那些块垒。”巴金：《〈大姊〉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鲁彦的遗著《鲁彦短篇小说集》,缪崇群的遗著《碑下随笔》都是巴金编成的。田涛的《荒》,则是巴金把作者发表在各个刊物上的作品一篇一篇搜集拢来编成的。巴金说过：“我不忍辜负作者远道寄稿的盛意,又不愿将他的一点心血埋没。”巴金：《〈荒〉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他的言与行是一致的,因而他要求编辑要珍惜作者心血的结晶,就既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又有自身的示范作用。

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还在于“团结作家”。他说：“编辑不能团结好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巴金是从发展文学艺术的大视野看待这个问题的。团结作者首先必须尊重作者,这种尊重表现在编辑对作者的来稿虽有删改权,但是, “有权不必滥用”。巴金认为,编辑“修改别人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得征求作者同意”。巴金以自身的经验告诫编辑们说：“我当编辑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但这并不等于编辑被动地看看来稿,然后把它发表出去。编辑仍要发挥能动作用,巴金提出了修改的具体意见,他说：“最好还是笔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 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这两条意见其出发点仍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巴金曾说过,他自己的作品被编辑删改了,如果不满意,以后再版的时候,一定还要恢复原样。作者有创作权,也有保留权。编辑的删改权首先必须在尊重作者的这种权力后才能得以使用。编辑只有尊重作者才能团结作者,也才能得到作者的爱护。巴金在做编辑的时候,是很注意团结作家的。他在参加编辑《文学季刊》时,就住在编辑部里。北京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文学季刊》编辑部既是他处理日常编辑工作的机关,又成为他团结一批优秀青年作家的地方。当时,李健吾、曹葆华、蹇先艾、卞之琳、何其芳、曹禺、肖乾等人就常到这儿来,与巴金谈文学创作,谈人生道路,也谈论国家大事。巴金成了团结、组织青年作家的中心。巴金在主编《文学丛刊》时也是如此。这套大型丛书（共160本）集中了“五四”时期、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几十个优秀作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就在于巴金团结了一批作家。

最后,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还在于“编辑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巴金认为： “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编辑也同样如此。巴金很不满意于当时的一些“出版官”，他批评说：“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巴金真诚地希望：“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

编辑离不开作家, “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表达和概括了巴金的编辑的作者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