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  西方乌托邦文学溯源

  第一节  古典神话

  第二节  毕达哥拉斯主义

  第三节  阿里斯托芬喜剧《鸟》

  第四节  柏拉图对话录

  第五节  古代宗教

第二章  希腊化时代与古罗马时代的乌托邦文学

  第一节  希腊化时代的乌托邦文学

  第二节  《真实的故事》：古罗马时代的乌托邦文学

第三章  中世纪西方乌托邦文学

  第一节  《上帝之城》

  第二节  《神曲》

第四章  16至17世纪西方乌托邦文学

  第一节  《论食人族》

  第二节  《乌托邦》

  第三节  《太阳城》

  第四节  《基督城》

  第五节  《新亚特兰蒂斯》

  第六节  《利玛窦中国札记》

第五章  18世纪西方乌托邦

  ……

绪     论

西方乌托邦文学以16世纪英国作家、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一书命名。也正是由于这个缘由，很多读者甚至学者将这种文学形式的源头归于莫尔。事实上，这种文学形式并非起源于莫尔。早在他创作《乌托邦》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乌托邦文学已经走过了诞生、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莫尔以及莫尔之后的乌托邦文学是这历程的延续。

“凡事开端最重要。”Plato. Republic. trans. J. L. Davies & D. J. Vaugh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377a.追根溯源，可以发现，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源头不是单一的，乌托邦的内涵也非单一的。莫尔杜撰的“乌托邦”一词用心良苦，强调它的悖论性本质和其中蕴含的张力，从而给伴随人类历史与心灵的那种追求理想生存却不可得的矛盾性意识贴上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标签。对这个复杂标签的解读当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从本质上讲，乌托邦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意识。很多思想家对此有所阐述。“乌托邦是人的本性所深刻固有的，甚至是没有不行的。”[俄]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 安启念、周靖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13。当代美国思想家保罗·蒂里希认为，乌托邦“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美]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214。。人性深处的这种乌托邦意识的外化或客观化则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具体来讲，人类乌托邦意识的外化有可能是政治性的，也有可能是生态性的、伦理性的，等等。从未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能一劳永逸地划定“乌托邦”这一理念所覆盖的疆域。所以，人们习以为常地将乌托邦狭义化为政治乌托邦的思路是不可取的，对乌托邦的解读需要多视角、跨学科。

对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源头加以分析，更加能够证明乌托邦的多面性。与荷马同时代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笔下有关黄金族（即奥维德笔下的黄金时代）的神话堪称西方最早的乌托邦表述，但是这种表述却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这类古典神话蕴含的天、地、人、神四元合一的生态美学其实为人类乌托邦意识的最早外化。这是一种生态乌托邦的原型。随着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的论述和学界对当代深层生态文学的关注，这种古老的生态乌托邦的影响之深远已是不争的事实。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已经倡导一种超政治、超阶级、超种族的“天下一家”理念。他还亲自建立社团，对这种哲学理念进行实践。一定程度上讲，基督教的博爱等普世性教义和这种“天下一家”理念异曲同工。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也以这样的理念为主题。可以说，“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望在西方也根深蒂固，而且这种理念不以政治关切为核心。这种类似于中国大同思想的乌托邦构想呈现出另一种理想生活图景，即以博爱为根本的人类伦理乌托邦。相较之下，人们最熟悉的柏拉图式政治乌托邦是在黄金时代类型的生态乌托邦、毕达哥拉斯式的伦理型乌托邦之后才出现的。在柏拉图之前，阿里斯托芬的《鸟》等剧作已经奠定了西方世界的政治乌托邦母题，柏拉图的《理想国》、《克里提亚斯》、《法律篇》等带有明显政治乌托邦倾向的对话则从更多角度和层面、以逻各斯(logos)与迷托斯（mythos）并重的风格发展了这种政治乌托邦母题。

简言之，除学界公认的柏拉图之外，古典神话、古典哲学、古典戏剧、古代宗教等等皆含有人类乌托邦意识的客观化表述。或者说，近现代西方乌托邦文学的种种因子都可以追根溯源至古希腊时期。后来，追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的脚步，出现了西方旅行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很多此类作品，如《太阳岛》等，俨然已经和近现代西方乌托邦文学没有多大区别了。17世纪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的乌托邦作品《太阳城》的题目是对《太阳岛》题目的直接借用，内容上也不乏互文之处。遗憾的是，希腊化时期的乌托邦文学作品大多散失或仅存片段，不为后来的读者所了解，也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谈及西方的乌托邦文学，不能不提到反乌托邦文学。多数人认为反乌托邦（文学）是与乌托邦（文学）截然对立的。20世纪出现的众多反乌托邦文学，如人们常提及的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等等，都着力描述一个噩梦般的人类社会。很多学者由此断言，进入20世纪后，那种具有积极建构意义的西方乌托邦文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旨在颠覆、解构这种乌托邦的反乌托邦文学。这种断言产生了很大的误导作用。这是因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既存在对立性，同时也具有互补性。或者说，这两者是相反/相辅相成的。“反乌托邦并不是20世纪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发明。…… 如果说在每一个乌托邦的背后有一个反乌托邦，即乌托邦者眼中的现实世界，那么在诸多反乌托邦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隐秘的乌托邦。” Manuel，Frank E.and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Oxford：Basil Black Well，1979. 6.

假如我们摆脱长期以来的表面性和意识形态性质的解读，深入研究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源头、发展和演变，就会发现，在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初期，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早已体现于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文学作品中。表面的乌托邦叙事和隐藏于深层的反乌托邦叙事构成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内在张力和发展动力。比如，在《鸟》这部剧中，阿里斯托芬对“云中鹧鸪国”的命名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充满自我解构意味的理想国名称。阿里斯托芬并非一个纯粹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更像是一位理性、冷静、期待中透着无奈的旁观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一幅理想社会蓝图的同时，也并非对自己的蓝图信心满满。他坦承无论多么努力，哲人王统治下的理想城邦都只能停留于理念世界，难以在现实中实现。 Plato. Republic. trans. J. L. Davies & D. J. Vaugh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472c~474a.这样的自我解构特质到16世纪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莫尔大玩文字游戏，通过由信函、诗歌、字母表等组成的大量副文本，建构了一座充满自我解构细节的乌托邦叙事迷宫。

对乌托邦的向往和质疑总是如影随形。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质疑渐渐占了上风。到了20世纪，在《美妙的新世界》等所谓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质疑不再是遮掩的、隐性的，而是大张旗鼓的，对乌托邦的向往则悄然转为遮掩的、隐性的，退居于某个次要人物、事件或情节之后。不过，正是这些看似次要的细节无声地解构着表层张扬、凸显的反乌托邦叙事。以扎米亚京的《我们》为例，书中的大一统王国表面看已经实现了柏拉图-莫尔式的乌托邦政体，但却是个极端教条化、僵化的极权社会。如果对《我们》的解读到此为止，那么它的反乌托邦小说的名号就是实至名归了。然而，将《我们》置于扎米亚京的整体哲学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扎米亚京透过对苏联革命的思考，将视野投向了对全人类、全世界的命运的思考。大一统王国是作者眼中人类社会的“熵”状态这种精神疾病的体现。[俄]扎米亚京：《论文学、革命和熵》，选自《明天——扎米亚京文学随笔》，闫洪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119~127。扎米亚京不仅要指出这种疾病，更是要尝试医治这种疾病。如此看来，大一统王国所代表的人类社会的“熵”状态就不是小说的核心信息和最终意图。扎米亚京的创作目的与其说是表现人类社会的精神之“熵”，不如说是要为解决精神之“熵”寻求途径。突破、超越这种“熵”状态才是小说的最终目的。整体而言，这部所谓反乌托邦小说就不只是反乌托邦，而是以一种先破后立的姿态表达出对某种新乌托邦的探索精神。

自我解构是西方乌托邦文学叙事的根本特征，只是有待读者发现而已。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相互依存，没有此也就失去了彼。它们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它们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也赋予西方乌托邦文学作品以丰富的内涵和耐人寻味的空间。在不同的时代和作家笔下，有时乌托邦的一面是朝上的、显性的，反乌托邦的一面是朝下的、隐性的。在另一些时代和作品中，情况则正好相反。广而言之，所谓的反乌托邦文学依然属于西方乌托邦文学的范畴，而且是贯穿古今的乌托邦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历代西方乌托邦作家在探讨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可能性的同时，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因此，他们会以不同方式赋予自己笔下的乌托邦作品以审美性。具体而言，历代西方乌托邦作家都很清楚自己与乌托邦的距离，而距离产生美。纵观历代西方乌托邦文学作品，我们发现，作家笔下的乌托邦与现实总是有着时间上或空间上的遥远距离。换言之，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观照某个乌托邦，它总是摇摆于真实与虚幻、可及与不可及之间。用马尔库塞的话讲，艺术中的世界是一种虚构的现实，在通常的意义上是“不真实的”。但是这个艺术的世界“不真实”，并非因为它少于既定现实，而是因为它多于后者，并且在质上“异”于后者。作为虚构的世界，作为幻象，艺术品的世界反而可能比现实社会包含更多的真实。只有在幻想出的世界中，事物才显出它原本可能呈现的样貌。由于这种意义上的真实性（只有艺术才能以感性形式来表现这种真实），世界便颠倒过来——现实中的世界显得不真实，显得虚假，显得是骗人的，而艺术中的世界反倒像是既有的现实和普通的世界了。[美]马尔库塞：《美学方面》，出自《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35~36。马尔库塞的话准确点出了西方乌托邦文学基于时空距离、虚实交织而产生的这种审美性及其隐含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良功能。

纵观近三千年的西方乌托邦文学史，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层面，不同时代的作品之间存在着种种继承、演变、互文关系。比如，16世纪的莫尔由于杜撰出“乌托邦”一词，使西方乌托邦文学从此有了恰当的名称。但是，新瓶装旧酒，莫尔的作品依然以航海故事为叙事框架，透过内容也不难找到柏拉图、卢奇安等人的影子。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的莫尔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也不过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前辈的作品或理念的变体。17世纪的康帕内拉辗转了解了希腊化时代的乌托邦作品《太阳岛》后，写出了自己的《太阳城》。18世纪的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也继承了古代航海旅行的叙事模式，又在此基础上，令主人公多次出海，通过四次不同游历，从多方面探讨乌托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中，既可以发现斯威夫特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等以往乌托邦作品的戏拟，也能领会其对后世乌托邦作家的启发和开路作用。

这些继承、演变、互文关系在每一部西方乌托邦作品的内容或形式中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单独阅读任何一部西方乌托邦文学作品，读者会被其中很多看似独特的地方打动，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通读西方乌托邦文学，就会发现，很多看似独特、专属于某个作家或时代的内容或形式是对前辈乌托邦作品的继承和再写。正是这些继承、演变、互文关系构成近三千年的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脉络，使之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和一条思想的历史之河。本书篇幅有限，虽无法将几千年来的所有乌托邦文学囊括其中，却精心选择了构成西方乌托邦文学传统的重要作品，在历史的、全景式的视野中展现、研究它们的继承、演变、互文关系，从一个庞大的侧面透视西方文学和西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