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序一

序二

前言

这里/那里，家乡/田野

凝视与倾听

铭写

具身化

面具的诱惑

文本与表演

跋

这里/那里，家乡/田野

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爱德华·泰勒用一个带有魅惑性的比喻展开了对人类原始文化进行研究的想象，“显然，对人的遥远生活进行研究，跟研究天体自然界是一样的。我们文化发展的最古阶段，同样处在距我们遥远的时代，像星星处在距我们遥远的空间一样”[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重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和同时代其他杰出的学者那样，他追随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虽然他否认自己和达尔文学说有思想联系），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类文化现象的研究，主张于文化上实现自然之统一性、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性和因果的一贯性。泰勒这种“文化的科学”的理想为人类学的发展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以致此后人类学百余年风雨飘摇的历程，经历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范式进化和多元发展，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分支学派和各种思潮，但视人类学为一门研究客观事项的严格科学的理想，仍是激励众多人类学家蹈赴险山恶水以及未可知领域的最基本信念之一。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对人类文化抱有这么一种遥望深邃星空的情感，如果不是认为在最原始的存在上能够感受最灿烂的美和最永恒的奥秘，人类学家如何忍受冷酷严苛的田野生活和踽踽而行的寂寥忧伤？怀抱这种严格科学的天真幻想，人类学家大半认为在一个自己毫不了解的异域隐藏着某种不为书斋学者所知晓的文化秘密，他们有着近乎狂热的冲动去奔赴一个未知的所在，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要经受各种考验，包括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没有熟悉的一切、还要面对饥饿、疲劳、疾病，甚至陌生人的攻击以及各种可能危及生命的劫难。但是这许许多多的考验在最终被破译的人类文化奥秘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学家是一些最浪漫、也最孤独的研究者。

文化科学的理想将人类学家塑造成了两面性的人，一方面是无法压抑其原始求知冲动的“欲望自我”，另一方面则是客观对待万物的冷静的“理性自我”。作为“理性自我”的人类学家，要从内心冷静地注视着他的研究对象，像在手术台上一样对文化作精细的分类、解剖、重组、归目，甚至还需要隐藏自己某些过分执著的情感；而作为另一面的“欲望自我”，人类学家无法摆脱对自身工作的憧憬，也无法真正做到祛除自我的各种情感和记忆的纠缠。这样的两面性为人类学家造就了奇特的双重性格，他既冷静又热情，既天真又世故，既孤单又很随众。至少从马林诺夫斯基那本私人日记出版之后，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典范地展示了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的中立性与客观性；但在他过世后，由其遗孀在1967年出版的他的私人日记《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日记》（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却揭露了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进行田野调查时的另一自我，对工作的厌恶感、对研究对象的歧视、性爱的匮乏、与土著交往中的背信弃义，等等。一时间掀起轩然大波，当时学界泰半认为这本私人日记不该出版，因为它不仅使这位人类学先驱走下神坛，而且也会使人类学的清誉扫地。人类学家的这种双重性格不再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

中国古代的道家有句话叫“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恒也”（老子·二章），事物有两面性是天地间的大道理，人类学家也概莫能外。如果人类学家只是一副冷冰冰的科学家面孔，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太不“人性”？现在的人类学家已不忌惮在文中表现他的“欲望自我”了，至少在一些读者看来，这样一个两面性的人类学家似乎更“可爱”些，也让读者更能体会源自内心深处的同情和共鸣。于是，在奈吉尔·巴利那本幽默的《天真的人类学家》中，我们为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遭遇的奇闻轶事而捧腹大笑的同时，也深深记住了他在大雨滂沱中孤苦无助的场景：我拿着肥皂前往洗澡处，离开村子不到一百码，便突然累得走不动。路边正好有大石，我一屁股坐下，无法抬动双腿。大雨骤然降下，我仍无力移动身体。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可自抑放声大哭。就在此时，邻村的贾世登发现我，我抽噎说自己无法走路，他一把捞起我，背我回茅屋，我沉睡不醒，直到被抬进医院为止。[英]奈吉尔·巴利著，何颖怡译：《天真的人类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每个人类学家都要在田野生活中面对自身双重性格的纠结，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即便那些认为不应该出版马林诺夫斯基私人日记的学究们，所能做的也只是认为这本日记不该发表而已，但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马林诺夫斯基确实有着田野作业的另一面，那个充满自我欲望和无穷野心的另一面。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马林诺夫斯基是否具有双重人格，而是该不该将他的双重人格展现出来。奈吉尔·巴利在滂沱大雨中的孤苦无助，或许是大部分人类学家都可能遭遇到的情况，但其间的重要区别在于，我们是在阅读《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著作中得知在非洲多瓦悠村落中的某天，奈吉尔·巴利在大雨中因无助而放声大哭，而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这是一个被表述的场景，区别就在这里，人类学家的“欲望自我”以前只存在于他的记忆之中，现在却被文本化而进入了民族志。因此问题不在于人类学家是否真有其“欲望自我”，而在于是否要将这个欲望的自我表述在书卷之中。这也意味着，人类学家隐藏了很多秘密，正如他发现了很多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