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民主问题的重要性

第一章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的民主问题溯源

第一节“民主”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展开

第二节西方民主观念在中国的演进过程及其与文学之关系

第二章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梁启超渐进民主观和文学活动

第一节梁启超前期民主观与文学作品中的民主想象

第二节梁启超后期民主观和其文学作品对民主的理性剖析

第三章法国、苏俄思想影响下的陈独秀民主观和文学活动

第一节法国民主思想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文学观的影响

第二节苏俄思想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独秀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

第四章欧洲文化影响下的鲁迅民主观念和文学叙述

第一节20世纪20年代前鲁迅的民主观念与小说的启蒙立场

第二节1930年代鲁迅的左翼立场与杂文中的民主意蕴

第五章英美文化影响下的胡适民主观念和文学活动

第一节美式民主的熏染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易卜生主义”的

宣扬

第二节20世纪20至40年代胡适的民主诉求与文学创作上的变化

第六章欧美文化影响下的茅盾民主观念和文学活动

第一节五四时期茅盾民主观念与平民文学的主张

目录中国现代六作家论第二节20世纪20至40年代茅盾的民主—文艺观及文学实绩

第七章法国、俄国文化影响下的巴金民主观念和文学叙事

第一节“安那其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对巴金文学观念的塑造

第二节巴金小说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控诉、对民主自由的呼唤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民主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历史进程的艺术表达和生动记录，也密切地融入和推动了这一段风云巨变、波澜壮阔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大门从此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历经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入侵，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的志士仁人先后发动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挽救民族危亡。1861—1895年，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企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并于次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1915—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新文学、新文化作为政治改革、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用“民主”和“科学”精神塑造国民，以改造国民性，希望借此而把中国建设成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民主必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学界一般认为，晚清至“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被迫启动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和诞生期。在这一民族危亡日益加剧、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救亡的道路，其中不少人对文学在塑造国民、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方面的功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甚至是夸张的）阐释和宣传，代表人物包括晚清时期的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20世纪初的柳亚子等南社成员，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胡适、陈独秀等。

  自清末至“五四”之际，以黄遵宪、梁启超和裘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从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和富国强民的目标出发，积极宣传和倡导白话文，大力主张言文合一和国语统一，开启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学术志二：文学》卷中提出“文言合一”的主张，以期达到“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目的。他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出发，将语言文字与人的智识联系起来，强调通过变革文体以便利民众，把语言文字视为开启民智、维新图强的重要工具。

裘廷梁于1898年创办《无锡白话报》，并以此作为推广白话、鼓吹启蒙的一个重要阵地。他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明确提出，“中外大通，环球各国，大势尽变……欲民智大开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并宣称“汰芜秽，存精英，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为广开民智之助”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载《无锡白话报》，1898年5月。。同年他在《苏报》上发表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不仅明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还用“成周”“泰西”“日本”等实例证明白话文在开启民智、推进政治改革方面的实际功效。他认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原载《苏报》。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页。。

  康有为、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活动为政治改良服务。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沈氏音书〉序》等文中，极力主张言文合一，并断言：“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1897年，他发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支持最早出现的通俗刊物，并主张通过启蒙和教育来拯救天下。他说：“故吾恒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岁发下之童子乎。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1899—1902年，梁启超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呼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提出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主张，肯定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为“诗界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希望“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9页。。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为适应资产阶级改革语文、“开通民智”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出于同样的政治改良目的，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重大作用，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起；欲新民，必自新小说起”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6页。。他还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绘了“大中华民主国”的美好蓝图。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并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还创作、翻译政治小说，极为重视文学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