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章  士人的科举生活（上）

  第一节  童生：读书的平民

  第二节  秀才：诉讼与奢遮

  第三节  贡生：凄婉的悲歌

  第四节  监生：几般便宜处

  第五节  举人：地位之变动

  第六节  新科进士的凄清岁月

  第七节  进士：仕途的宠儿

第二章  士人的科举生活（下）

  第一节 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

  第二节 步步维艰的进学

  第三节 辛苦难过的岁考

  第四节 悲喜各异的科考

  第五节 困顿重重的乡试

  第六节 相对轻松的会试（殿试）

第三章  士人的治生生活

 第一节 教馆：“治生之本”

 第二节 作幕：“迫于饥寒”

第四章  士人的婚姻生活

 第一节 择偶：娶妻娶德

 第二节 联姻：当娶儒家女

 第三节 惧内：文人的通病

余论小说证史的几个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士人的科举生活（上）一般认为，读书人的功名分为三个等级：秀才、举人、进士。随着等级的逐步提高，他们自身的地位与权益也逐步提高！这种说法大致上不错，但其中却有着一些被忽略问题，即：第一，秀才虽为最低功名，但在它之前还有大量的读书人——童生。这些童生虽然没有功名，但社会和官府一般并不把他们视为一般平民，而是有所优厚。第二，秀才和举人之间还有一些特殊的功名，如贡生、监生等。先看贡生。秀才按照入学时间的长短、学习成绩的好坏分为廪生、增生和附生。廪生级别最高，能享受国家所提供的膳费。而贡生一般是由廪生贡上来的。这样，从来头上看，贡生就比秀才高。最重要的是，从此它就有了做官资格。但贡生没法和举人相比，要想成为举人，它还要和秀才一样参加乡试。至于监生，更是麻烦。它的成分很杂，既有举人身份的举监，又有贡生身份的贡监，还有因父兄为官的廕监以及花钱买的例监，等等。因都在国学读书，故通谓之监生，从而也具有了做官资格。但在社会上，其各自的地位又很有差别，如平民出身的例监地位就很一般。除举监外，其他监生要想成为举人，也要和秀才一样参加乡试。

总之，按照功名的不同，读书人可分为童生、秀才、贡生、监生、举人、进士等。他们相应地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也具有不同的酸甜苦辣。本章的几节就此展开论述。

第一节  童生：读书的平民

明清称没有入学的读书人为童生，即他们是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或者说是平民读书人。“平民”、“读书人”的两种角色使童生的身份颇为尴尬。一方面使他们的心灵更加敏感，对自己的读书人身份念念不忘；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身份不被社会所认同，时时刻刻遭受社会的嘲讽打击。在此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处于痛苦凄惨的状态。为了摆脱此种状态，他们经历了更加悲苦的挣扎过程，下面具体述之。

明清士人的世俗生活>>><<<第一章士人的科举生活（上）从读书人的角度而言，童生的地位比一般平民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官司中，他们一般都会受到官府的一定青睐。如《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中的童生王杰被人诬陷，陷入囹圄，冤情大白后，被别人勒取的钱财也被官府颁发。童生的优待由此可见一斑。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钱财本应该被没收的。这是钱财方面的优待。除了钱财方面，童生在人格上也得到官府一定的尊重。《云仙笑》第二册《裴节女完节全夫妇》中家贫的读书人李季侯没钱完纳钱粮，又没个法子可以搪塞，只好准备挨官府的板子。谁知知县竟然看在他的童生身份，免打。这是第一次饶恕。第二次时，他在路上思量的说法都被知县大堂的威仪吓丢，不料知县依先动了恻隐之心，并不打着一下，只是让他下不为例。这都表明，童生的读书人身份使他得到官府的一定青睐。

官府的这种青睐表面上是尊重读书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对才的欣赏。《人中画·狭路逢》中应考的李春荣因救了落水女子被乡宦恶仆诬蔑为拐带，惹上官司，知县出一上联“礼别嫌疑，遇色而动君子乎”考他，李春荣对了句“道存拯济，见溺不援豺狼也”，得到了知县的欣赏，怜才周全。无独有偶。《照世杯》卷四《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中穆文光惹上官司后，知县也出一个题目，穆文光顺利完篇，知县极度赞赏，从宽免责，并称赞他“自然是功名中人”。这都表明，童生得到官府尊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然是功名中人”的才情。

话本小说对童生受到官府的优待及其原因的描写，和很多笔记的记载相符。如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记载的聚元言：曾经习举子业的他，遇上官司，同样因一篇文章博得知县孙维震的赞赏，不但赏赐银两，并且“令其归读书，后为弟子员”。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童生被社会所尊重。上文中的王杰边被人勒索东西边被人奉承道：“罢了！罢了！相公是读书之人，只要时常看觑我就是，不敢计较。”这表明，作为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读书人，童生在社会上受到一定的尊重。

作为读书人，童生的地位固然比一般平民高，但高得有限，因为他们毕竟仍是平民。这就使他们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其他读书人相提并论，甚至与最低功名的读书人——秀才的地位也有天壤之别。这表现在方方面面。首先，还以官司为例。为了更好地认清其地位，我们将童生、秀才、平民的打官司过程做一比较。《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描述了童生王杰打官司的过程：王生此时被众人指实，颜色都变了，把言语来左支右吾。知县道：“情真罪当，再有何言？这厮不打，如何肯招？”疾忙抽出签来，喝一声：“打！”两边皂隶吆喝一声，将王生拖翻，着力打了二十板。可怜瘦弱书生，受此痛棒拷掠。王生受苦不过，只得一一招成。同书同卷也描述了平民打官司的过程：知县录了口语，喝退胡阿虎，便叫周四上前来问。初时也将言语支吾，却被吕大在旁边面对，知县又用起刑来。只得一一招承。《鸳鸯针》第一卷描述了秀才打官司的过程：莫推官道：“你说是考得起的生员么？在本厅面前跪也不跪？可知是人命关天么？”徐鹏子道：“人命二字，从何说起？老公祖一个大人怎么偏与小人为缘？”这句话就触动莫推官隐情，推案大怒道：“你说是秀才，处不得你么？”叫左右寄在重监里，明日听审。即时做了文书,申详学道。恰好学道在省看这些新举人亲供，莫推官随即传见，又当面说了。学道即时批下文书来：徐必遇仰该学除名。次日，莫推官单提出徐鹏子来审道：“学台文书在此，你前程已褫革了，还强头强脑甚的？”喝声“打”,众皂隶不由分说，竟自拖下打了三十。由此相比，可见童生和平民的待遇差不多，说打就打，毫无含糊，根本用不着像对秀才那样还要经过“申详学道”等一系列复杂程序。需要说明的是，《拍案惊奇》为明末作品，《鸳鸯针》为明弘光时作品。上述描写不存在时代差异的因素。

其次，在婚姻上，童生也受歧视。官宦之子沈刚想成亲，但准岳父因他未进学不肯。《型世言》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这是定过婚，家庭或个人又没有变故的。如果定过婚但遇上些变故，婚约很有可能被终止。蒋瑜被冤入狱，急需钱用，只得央人去问准岳丈借贷。岳丈却逼他退亲，将财礼还给他做救命钱。《连城璧》卯集《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如还没订婚，则更加麻烦。落魄公子李实甫才华横溢，只是没能进学。年伯王太守想把女儿嫁给他，家人大都不同意，并挑拨小姐道：“人又尚未进，不知读得书成么？”幸亏，王小姐自有主张，才成就了这段姻缘。《型世言》第十八回《拔沦落才王君择婿破儿女态季兰成夫》。

话本小说的这种描述也和历史相符。据《戒庵老人漫笔》记载，状元孙继皋才学横溢，没进学时，曹云亭就发现了他的才能，并把女儿许给了他，结果家人埋怨，外人议论。直到孙继皋以低分考中秀才，关于这段婚姻的议论才平息。此时连善识人才的曹云亭都认为一般的秀才也比最好的童生值得庆幸，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六《孙柏潭巍科预定》。由此可见人们以成败论英雄的成见之深，也由此可见童生的尴尬地位。

由上可见，童生的两种角色使其地位处于一个处高不能处低不成的尴尬地位。这也使童生对自己的读书人身份比较敏感，稍有冒犯就有反应。如，就因小本生意人说句“相公须放宽洪大量些，不该如此小家子相”的话，童生王杰就勃然大怒，打了他好几拳，差点置人死地。一个读书人为什么如此凶神恶煞呢？因为“不该如此小家子相”的言辞暗示了他没有读书人的气度，这恰恰是童生最大的忌讳。他的这种敏感还可以从后来应捕捉他时，他一再标榜“我是个儒家子弟，怎把我这样凌辱”的话里看出。《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这种对读书人身份的敏感，促使他们自觉地承担坚守道德伦理的重任。李季侯因欠钱粮走投无路准备自杀时，陶三给他出了个典妻的主意，季侯勃然大怒，大骂道：“胡说，可见你是个市井小人，不识伦常大体。难道我李季侯不肖至此？”这种把自己和一般平民区分开的激烈表现，既体现出童生对读书人身份的敏感，也体现出其因之而自觉承担伦理道德的坚定性。《云仙笑》第二册《裴节女完节全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