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辑师恩难忘

教师节抒怀——示同学诸子

水龙吟教师节赞园丁

忆易园师

第十届教师节献词

怀念可夫先生

忆根泽师

忆叔夏师

让歌声飞

春在书窗碧水边

星光灿烂

一辈子不用换血

我的老师们

余音缭绕的怀念

我的老师，我的亲人

“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

怀念恩师

师大的“风景”

仁智兼具的精神斗士——记我心中的好导师孙绍振教授

我们班与辜老师的愉快记忆

爱如水仙

第二辑青春韶华

你和我一样

望海潮

再见了，亲爱的学友

第一排诗行——写在教育实习的日子里

蝶恋花

我属于夜

青春散记政教八二级

远方的涛声

话说校电台

永远的长安山

师大畅想

月上中天

给自己点一盏灯

毕业有感以记母校哺啜之恩

中秋

第二次上大学

奋斗在快乐的跑道上

那年我们在长安山“占位置”

金示演的故事

军旅生涯的一段“布衣”岁月

难忘的生日

长安脚下，安步当车

我和我遇见的他们

长安山

梦忆长安山

第三辑校园剪影

我们从这里走向未来

文科楼抒怀

我爱长安绿

长安山秋晨

长安山之晨

新春试笔

小巷花语

〔越调〕小桃红·过福建师大新校区

早安，师大

千里有梦长安山

湖

长安秋月

师大赋

长安山

我的长安山

星雨湖月色

第四辑岁月回眸

沉香师大

梦想的岁月

我是长安山第一批入住者

三个“福建师大中文系”

咱娘家的人

福师大百年赋

百年师大赋

世纪巨树

筒子楼里的美好时光

哦，那二十四号大杂楼

校徽的记忆

回忆大学那四年

十年攀登蓦然回首:离天三尺三

伤心最是近高楼——读陈宝琛书法

留历史之证，传文化之魂

长安山见证我的成长与成熟

第五辑闲笔落花

元旦述怀

家山洋海隔乡梦又归来

罗汉岭情思

秋访中岳庙

喜欢

绿窗小札

初冬小记

独自前行

书魂

一种缘分

烟水

厦门的骑楼

世界走进我的书斋

书香墨影里的香港

千年韭花

御风而行

读书人

记忆里的春天

秋日想起海子的花楸树

生命的记忆行吟

假想敌

我的三个心境

潜心学术乐在其中

小巷深深

另一种风景——我和华文文学

爱它的人已经老了

我的2017年

五月的惊雷

第一辑师恩难忘第122期 1985年9月9日

教师节抒怀——示同学诸子

黄寿祺坐拥皋比五十年，

榕坛设教岂徒然！

羲经妙契渐王弼，

礼学深通慕郑玄。

华夏声威成众志，

炎黄文化赖师传。

先忧后乐期同勉，

温故知新继昔贤。

（黄寿祺 福建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第122期 1985年9月9日

水龙吟

教师节赞园丁

李少园辛勤料理秋来，怡红快绿芳菲苑。茶蘼不谢，菖蒲久蕊，姚黄乍绽。护得花繁，拼将憔悴，壮哉斯愿！纵蜗居陋巷，无鱼箪食，徒四壁，夫何憾?眼下风和日暖。喜园中，生机烂漫：嫩杉拔翠，新松抽节，嘉材勃展。百载荣勋，双肩殊任，一腔忠胆。领后昆，笑对无边学海，趁风帆满。

（李少园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149期 1987年4月5日

忆易园师

俞元桂易园师逝世三十多年了，不知怎的，我近年时常想起他。

初见易园师是在他设宴招待新生的筵席上，那时他是协和大学中文系主任，全系学生仅十八人，加上师母，恰好两桌。他环顾一下，得意地称之为十八学士。或许是仿效孔夫子的故事吧，席间易园师要我们各言其志。轮到我，我不好意思地说，要当个新闻记者。其实，我对记者工作所知甚少，在报社也无关系，可能是听到“无冕之王”的说法而感到羡慕。那时才入学，姑妄言之，自然是不算数的。在我印象中，易园师说着一口带北京腔的国语，面露笑容，但有一副师严道尊的庄重神态。

近年，我常想起易园师在教学上的一些创造性活动。我上易国师的最初课程是大一国文，全体新生的必修课，这课照例是由系主任把关。他规定每节课开讲前，由一位同学上台做五分钟演讲，按座位轮流。讲过后，有两位同学各做一分钟的评论，其中一位也是依座次排定，另一位自由发言。对我们这些未经世面的新生来说，这就遇上一个大难题，因为面向全班四五十人演讲，是生平第一遭，紧张的心情就别提了。可奇怪的是硬着头皮渡过这一关，意外地打破了神秘感，觉得上台并无危险，反而是练习口头表达的极好机会，所以后来到了自由评论时，许多人竟跃跃欲试了。万事起头难，易园师很善于抓这个起头。

我们系办了一个学术刊物：《协大艺文》，一年两期，铅印的，发表学生的学术论文和诗词作品。还有一个文学研究会，讨论文学的有关问题、每月开会两次。艺文社设有校对、编辑、正副社长，由易园师指定；研究会设有事务、文书、正副会长，由会员选举。按易园师授意，一年级学生只能任校对、事务，二、三年级学生可任编辑、文书，正副社长、会长非四年级学生不可。那时合系的学生数少，任职的机会多。我当过两年校对、编辑，幸而有这基础，以后我接编全校性刊物《协大周刊》，包办编、校和发行工作，就不觉得棘手。我也当过会长，组织能力得到了一番切实的锻炼。

易园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是二年级的专业必修课，这门课规定要交学期论文，好的文章推荐给《艺文》发表，老师很注意极早地让表们进入科学研究阵地。我在学时有两篇文章刊在《艺文》上，用文言文写的，经易园师修改润色而成。这文章谈不上研究，只可以说是科研的模拟训练，它确实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探索学术的兴趣和勇气。

上述平平常常的三件事，今天看来自然不算什么，可五十年前则是一种革新。我当时对此并无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阅历的加深，我才体会到这些并不起眼的措施，抓住了培养能力这一重要环节，很符合于教学原则，就是五十年后的今天也不失其意义。我应该向我的老师致谢，可是他早已长眠，现在无从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了。

易园师应过科举，曾留学日本，到了老年没有蓄须，算是一位维新派人物。可我们与他之间确实存在着代沟，那时他六十多岁了，一身夏布或蓝布长袍，足下是圆口布鞋；我们二十岁上下，有的穿着小花衬衫，吊带挂着高腰身三排扣西裤，有的西装革履或中山装。他讲的是诗词辞赋，前清民元。我们谈的是新诗话剧，拜伦易卜生。我们难得和他亲近。可是他确实是我们的恩师，我们在他很有创造性的措施中得到了锻炼，可说是终身受益。事情就是这样充满矛盾，既不亲切而又深受教益，存在代沟而其中又有相通。

我以后也走着老师的路，四十多年了，这道路迂回曲折，夹杂悲欢。现在路上照着阳光，但我已入老境。我与学生之间也存在一条代沟，还曾经有过一堵人造的高墙。也许由于这缘故，我近年会想起老师，想起他的教泽、想从自己对老师的情感变迁中获得一点慰藉。

易园师晚年还勤于著述，40年代末期我曾拜望过他一次，他十分高兴，告诉我正在继续撰写福建编年史。新中国成立前他在我省教育界负有盛名，如果今天还健在，一定会得到很高的礼遇，可是他无缘领受了。历史将是公正的。我想，易园师和其他在教育工作上做过贡献的老师，历史应该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

（俞元桂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232期 1994年9月15日

第十届教师节献词

曾桂生长安灯影三更时，

石砚磨穿鬓有丝。

甘育英才期辈出，

岂愁红烛乏膏遗。

人梯欣接摩天路，

心血喜传化雨诗。

盛世芳菲桃李茂，

十番佳节更扬眉！

（曾桂生 福建师范大学资产经营公司）第368期 2003年5月26日

怀念可夫先生

陈国英我惊知可夫先生走了，但不知确切的时间，只知他是在上海病逝的。师母隔了一段时间才转告这一噩耗，并告知，先生在病危时曾提到莆田几位学生的名字，这更使我们心中悲切倍增，不忍详闻。如果他在福州住院，包括在福州举办他的追悼会，我们肯定去探病、去告别，但他的后事却是在上海举办，天各一方呀……

有一位同学对我说：“可夫先生是我们认识大学老师形象的第一人。”这话说得很实在。因为他是我们踏进大学后为我们开讲第一门功课第一节课的老师，这也许是他的一个偶然。谁也不会忘却，他站在讲台上，颀长的身躯、瘦弱的脸庞，一双偏小而且不太对称的眼睛，侧着脸看我们，那很随意的、不可以多些斯文的模样。这些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十五六岁各自经历不同的学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对上大学有着特殊的情感，对大学老师这久违的形象，同样敏感。但他一开讲，大家注意力便高度集中了，很有兴致很明白地在听他的课；他教得不合学生的想象，上完四节课下来，黑板上只留下一行板书：“文章不为稻粱谋”，还有些斜。我们同学中，尚有不少为中、小学老师出身，有的还是多年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虽有惊讶，但很快都被他的学问征服了。下课时，全班一百多人齐声鼓掌，且经久不息，这成功的讲课效果，也是我们之前所没有感受到的。

后来，我们才零星地知道，可夫老师当过兵，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一家报社的老总，南下来福师大。他有过较多的生活磨难，又有对生活的较多思考，在课程教学中，又是那么坦然面对、交心谈心式的传授学业，对同学很有启迪。有一次讨论课，他让孙绍振老师来回答同学的疑问，他静静地坐着旁听；孙老师走后，他总结时为我们作了点拨，归纳了孙老师的“辩证思维”写作理论框架，很受大家欢迎，可夫老师的谦逊教风，使同学对他又增加了几分尊敬。可夫老师带着我们到各单位采访，对我们的采访作业认真批改，又到出版社拿出选题，让我们参与编辑，一直到出版，倾注了很多心血，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同学们受益匪浅……

福建师大的校风，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对学生的尊重。“师道尊严”古训早在实践中演化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可夫老师从来对学生不令言厉色，倒像朋友般地亲密交往。他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聊至深夜，师母为我们煮汤圆夜宵，（师母还是一个官，为省广播电台台长）。记得他家客厅墙上贴着儿女学生成绩评比的红旗表，上面的栏目“看谁得到红旗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记忆，推算他的儿女那时还幼小，两路红旗差不多，教育家在家庭中亦在实践着一种鼓励法，甚具风趣。他的那门课下来，全班同学得优的多；教材后来出版了，为30万字的《基础写作教程》。之后全省不少高校和电大系列教育单位都采用这个教材，说明可夫老师不单是我们的老师，真正是“桃李遍布八闽”，这一点也不为夸张。

我不敢自诩为可夫老师的高足，但与可夫老师尚有私交。我留校任教一段后又入伍，他也曾有过这个念头；后来我到野战军工作，他对别人说：“这个学生鬼里鬼气真会溜，幸未相从，不然把我丢在那边怎么办呢？”他还介绍我加入全国写作学会，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不忘提携后学，很是感人。

一别经年，当我得知他有了病情后，心中很是哀痛。我们毕业15年聚会时，看到带病参加会议的他，外表气色似乎健康，面部上为师如父的欣慰之中亦有些忧郁，我察觉到了，心中更增悲寂。他不久要去厦门讲学，答应了在途经莆田时下车转转的邀请。我很悉心地准备了一番，包括下榻的房间，其间的参观景点及用餐安排，以及陪同的同学等，但后来接到一信，说他有急事不来了，信中写道对莆田的怀念，原来他当兵时曾在莆田驻守过，还有与“敌特”周旋战斗过的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一个人与一方土地有过这么多的瓜葛，这就是难得的文化现象。这块土地上，有他青年时战斗的足迹，又有那么多通过各条渠道、各种形式接受他授业的学生，又有他那多次往返而没有重游的抱憾。世界之小、心灵之大、时光之快、人事之变，都是难以言尽的。我于1998年主编《莆阳文荟》时，他得知我需要一篇评论，即使当时已重病在身，但还是主动提出，且较快交稿，题为《没有光圈只有原色的军营才俊形象》，评论的是拙作《我的连长》，对拙作之原意及价值，析之透彻，赏之有度，且有我颜，让他人欣羡。这其中肯定是他对学生的挚爱在起作用的。

近年来我老是写些悼文，别人曾非议过我。这有什么办法呢？人生（包括师生）之情，又无法一次性用什么来收购，完了锁入不让人知的地方。写悼文往往是让人泪眼离迷，胸次堵塞，绝无法歇笔时陶陶然而余哀全消了，吐出哀思而忘痛。比如悼可夫先生，亦不能如此哉！写到此，可夫先生第一节课仅有的那句板书“文章不为稻粱谋”一行字，又再次在我的眼前跳跃飞舞，让人眼花缭乱矣……

（陈国英 文学院1977级校友）第387期 2004年6月15日

忆根泽师

穆克宏罗根泽先生是我敬爱的老师之一。

解放初期，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罗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甚多，他们都亲登讲坛为学生讲课。记得给我们开课的老师，除罗先生之外，还有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李笠、方光焘、张世禄、陈瘦竹、孙席珍诸先生。诸位先生讲课各具特色。而罗先生的中文文学史课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罗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学史，每周四节课，讲授一年时间。时间短，内容多，因此，他讲得比较简明扼要。由于罗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出版过《乐府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等著作，发表过几十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所以，他的教学深入浅出，常能讲出自己的见解。例如，过去认为《战国策》是刘向所撰，而罗先生却认为《战国策》出自秦汉间的蒯通。他详列证据，层层剖析，很有说服力。此说虽不能成为定论，对我们却颇有启发。这是其中的一例。只是由于罗先生对诸子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名声大，他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就表现不出来了。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罗先生和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等先生对我们的学习十分关心。为了使我们能够学好中国古典文学，接触较多的原著和资料，这几位老师将自己的借书证给我们使用。当时每位老师的借书证，可借阅六十本书，借阅时间为半年。我们就用几位老师的借书证向学校图书馆借来两三百本常用的古籍和有关参考书，供我们班上二十多位同学学习参考。这对我们提高古典文学的阅读和分析能力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件事情因为是我经手的，所以我至今难忘。

在当学生时，因为请教问题，我曾去过罗先生家里几次。罗先生的书房在楼上，四壁排满了书架，书架上排满了书。书架的高度和墙的高度一样，藏书相当丰富。看起来罗先生的藏书并没有什么珍本秘籍，但都是很适用的参考书，如《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都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常用的。罗先生认为自己最值得珍视的藏书是诗话，从1931年春天起，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罗先生寄居北京，购求诗话竟达四五百种。其中有明刊本《诗学丛书》二种，即宋人蔡传《吟窗杂录》和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比较罕见。另外，罗先生还从《苕溪渔隐丛话》《诗歌总龟》《诗林广记》及诸家笔记中，辑出两宋诗话数十种，题为《两宋诗话辑校》（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三）附录《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弥足珍贵。

1953年8月，我离开南大以之后，还和罗先生保持通讯联系。可惜信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焚毁，手头再也没有罗先生的手迹了。在罗先生的来信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罗先生说，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首先必须认真阅读《诗经》和《楚辞》，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两部总集，十分重要。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就是按照罗先生的教导，先精读《诗经》《楚辞》以打好基础，然后选择魏晋南北朝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阅读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南大读书的时候。而认真阅读此书是在我离开南大之后。当时我想对刘勰的《文心雕龙》进行一些研究。为此，我阅读了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宋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三部文学批评史，是三位先生的力作，各有特色。但是，我认为罗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特色最为显著。郭先生的批评史撰写的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开创之功不可没；宋先生的批评史是讲义，是大纲，不可能那样详备。但它远略近详，可补一般批评史之不足。而罗先生的批评史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分析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潮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用朱自清先生的话说：“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值得细心研读”，“教人耳目一新”，“兼揽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之长”（《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诗文评的发展》），优点是比较突出的。使人感到遗憾的是，罗先生的批评史只写到两宋，未能写完。一代学人，只活了61岁，岂能不叫人感到惋惜。

罗先生逝世已42年了。先生虽已去世，而其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已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珍贵遗产。这是历史给予一位老专家的最公正的评价。

（写于2003年3月30日，罗先生逝世42周年）

（穆克宏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497期 2010年5月31日

忆叔夏师

俞元桂业师严叔夏教授（1897—1962），是严复先生的第三子，师母是台湾望族林家的女儿。如果他能够同寿逾百岁的师母偕老，凭此岸名门哲嗣和彼岸显要丈人的身份，该会过几年风光岁月，从而平复他多年忧患、凄惶的心。然而这是空想，他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多次提起笔来想追忆他的音容笑貌，总因心情沉重而搁笔。现在我已到暮年，应该写出，即使略见须眉也好，否则，他日就不好意思拜见先生于地下了。

我是在协和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就读时认识叔夏师的。他讲授两门功课：一门是文字学，读生硬乏味的《说文解字》；一门是《历代诗选》，老师本为诗人，讲起来总令人心思飞越。那时抗战已经三年了，学校寄寓山高水冷的邵武，条件相当艰苦，老师住在校内一间简易宿舍里，课余饭后，我们时常拜访他。叔夏师表情严肃，一副重而威的神气，可是闲话起来却和蔼可亲。他的房间老是弥漫着烟雾，一盆炉火，那是自炊和泡开水常用的，喝茶、抽烟几乎不曾间断。他身边带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是他的次子。傍晚吃饭前，老师常叫他的孩子上街沽一瓶土黄酒饮用。后来，我知道了叔夏师是抗战开始后，才离家来邵武执教的，从前他长期由师母照顾，在家里读书、写字、吟诗、作画、精研佛学，过的是名士和居士的生活。战时他做客山城，生活反差和心情沉闷可以想见。对饮食他十分小心且讲究卫生，备有棉花酒精盒，饮食器具和双手都要先用酒精消毒过。沏茶讲求传统方式，不厌其烦，香烟把手指熏成焦黄色。饭余酒后，有时会应我们的请求讲几则笑话，多为文人逸事，气氛轻松，师生间感情益加融合。老师中年离开温暖的家，妻儿分散数地，战争时期前途未卜，他只好用这种生活方式来解闷消愁，缓解沉重的心境。

后来，他的长子严侨也来协大生物系读书，此人性格直爽，口若悬河，是个奇人，很快地成为我们的好友。叔夏师在两年间迁居多次，先搬住学校西门宿舍，再移住西门民居的楼上，后又迁租东门的一间民房，那里有厨房，他雇用一位厨工帮助料理生活。到了1942年夏天，日寇侵犯浙赣路，靠近邵武，老师估量时局，带次子与我们同学五人买舟南下，暂寓建章学兄的古田山间乡居，静观形势。这样，我就同老师中途分别了，过了几个月，我听说他应南平的福建省师专之聘前往执教。

1946年夏天，我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回福州谋职，恰巧叔夏师应迁返榕的协大之邀主持中文系系务，很自然地我得到他的引荐，回母校任讲师。当时中文系教师一共不过五位，分配一起住在校园内靠后山谷的一栋两层楼房里，上下各一厅两房，我年轻就和老师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时常聆听他的教诲。一别四年，我发现他身上有不少变化，茶烟酒的享用没有从前那么频繁了，热心阅读《大众哲学》和《文艺心理学》等书籍。偶尔与我闲谈家事，说到太老师重视家学而不拘泥正规学历的培养方式，有时也会思念在台湾的师母和儿女。他说师母大他几岁，平时对他十分体贴照顾，他对男儿未加揄扬，对聪明而美丽的女儿则甚为激赏。一年之后，我把家眷接来学校，宿舍在山下，不能经常与老师在一起了，但我发现他与密友交流晚上收听解放区广播的消息，也热心为学生导演话剧，并与进步同学结成友谊，此时他已与居士心境、名士风度告别了。

新中国成立后，叔夏师的生活变化更大。他参与省市民盟的领导工作，应邀宣讲辩证唯物主义，担任协大和后来经政府接办改名为福州大学的校委会副主委，不久又被选任福州市副市长。有些人不明白他怎么转向这么快，殊不知这是他长期思想变化的结果。我国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往往是懦道释互补的，其中心还是儒家的入世思想，关怀国运民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叔夏师的诗书、佛学是身在江湖时的生活爱好，到了一定时机，兼济的观念就抬头了。老师的思想和行为的跃进，到了老年我才有所体会。

叔夏师到福州市府之后，工作十分繁忙，我也忙于教新课并参加政治学习，因而见面机会极少，只有逢年过节，才专程进城拜候。老师心情甚佳，同我多次谈及市的文教卫生工作情况以及对工作的一些设想，他完全是一位实干的政府工作人员了。

1957年，我国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右”斗争，叔夏师陷进去了，许多与他交往较多的朋友和学生也陷进去了，我难免要经受几番风雨，这些我不忍追怀。在一次专门批判他的会上，我远远地坐在后排，看到老师表情严峻，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师生间隔着一堵无形的铁壁，遗憾的是我竟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老师的去世。我想，他可能带着惶惑、凄苦的心情离开尘寰的，身边没有亲人，也许他的佛学能够帮助他。我记起老师讲过的《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一文的开头几句：“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历史上忠信之士含冤受屈的屡见不鲜，然而终归能得到剖白。老师当然也得到平反，可是他早已化灰安息，不识不知了。

叔夏师家学渊源，国学外语根基深厚，书法、诗词、金石，灿然可观，他精于佛学，广涉文学哲学，才气纵横。只是生不逢时，他未能充分发挥才能；其书艺手迹多付劫灰；其诗词，著述散落，尚未结集；其从政抱负也仅昙花一现。如今高校中文系能找到几位像他这样学艺双修的老师呢？怎能不令人发出黄钟毁弃的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