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哲学经验

解读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

二  文学经验

论博尔赫斯斯和残雪的文学思想兼评残雪对前者的批判

三  无题

在“偶缘性”问题上伽达默尔对胡塞尔符号论的超越

四  告别胡塞尔？

胡塞尔的纯粹逻辑学

五  哲学—家

浅析《逻辑研究》中的“意识”概念

六  重复练习

直观、反思和明证性

七  教学

胡塞尔《逻辑研究》中关于含义的观点及其发展

八  项目

再论“分析性”：从超越论哲学的角度看

九  云的南方

论对胡塞尔现象学基础的批评及胡塞尔的回应

十  启示

一种私人现象学的形成——论加斯东·巴什拉的现象学思想

……

一　哲学经验

尊敬的读者，当您打开这本论文集，这是何等偶然，对我而言又是何等幸运。当您购买或者不管通过任何途径得到这本不值一提的庸碌的小书，将会如何对待呢？当您将它携至阅读地点，有些迫切地想看到您已经在目录中引起您注意的有关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的文章解读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你会发现这篇文章是有趣味还是觉得内容陈旧毫无希望呢？

 这一开始的絮絮叨叨，也许敏感的您或认为作者中了法国思想的毒，自恋般地独语。正如德里达最后所担心的那样：“我走后15天或半个月，就什么也留不下了。除了图书馆的合法储藏室里还保存着一些。”（《“我在与自己作战”》，《世界报》2004年8月19日专访）这种哲学作者的忧虑，非从事哲学者很难想象，只有哲学作者本人了解自己的无力；知识圈子只是一个幻象，枯燥的工作，焦虑，日复一日的阅读，梳理文字，偏执的求知欲，对自认为细微精神的探究……

 写这篇《解读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难以称作文章的文章的时候，在身份上我还是个学生。想来也有趣，这篇文章本是为了一次考试而特意准备的，即把德里达的这篇文章从头至尾解读一遍，考试时便无任何忧虑。武汉大学的朱志方教授是搞分析哲学的，但是在这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课上，当然为了涵盖周全，他也收录了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的文章英译，要求我们这一批哲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们阅读理解。那时为了准备必然会涉及的这篇文章，我便作了如下准备。

 当时暗自庆幸自己有这篇中译，收在德里达的1964年的《书写与差异》中，1999年张宁的中译本。那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法国文化思想译丛中的一种，小32开。那是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购买的。2009年又到过那家书店，名字依然记得，有点俗气，“盛世情书店”。我同寝室的同学鲁政领我去的，在铁狮子坟北京师范大学对面。鲁政的家就在师范大学里面，受亲友和环境的影响，他的一些趣味爱好是来自中部省份湖北武汉的我以及来自陕西、河南、江苏的其他室友们之前未曾想过见过的，例如西方音乐，还有电影、诗歌、小说之类。通过鲁政，一个宽广的认知空间在我面前打开了，这个看起来仍像个高中生的可敬朋友现在并且可能今后一直会从事电影电视剧作方面的工作。

 谈到诗歌，这是将我带向哲学领域的一个分叉事件。在印刷学院出版系的资料室（今天回想起来，其规模在同级别的院系中或许不算小）里，我偶然发现了1988年左右出版的《漓江诗坛》两卷，在那里我读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我后来才知晓他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小说至今没有读过，倒是记得在一个寒冷失意的冬夜里在学校的放映厅里看完了三个小时的大卫·林恩的电影作品，白发的日瓦戈最后捂着绞痛的胸口无法追上昔日爱人倒在有轨电车不停穿行的莫斯科街头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一度在一段时间里，我也担心自己因为吸烟和苦闷而这样死去。青年的生理和生命活动就是如此，想想令人发笑，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必然如此。

 中国大陆500多家出版社，300多家地处京城。它的书店和书城令人印象深刻。由于接触诗歌而带来的对于文艺理论的理解需要，我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阅读胡经之主编的两卷本的《西方文艺理论教程》。与此同时，我发现作为障碍的哲学横亘在前，文艺理论几乎就是一部哲学史。仅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篇章就得花费许多精力。那本文艺理论教程一直讲到当时觉得十分陌生的结构主义和后现代。

 也许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简单，对于我来说时间相当充裕，还可能因为为了弄清楚文艺理论而激起了我从未有过的求知欲和雄心，我决心把整个西方哲学史从头到尾的哲学家的思想了解一遍。在具体实施该计划之前，我已经粗略翻过《西方智慧的源流》，这部书大概是高三时在中学附近的新华书店购买的，直到大一才开始读；书的作者张传友先生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专业的教授，当时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发现自己曾经阅读过觉得晦涩难懂的作品的作者就身处自己所在的哲学院。张先生当然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书带给我的上述机缘。

 计划开始实施，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从未间断。记得后来读到了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北大杜小真先生的译本，那是一个国庆假期，这本书有六章，假期里每天读一章，第七天读完所有章节后出校门散心。当然，在那时是读不懂的。读不懂是常态。一开始读汉译原著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就觉得异常晦涩。后来又碰到康德，那时邓晓芒先生的译本还没有出版，学界前辈蓝公武先生的译本文白参差，虽然读的是前辈韦卓民的译本，但是仍茫茫然不知甚解。相较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我当时觉得康德更难懂些。后来有幸作为学生亲聆邓晓芒先生详解康德，邓先生提到过大概有两类不同的阅读体验：一种觉得康德难懂，另一种觉得黑格尔更难些。我属于前者。邓老师接触的学生和读者不少，大概这个说法是经验之谈。我的一位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的高中同学王鹏就因为夜读《精神现象学》而神经衰弱，真可算是一种精神现象，尽管如此调侃毫无人道。

 最难读的，在当时应该算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了。在二年级到四年间之间，我大概把《逻辑研究》颠来倒去地读了三四遍，依然不得门径而入。不过，这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入门，建立起对这些作品的一种阅读的身体记忆，哪里费解令人头痛，大概想表达什么，说了哪些问题……尽管当时不可能弄懂，但这些苦工全没有白费。后来也常给学生讲坊间流传的3万小时定律，也会参照自己的经历，确实如此。如今，我已不相信天才，所谓天才可能真的是生理的，如对乐理、数字计算拥有尤为敏感令人羡慕的神经联结，但对于我这种庸人资质来说，3万小时定律能后天训练出一个熟练工来，不过有可能终结于匠人水平，难成大器。不过，读者和我大可不必强迫自己，远离那只与牛比块头的青蛙的悲剧。

 大四准备考研，完全没有想过找工作。同学们那时似乎不太像现在的不少学生对所学专业挑三拣四，实际上所有的专业都非常有趣，也都很贫乏。事后，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或者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了），一切学科未有之时，在经验常识之后诞生的第一个学科就是哲学，对一切知识的毫无保留的求知欲和热爱，学科的分化只是以后两千五百年之中发生的历史事件罢了，每一个人实际都被卷入了历史。我的印象中没有人抱怨专业，反而大都喜欢这个专业，为什么不呢？和书籍、印刷、编辑、装帧打交道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并且空闲很多，考试简单。不少人尽可能地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经济，学法律，学数学……日常时间都花在了这些领域，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当然兴趣无法主宰一切，要考取硕士研究生是个现实的事情。父亲尽其力量帮助我，他建议我考武大的哲学专业。通过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找到武大文学院的刘教授，一位个子不高，微胖，可敬的长辈，他认识邓老师；邓老师大概不好推却，但也必定能体谅父母之心，和父亲连同我一起见了一面。他瘦削而精干的身材令人印象深刻，言语不多，给人一种节制、有所保留的感觉。席间我一定向邓老师讲到了自己学哲学的过程，邓老师推荐了一些参考书目，陈修斋、杨祖陶先生的《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汪子嵩、姚才厚等先生的《希腊哲学史》三厚卷（现在已经出完第四卷）。这是否算是走后门？我不敢断然回答。我一直以来也没有问过邓老师当时的武大的研究生阅卷他是否参与，是否看得到答卷人姓名，是否对我有所关照？也许这么问本身就已太过自大。好在结果可能令各方都还满意，我终于如愿以偿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

笔试后的英语口语面试是由当时心理学系的张掌然教授、师领教授，以及外国哲学专业的何卫平教授主持的，当时我当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姓。师先生问了我原来的专业、为何要考哲学，我则用不太流利的英语作答，心中忐忑不已。直到今天我的英语水平大概没有太多长进，与人交流一直是我的障碍。但是面对书本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且令人愉快的事情。

 大概没有外国哲学方向的学生不会不认为邓老师（以下尊称为“邓师”）的解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课程是哲学院令学生受益最多的课程之一。邓师古怪的上课时间，漫长的授课时间，枯燥得令人昏昏欲睡的讲授方法，配合他无可争议的理解力，使这门课让人无法坚持不作任何一次缺席却又欲罢不能。他逐字逐句的讲解，每个星期六从8点到12点的整个上午每次只能讲解两三个自然段。我没有任何精神和生理上的抵抗疲惫和困意的能力，但也把俯在《纯粹理性批判》上睡眠看作了这门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只要睁开双眼，打开耳朵，细细听上片刻，一早晨的时间便能尽其用。到达这种听课状态大概花了三四次课的时间，第一次听这门课当然是全然无法进入的，当神经和康德概念术语及其要旨的联结足够紧密频繁，我便可以偶尔小睡而在知识上又无任何重要损失了。巴塔耶谈过在科耶夫的课上的经历，称那种体验为令人折服、被吞噬。我的感觉似乎没有如此富有冲击力，而是有一股随时间一起流逝的轻松快活。我的第一篇哲学习作就是这门课的结课作业，后来赴滇教书，电脑在宿舍被窃再也找不到这篇文章了，文章主要论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认识论和时间关系的学说，大概数千字的文章只谈论不到一秒钟发生的经验事实背后的形而上学阐释。想想看，这似乎已经有些哲学味道了。睿智的博尔赫斯在某处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谁只要把瞬间的意识活动作烦琐的解释，那他就已经是个哲学家了。邓师的这门课教会我理解康德。深入理解了康德，整个西方哲学的特点也就几乎体会到手，不过总得加上黑格尔才更为完整。后者论精神且能形成庞大体系，完成历史和哲学家自身思维的一致，其文字构成的殿宇令人惊叹，贺麟先生的译文也令我偃伏，不是因其真而是因为更像艺术品。胡塞尔的真之追求使其与黑格尔保持距离。他对意识或意向行为分析是康德先验演绎的精细化，读者需要熟悉的就是这种精细，以及二人对严格性的追求。邓师对胡塞尔也颇有研究，1999年他翻译的《经验与判断》出版，在另一门西方哲学十五讲的课上，又专门就胡塞尔部分，导引学生进入现象学。

 至于对德里达的兴趣开始只是为了读懂那本《声音与现象》，所以硕士学位论文就是要澄清他和胡塞尔之间的关系。2006年前后，倪梁康先生曾撰文评述该书及其思想，之前张祥龙教授已经在《现象学十讲》一书中有论述。张先生的具体论述我已经忘却，但留下了当时获得启发性的印象。倪先生的倾向是贬抑德里达的，他提到国内的另一阵营则赞赏德里达。当然这一争讼在后来翻译过来的法国哲学家马里昂的《还原与给予》中得以澄清。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专门针对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第一研究，百把页的篇幅却很不好懂，因为首先你得习惯胡塞尔的思想。有人谈到过要真正进入胡塞尔的思想圈可能需要花上6年时间，但是时间这一拦路虎恐怕就得阻碍不少人吧。所以，我感谢自己那微不足道的阅读经历和机缘偶然，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对胡塞尔的阅读差不多接近6个年头。不过，现在想来即使读懂了这些思想和人物又如何？如同休谟得面对他的书房，一睁眼依然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不过，沉沦于生活，仍然因为其真实而惬意，不会因为抽象高渺的思想而生出极端，尽管心向往之但终归要学会生活，其间的平衡之道当然是逐渐体会到的。况且今日的伦理、政治、经济等学科都有从抽象归于生活的务实倾向。当时，仍处于一个信赖自己的独立、思考能解决一切的幼稚阶段。现在想来，着实可笑。人怎能全然独立？他也不可能将理念变为翅膀，他需要做到的是保持平衡。

 在经历这若干年的哲学训练之后的我和此前的我，如能加以观察，必定判若两人。时间改变一切，无人例外。邓师的思想中有一个部分很有魅力，即关于理性和道德的关系。这部分的知识给了我后天的重要教化。当然，这部分思想来自需被透彻理解后的康德。理性是什么呢？康德那里有两种：广义的理性可以泛指认识能力，狭义的理性具体指推理的能力。知性是一般思维的能力，推理可以不断向前追问，也可以无限向后追溯，这种推理不能理解为日常的各种推理，而是在日常推理背后概括出的一种抽象一般的推理能力。这种理性能力不只限于人，也适用于一切具备此种能力的可能生物。当然在地球上似乎唯有人具有这种无限推溯的推理尺度。邓师常举关于猎人的例子。猎人布下陷阱捕获野兽，他经过了理性的计算，脑中完成了推溯，通过判断野兽行动的踪迹，设想野兽的必经之处，在此布设圈套。这一切盘算都运用了理性的能力。类似的，主妇如何盘算买到便宜的蔬菜，男人们渴望成功的各种钻营，女人们度量如何不动声色俘获一个男人的心，这些都运用了理性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人们没有将其提纯，达到纯粹理性的认识。康德说一切理论理性都是实践理性，因为理论也是一种活动，但是理论理性的活动一般都出于某个具体目的，而有一种目的乃是出于理性自身的以理性自身的完成为目的，这就是纯粹的道德领域和纯粹的道德实践活动。纯粹二字当然必不可少。我曾在教室外听到某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中主讲老师谈论为何要帮助人——“对别人好，别人会感激你啊！”——我不禁愕然，这极有可能，但并不纯粹。康德会认为，处于纯粹理性的目的应该不考虑任何代价得失，而是出于实践理性的计算，你必须如此方配称纯粹、道德。现实中当然无人能做到纯粹、毫无私心。邓师正是出于康德的这种考虑得出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些看法，如老子讲的赤子之心，复归婴儿；儒家的讲的反身而诚，善莫大焉，人皆可以为尧舜，等等。这些表述过于自信，因为人心无底，无人能做到精诚无限、一点私心杂质都没有。所以西方人说人性恶反倒是实事求是的，人性善是自欺的。邓师的这些体验和其“文革”经历不无关联，狠斗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不可实现的意志，可能在今天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人们心中。不过，现在我明白道德秩序的建立想通过颠覆性的彻底洗牌而完成是不现实的，范式革命的逻辑在这个领域不完全适用。邓师那里保留着一种道德的英雄主义，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自己吧（我只能代表自己），不再面临动荡激烈的时代冲突，而是为生存的生活的细节琐碎所包围，所以自己身上早些年的英雄主义与愤怒平息了，徜徉在哲学世界中的若干年里我确实感觉到知识上的满足。独自矗立的珞珈山头宛若一座独立的学术王国。我读硕士研究生的那一届学制是两年，仓促之间便以解读德里达《声音与现象》为主题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其后接着考博士，没有想到竟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继续跟随邓师。我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聪明人善知识之类，令我惊讶的是这份好运气。记得一伙人在宿舍里吵嚷着查成绩，我的一位有趣的同门英语水平极好，专业也强悍，本推想自己这次差不多能考第二，也没有想到他的一门专业课竟然未及格，虽然必定痛苦但好在他第二年以第一名考取了。就是这么一帮吵闹天真的学生们最后必定分道扬镳。博士毕业后，我和妻去了昆明，夏之桦去了黑龙江，孙伊继续完成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唐运继续香港大学的伦理学学习……如今他们告别了学习时代，从异地回归，各有落脚之处，不知未来会怎样……

 翻出这篇旧文来，相关的人和事又聚集起来，生动有趣。有时我会担心这些记忆会被遗忘，在我看来它们比文章要重要些。例如没有像夏之桦、孙伊、唐运这些读中国哲学的朋友引领我去各种书店，见识他们令人惊羡的古籍搜藏，我大概不会看到更多，他们的轻松幽默填满了哲学阶段。2004年德里达逝世，孙伊当时介绍我观看德里达的纪录片，写这篇小文时还不懂他。不过即使现在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我也不敢称“懂”，有的只是不断地阅读、理解、拼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