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出版时间:2014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当今世界已经处在一个“超竞争”的时代。在这种动态复杂不确定性环境中,战略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常态。相对于能力而言,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组织和处理信息的惯常与偏好方式会对战略变革行为产生更大
作者姓名: 杨林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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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3
内容简介
当今世界已经处在一个“超竞争”的时代。在这种动态复杂不确定性环境中,战略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常态。相对于能力而言,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组织和处理信息的惯常与偏好方式会对战略变革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能力存在一个“天花板”效应,超过某一界限,认知因素就会成为战略变革决策及其后果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日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企业作为一个知识体的特性日趋明显,组织知识结构会对企业战略变革产生深层次影响。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企业家认知视角,同时纳入组织知识结构这一重要情境因素,采用理论演绎、统计分析及典型案例等多种方法,深入剖析企业家认知对企业战略变革的作用机理、影响路径和效应,以及组织知识结构的动态差异性影响机理和效应。这样,本研究能够拓展企业战略变革研究的思路与视域,深化理解企业战略变革的形成机理与影响机制,促进企业战略变革的前瞻性设计与整体性把握。
作者简介
杨 林 男,管理学博士(后),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创业管理、高管认知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2006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年7月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出站,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曾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和一等资助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课题10余项。在《Management Decision》、《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管理评论》、《管理学报》、《经济管理》、《外国经济与管理》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现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南京财经大学青年学者支持计划人选。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一、主要研究内容
二、技术路线
第三节 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一、基本思路
二、研究方法
三、预期创新点
第四节 本章 小结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
第一节 相关研究概念界定与诠释
一、研究范畴
二、相关研究概念诠释
第二节 企业战略变革的多学科研究视角
一、规划视角的企业战略变革
二、产业组织视角的企业战略变革
三、资源和能力视角的企业战略变革
四、渐进和学习视角的企业战略变革
五、交易视角的企业战略变革
六、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视角的企业战略变革
第三节 企业战略变革过程研究模型综述
一、卢因的三阶段战略变革过程模型
二、Ginsberg的企业战略变革过程模型
三、Hakan的企业战略变革过程模型
四、Rajagopalan和Spreitzer的战略变革整合理论模型
第四节 高管认知与企业战略变革关系研究综述
第五节 高管认知与组织知识结构关系研究综述
第六节 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述评
第七节 本章 小结
第三章 企业家认知、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战略变革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企业战略变革模型与动力机制
一、企业战略变革模型
二、企业战略变革的动力机制
第二节 企业家认知、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战略变革的理论基础
一、资源基础理论
二、社会认知理论
三、信息加工理论
四、图式理论
第三节 企业家认知、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战略变革的作用机制
一、反事实思维
二、情感注入
三、归因风格
四、规划谬误
五、承诺升级
第四节 企业家认知、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战略变革的分类框架
一、分类框架的构建基础
二、组织知识结构的中介效应
三、组织知识结构的调节 效应
第五节 本章 小结
第四章 企业家认知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组织知识结构的中介
效应
第一节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家认知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
二、企业家认知与组织知识结构
三、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
四、组织知识结构的中介效应
第二节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三、分析方法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测量模型的评价
二、结构模型以及假设的验证
第四节 本章 小结
第五章 企业家认知与企业战略变革动量:组织知识结构的
调节 效应
第一节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家认知对战略变革动量的直接影响
二、组织知识结构的调节 效应
第二节 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二、调查对象与样本来源
三、变量测度
四、分析方法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企业家认知对战略变革动量的直接影响
三、组织知识结构的调节 效应
第四节 本章 小结
第六章 案例分析: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认知结构及其对战略
变革的影响机理
第一节 苹果公司发展历程和创始人乔布斯的背景概述
一、苹果公司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
二、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背景概述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变量的内涵界定与维度识别
一、乔布斯的个性形成基础及其认知结构
二、苹果公司的组织知识结构特征分析
三、企业战略选择框架与苹果公司战略变革演变路径
第三节 乔布斯认知结构特征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单一业务战略——初始进入产业选择
二、从单一业务战略转向相关多元化战略
三、从相关多元化战略转向非相关多元化战略
四、从非相关多元化战略转向相关多元化战略——“数字中枢战略”
五、从竞争战略转向竞合战略
六、从国内经营战略走向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选择
第四节 苹果公司组织知识结构的动态差异性影响机理分析
第五节 本章 小结
第七章 结论、启示及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第二节 管理启示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及后续研究展望
一、研究局限性
二、未来研究展望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人类的语言生活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一种神秘的感知现象——语感。说它神秘,是因为我们能觉察它的存在,它对我们的语言生活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但我们对它,却又往往说不清、道不明。在我们看来,语感虽然只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感知现象,但这种感知却涉及人类语言的方方面面,与人类精神世界密切相关。认识语感,不但有助于理解人类语言,而且也有助于理解人类精神世界。
现在,就让我们从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谈起。
第一节什么是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
语感可分为狭义语感和广义语感两种不同类型。我们考察的,是狭义语感。为便于讨论,这里有必要先来明确一下什么是狭义语感和广义语感。
一、狭义语感
所谓狭义语感,是指语言使用者在言语行为过程中大脑受语言图式语言图式由语言感知图式、语言认知图式和语言引动图式构成。关于语言图式,参看第三章“语感的生成”中的相关内容。支配而体验到的关于言语正误优劣、恰当与否的直觉感受。比如,有一天,张华在校园散步。他先碰到一名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对他说:“老师,您好!”张华很高兴,回应道:“你好!”他没觉得有何不妥。不一会儿,又碰到一名外国留学生。外国留学生对他说:“*教师,您好!”张华感到既别扭又好笑,笑着纠正说:“玛丽,不能说‘*教师,您好’,应该说‘老师,您好’。”玛丽感到很吃惊,一脸茫然地问:“Why?”张华可能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很明显,张华不是依赖理性,而是依赖语感来判断“老师,您好”能说、“*教师,您好”不能说的。这种语感是这位教师在言语行为过程中受大脑语言图式支配而形成的,属于狭义语感。
二、广义语感
所谓广义语感,是指语言使用者在言语行为过程中大脑受语言图式或非语言图式支配而体验到的直觉感受。图式由感知图式、认知图式以及引动图式构成。关于图式,参看第五章“感知世界Ⅱ:感知图式”、第七章“认知世界”以及第八章“引动世界”中的相关内容。受语言图式支配而形成的广义语感,实际就是上面所说的狭义语感,可称为语言语感;受非语言图式支配而形成的广义语感,那就不属于上面所说的狭义语感,可称为非语言语感。换句话说,广义语感与狭义语感具有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所有的狭义语感都属于广义语感,但有的广义语感不属于狭义语感。比如,我国老一辈语文学家夏丏尊先生,在《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一个信念——传染语感于学生》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只解作红色,‘夜’不但只解作‘昼’的反面吧。‘田园’不但只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只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希望焕然的造化之工、少年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情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情味吧。”《夏丏尊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夏丏尊先生所描述的语感,其实就属于广义语感中的非语言语感。而前面提到的张华,他判断“老师,您好”能说、“*教师,您好”不能说的语感,尽管也属于广义语感,但只是其中的语言语感,也就是狭义语感,不属于广义语感中的非语言语感。
其实,广义语感中的语言语感与非语言语感有时很难截然分开。在同一次语感感受中,它们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妨进行这样一番设想:一位香港姑娘同内地小伙子谈恋爱,普通话不怎么地道。她介绍家庭情况说:“我的爸爸喜欢我!”她把其中的“爸爸”(bà bà)说成“bá bá”。小伙子听了,觉得别扭、好笑。在我们看来,这种别扭和好笑,其实既包含语言语感,也包含非语言语感——小伙子觉得“别扭”,主要是因为姑娘把“爸爸”的发音发错了,而这种发音判断是小伙子依据大脑中关于静态词[爸爸]为便于标识,静态词用标号“[]”括起。的语言图式进行的,因而这种“别扭”的语感其实应属于语言语感;小伙子觉得“好笑”,这很可能是他产生了联想——小孩的“那东西”才叫“bá bá”,怎么能把“爸爸”(bà bà)叫成“bá bá”呢?很明显,小伙子这种“好笑”的语感是在大脑中一些非语言图式制约下形成的,属于非语言语感。
第二节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的异同比较
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了解这种相同相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语感。
一、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的相同之处
狭义语感既然是广义语感的一部分,它们彼此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至少体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其一,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它们都属于人类的感知现象。
狭义语感属于人类的感知,广义语感也属于人类的感知。要研究语感,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就不能不研究人类的感知现象。比如,“在黑板上写字”能变换成“字写在黑板上”,“在飞机上看海”不能变换成“*海看在飞机上”,我们是依赖变换时所形成的语感是否顺畅来判断的。参看朱德熙《“在黑板上写字”及其相关句式》,载《语法丛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这种顺畅不顺畅的语感属于狭义语感,而这样的狭义语感当然属于人类的一种感知现象。再比如,欣赏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欣赏者往往会产生一种悲凉、凄苦等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就属于广义语感,而这样的广义语感当然也属于人类的感知现象。
在学界,不少学者对语感现象存在着种种模糊、错误的认识。他们不把语感看成是人类的一种感知现象,而作为其他现象来认识。比如,有人把语感看成是人类的一种能力杨成武认为:“语感是对言语的准确而又灵敏的感受能力。”参看杨成武《语感学习的心理探索》,《语文学习》1992年第11期。,有人把语感看成是人类的一种知识金锡谟认为:“语感是什么?语感实际上是一个人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所获得的关于语言的基本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参看金锡谟《语病求医:文章语病的评析与修改》,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有人把语感看成是一种判断关于这一观点,后面还将进一步分析。,如此等等。其实,不管是“能力说”也好,“知识说”也好,还是“判断说”也好,这些认识都是值得商榷的,它们都很难引导我们步入语感研究的正确轨道。在我们看来,语感只不过是人类感知中的一种特殊感知类型。如果认为语感是人类的一种“能力”、一种“知识”、一种“判断”,那么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语感的研究方向可能会“南辕北辙”,其最终研究结果大概也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它们都是一种直觉感受。
狭义语感和广义语感所具有的感知,都属于直觉感受。也就是说,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一旦这样的感知形成,我们可以借用其中的狭义语感来判断言语的正误优劣,也可以借用其中的广义语感来领悟那些“不尽的情趣”、“不尽的情味”,但我们却无须、甚至无法借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判断或领悟。比如,借用狭义语感,我们可以判断“玲玲比他更热情”可以成立,“*玲玲比他很热情”不能成立,但为什么前者可以成立,后者不能成立,如果不进行专门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无法说清其中的道理。再比如,据说朱自清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生活艰苦,一次外出遇到一个乞丐跟着,为了甩掉乞丐,他说:“老弟,我是教授。”话音刚落,只见乞丐转身就走了。借用广义语感,我们(包括乞丐)可以领悟朱自清这句话的言外之意,而无须进行这样、那样的理性分析,——尽管可以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理性分析。
为什么狭义语感能帮助我们判断言语的正误优劣?为什么广义语感能帮助我们领悟言语的“不尽的情趣”、“不尽的情味”?这其实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只有认识狭义语感及广义语感的本质,也就是语感的本质,我们才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而要揭示语感的本质,又不能不研究感知的生成机制;要研究感知的生成机制,又不能不观察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此,要想真正揭示语感的本质,所涉及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就能回答的问题。
其三,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它们都是在人类言语行为——包括借用语言进行交际和思维——的过程中产生的。
狭义语感是在人们的言语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广义语感也是在人们的言语行为过程中产生的。离开人类的言语行为,我们无从观察语感现象。比如,外国人学习汉语存现句,他把“墙上挂着一串辣椒”说成“*在墙上挂着一串辣椒”,把“前面走来两个人”说成“*从前面走来两个人”,我们听后就觉得有些别扭,这种别扭就是我们大脑在言语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狭义语感。如果不处在言语行为中,不去听那位外国人说话,我们是不可能产生这种狭义语感的。再比如,一对恋人谈恋爱,小伙子给姑娘讲了一个吓人的故事。姑娘在小伙子胸前“捶”了一拳头,说:“你真坏!”小伙子挨了一拳,不但不生气,反而产生一种温馨、甜蜜,甚至洋洋自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包括广义语感,——小伙子之所以产生这种复杂的心理感受,离不开姑娘那句“正话反说”的话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小伙子能产生这种复杂的情感,自然还和他“挨”了一拳头有关系。而“挨”拳头所形成的情感,自然就不属于广义语感。换句话说,我们强调的语感,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它们的形成都与人类的言语行为紧密相关。离开言语行为,人们所形成的任何感知,都不属于语感。
其四,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它们都和人类大脑图式密切相关。
狭义语感与人类大脑中的语言图式密切相关,广义语感与人类大脑中的语言图式或非语言图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它们的形成都和大脑图式密切相关。比如,我们可能无意中听到两个外国留学生在那儿相互自我介绍。甲问:“你——来自——哪里——?”乙答:“我——来自——美国——。”乙问:“你——来自——哪里——?”甲答:“我——来自——法国——。”他们俩每个词儿选的都对,语法规则也都正确,可说出来的每个词儿都是一个腔调(我们姑且用符号“——”表示)。听到他俩这种“怪腔怪调”,我们觉得很别扭。而这种“别扭”的感觉,就属于狭义语感。因为,这种“别扭”感觉的形成,与我们大脑中关于汉语句子语调的语言图式密切相关。再比如,两个人听着同一首诗歌朗诵,一个人泪流满面,一个人无动于衷。假如这两个人都能理解这首诗歌歌词的字面意义,那凭什么一个人会泪流满面,一个人却无动于衷?这显然同这两个人大脑中所具有的不同的非语言图式密切相关。泪流满面者很可能有着丰富的情感经历,大脑中储存着丰富的与情感相关的非语言图式,因而这首诗歌引发了他丰富的情感联想,最终使他泪流满面;而无动于衷者很可能没有这种丰富的情感经历,大脑中没有储存丰富的与情感相关的非语言图式,因而这首诗歌无法引发他丰富的情感联想,最终竟然无动于衷。
二、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的相异之处
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的相异之处,至少体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其一,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所涉及的语感现象存在差异。
狭义语感只是广义语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人们在言语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语感都是广义语感,但不一定是狭义语感,而这种不属于狭义语感的语感,就是广义语感中的非语言语感。比如,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题,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会说:“别怕,还有我们呢!”听到这样的话语,我们可能觉得很感动、很温暖,这种感动和温暖是我们在听到朋友说特定话语时形成的,它们属于语感,但不属于狭义语感,而是广义语感中的非语言语感。同非语言语感相比,狭义语感所描述的语感现象要狭窄得多,就是“顺畅”、“别扭”、“疑惑”等少数几种情况关于“顺畅”、“别扭”、“疑惑”等狭义语感现象,我们将在第四章“感知世界Ⅰ:感知”中进行具体分析。,而且这些语感的形成,同大脑中的语言图式紧密相关,可借用这种语感来判断语言的表达方式是否正确、是否妥当等。
其二,支配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形成的图式存在差异。
支配大脑形成狭义语感的图式只能是语言图式,而支配大脑形成广义语感的图式,既可以是语言图式,也可以是非语言图式。在大脑语言图式支配下所形成的广义语感,是语言语感,其实也就是狭义语感;而在非语言图式支配下所形成的广义语感,是非语言语感,它不属于狭义语感。比如,今天有客人要来串门儿,母亲让小儿子看客人来了没有。小儿子刚出家门,就远远看见那位客人朝这儿走来。小儿子边跑边喊:“妈妈,客人来了!客人来了!”母亲听到小儿子这句话,觉得很自然、顺畅,没有别扭的感觉产生。如果小儿子边跑边喊:“*妈妈,来客人了!来客人了!”他母亲听到这句话,不但觉得别扭,而且觉得好笑,可能会冲着小儿子说:“傻儿子!是客人来了!客人来了!”听到儿子的话语,母亲不管是觉得顺畅也好,还是觉得别扭也好,这两种不同的感知都是在自己大脑语言图式作用下形成的,属于狭义语感,也就是广义语感中的语言语感。不过,母亲听儿子后面那句话时觉得好笑,这种好笑的感觉就不属于狭义语感,而属于广义语感中的非语言语感。因为,母亲这种好笑的语感不是在她大脑语言图式作用下形成的,而是在她大脑非语言图式作用下形成的。当然,母亲觉得好笑的这种非语言语感的形成,其心理机制一定极其复杂,我们现在还无法清晰描述,这里也就不再过多纠缠了。
其三,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的作用存在差异。
狭义语感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判断话语在使用上的正误优劣、妥当与否,而广义语感,特别是其中的非语言语感,其主要作用却反映人们对话语内容的直觉领悟以及在言语交际、思维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审美感受等。比如,“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我把他狠狠地批评。”这两个“把”字句,我们就是借用狭义语感,来判断前一个成立,后一个不成立。“你是去西安,还是去上海?”“*你是去西安,还是上海你去?”这两个选择问,我们同样是借用狭义语感,来判断前一个成立,后一个不成立。参看丁力《列项选择问中的三种管控现象》,《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但广义语感中的非语言语感,就不会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判断。我们不妨听听民间流传的这样一个笑话,叫“张老爷坐在钱眼内”——“南宋时有个叫张俊的奸臣,此人平日贪财好色,做尽坏事,由于官大势大,谁也不敢惹他。有一次,宋高宗请大臣们喝酒,叫一班艺人来说笑取乐。其中一个艺人走上场来,说他用大钱(中间有方孔的)对人一照,便能照出这个人是天上哪一颗星的化身。于是,在座的人都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星。这艺人从身边取出一个大钱,从钱眼里对每一个人都照过,说这个是什么星,那个是什么星。轮到张俊照时,艺人故意把钱眼转了又转,看了又看,然后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真的看不见他是什么星宿,只见张老爷坐在钱眼里。不信你们自己来看吧!’大家先是一怔,随后一想,忽然悟到了艺人的用意,便哄堂大笑起来,弄得张俊面红耳赤,一时下不了台。”沈及《“言外之意”话“语感”》,《语文知识》1996年第3期。众人“哄堂大笑”,这其实就是他们领悟到那位艺人话语中的“言外之意”后,所具有的一种特定内心感受的反映,而这种内心感受其实也体现了艺人话语所具有的特定审美价值。由于众人所具有的上述特定审美感受是在艺人言语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应该属于语感的范畴。但这种语感应为广义语感中的非语言语感,而不是广义语感中的语言语感,即狭义语感。
关于狭义语感的作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强调一下:第一个问题,支配狭义语感形成的大脑图式,应该是大脑中的语言图式。如果不是语言图式,即使我们听到某一话语觉得很别扭,认为这样的话语说错了,那也不属于狭义语感,而应归入广义语感。比如,“即使是两个对顶角,这两个对顶角也不可能相等。”有几何学常识的人,听到这样的话语可能觉得别扭、好笑,认为这话说错了,不能这样说。其实,在言语行为中形成了这样的感觉,可以认为它属于语感,但只能认定是广义语感,不是狭义语感。因为,支配人们形成这种语感的大脑图式不应该是大脑中的语言图式,而是大脑中的非语言图式——很明显,这些图式反映的是大脑中的数学观念,而不是语言观念。假定一个人数学学得不怎么样,在他的大脑中,认定两个对顶角可以不相等,只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而已,那么他听到别人说前面那样的话语,他就不会觉得别扭,反而觉得很正常。这说明,是我们大脑中反映数学观念的非语言图式、而不是反映语言观念的语言图式,在支配我们听到上述话语而形成了别扭的感觉。既然如此,那我们只能承认,人们听到这样的话语如果形成别扭的语感,那么这种别扭的语感不应该是狭义语感,而是广义语感,是广义语感中的非语言语感。
第二个问题,不能将狭义语感和广义语感的作用混为一谈。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有学者认为,语感(狭义语感)是一种判断,——“语感不妨可以理解为凭个人的直觉对某个语言表达的好坏、其中包括语言表达得体与否、到位与否、贴切与否、精当与否、精练与否、正确与否甚至还包括怎样表达才更好、怎样修改一个欠妥的甚至是错误的表达所作出的判断。”陆俭明《语感与语感能力·序》,见王培光《语感与语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在我们看来,语感,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它们就是人类的一种感知。判断语言表达是否得体、是否到位、是否贴切等,这只是语感所具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言语行为过程中,我们形成了特定的语感;在这种语感的作用下,我们形成了对语言表达的判断。如果我们将语感,不管是狭义语感还是广义语感,认定为一种判断,那么我们就会将语感及语感的作用混为一谈。这不但不利于深入观察语感现象,更不利于研究语感与语感的作用这两种不同范畴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个问题,狭义语感具有判断话语正误优劣、妥当与否的作用,但并不是它唯一的作用。比如,人们还可以借用狭义语感,甚至是“别扭”类型的狭义语感,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获得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比如,下面这些“被”字句都属于变异“被”字句:
我被单位自愿捐款多次了!
这人肯定是被自杀的!
我这是被“第一”!
这些在小康以下的村民,一夜之间就被镇政府小康了!
听到这样的“被”字句,我们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语感,也就是变异“被”字句的异质感受。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借用这种异质感受,判断上面的“被”字句不能成立。但这样的“被”字句却在网络中疯传,没人觉得这些“被”字句有什么错,反而觉得这样的用法很“酷”,很有“味道”,让许多人使用起来“乐此不疲”。究其原因,就是人们想借用变异“被”字句所具有的异质感受这种特定的狭义语感,来传递某种特定的文化信息。参看丁力《变异“被”字句的异质感受与文化信息》,《汉语学报》2011年第4期。
其四,狭义语感与广义语感的不同,还表现在它们分别与不同研究领域存在着密切联系。
狭义语感与语言学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语言研究的实质,是揭示大脑中的语言观念;而揭示大脑中的语言观念,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脱离狭义语感来进行的。比如,假定要研究“不但A,而且B”递进句,我们可能发现在下列两种不同语境中,递进句A、B分句的先后位次不能随意改变:
[语境1]少儿艺术班考场。女儿唱了几首歌,考官不由频频点头。这时,母亲忍不住,急切地向考官介绍。
母亲:我女儿不但会唱歌,而且还会跳舞呢!
[语境2]少儿艺术班考场。女儿跳了几种舞,考官不由频频点头。这时,母亲忍不住,急切地向考官介绍。
母亲:我女儿不但会跳舞,而且还会唱歌呢!
在语境1中,母亲不能说:“?我女儿不但会跳舞,而且还会唱歌呢!”在语境2中,母亲不能说:“?我女儿不但会唱歌,而且还会跳舞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是不可能从理性上回答造成这些言语现象的根本原因的;否则,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既然说不清、道不明,我们又是依赖什么来判断哪个能说、哪个不能说呢?很明显,这就是狭义语感。如果听到不同的说法,我们无法产生或顺畅或别扭等不同类型的狭义语感,并进而借用这种语感判断哪个能说、哪个不能说,那么我们当然也就不可能借用我们的认知能力,进行分析、归纳、比较、综合,从而最终揭示形成这些言语现象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揭示大脑中所存在的制约这些言语现象的语言规律、语言观念。狭义语感同语言研究,特别是狭义语感同语言研究所要揭示的语言观念,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关于狭义语感与语言研究的内在联系,参看第二章“语感与语言研究——从语法研究看语感与语言研究的内在联系”的相关内容。
广义语感与语文教学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我们看来,语文素养的核心,就是大脑所储存的相关语文观念。这些观念既可能是借用显性思维所获得的显性语文观念,更可能是借用隐性思维所获得的隐性语文观念。显性思维与显性观念,隐性思维与隐性观念,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相关章节中再来讨论。那些语文观念在学生大脑中一旦很好地构建起来,那么在特定的言语活动中,比如文学创作、文学欣赏等,学生就能更好地借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就能更好地借用语言去理解、领悟,甚至是直觉地领悟他人的情感和思想。在这种表达、理解、领悟,甚至是直觉领悟的过程中,学生就有可能获得一种特殊的心灵感受,也就是广义语感。语文观念,特别是其中的隐性语文观念,我们是不能直接观察的。但由于语文观念可以支配和影响人们的广义语感,而广义语感是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所以一个人在言语活动中,比如文学创作、文学欣赏等,他的广义语感的存在状态,是我们观察这个人大脑关于语文精神世界构建状态的一个重要观测点。我国的语文教学领域现在越来越重视学生语感的培养,甚至提出语文教学中的“语感中心论”参看王尚文《语文教学的错位现象》,《教育研究》1991年第10期。,——其中的语感,当然指广义语感。这不但反映我国语文教育工作者对语文教学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当然也说明广义语感与语文教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趋个性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呈现出快速、复杂和非连续性的特征,企业也越来越难以把握技术、消费者需求、竞争对手的动态变化。D’Avini和Gunther(1994)指出,当今世界处在一个超竞争(Hyper-competition)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唯一的选择就是“变”,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战略变革。国际战略管理权威学者迈克尔·波特(2000)认为,战略就是在竞争中进行变革,其实质是决定该干什么;没有变革,就没有选择的必要,因而也就无战略可言。Julian和Scifres(2002)则认为,快速变化的环境会迫使企业以恰当的方式及时做出反应。正如安迪·葛罗夫所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因此,在这种“不确定是唯一可确定之因素”的环境中,企业战略变革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凸显。
在我国,从1978-1986年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到1987-1991年的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再到1992年至今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企业改革不断深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逐渐确定。同时,随着中国实行渐进式、市场经济导向型、开放的改革战略,私营、外资企业蓬勃发展。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舞台上,产生并活跃着一大批企业家,中国从官员主导型经济逐渐发展为企业家主导型经济(贾良定等,2004)。在企业的战略变革过程中,企业家是最重要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在企业组织科层的金字塔式结构下,处于顶端的高层战略活动会经由层级结构的传递,对在他们领导下的所有组织生产和管理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地,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从1978年的放权让利一直到最近的经营管理层收购(MBO),民营企业从20世纪的蓬勃兴起一直到最近的二次创业(李新春等,2002),在战略变革路径的选择与变革效果上皆不尽如人意。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们已经围绕企业战略变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工作。但是,一方面,在现有的企业战略变革研究中,许多理论流派虽然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战略选择和变革的依据、可供选择的战略集合以及具体的战略实施方法和步骤,但却把战略决策视为独立于决策者本人特征的一个外生过程,抽象掉了其个性特征在战略形成和战略变革中的关键性影响。然而,作为一种战略要素加以分析的企业家认知是整合、统率其他被动性资源要素的主导性资源,企业家认知资源是比其他资源更具生产率和创造性的战略资源,其在创造性战略变革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构成了创造性战略变革的智慧源泉。例如,Sadler-Smith(1998)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模糊的和快速变化的任务环境中,相对于能力而言,组织和处理信息的惯常与偏好方式可能会对企业战略变革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能力存在一个“天花板”效应,超过某一界限,认知因素就会成为企业绩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一项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中,Ogilvie和Frances(1998)发现,相对于稳定的环境而言,在不稳定的环境中,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决策制定过程更加有效。因而,在这种环境中,直觉型企业家可能更加有效。Alvarez和Barney(2001)则进一步指出,企业家的认知过程就是企业看到并追寻竞争者没有认知、注意或是充分利用的市场机会,以及认识到竞争者没有认识到的一种资源或者是一组资源的价值的过程。Stevenson(2001)也曾对企业家与管理者在战略导向、企业决策、资源获取、机会识别等不同维度的认知倾向进行过比较研究,并很好地解释了很长时间困扰资源学派的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面临相同的资源获取机会,不同企业间资源效率会有那么大差异?究其本质是企业家在动员、配置资源以及机会甄别效率上的认知差异造成的。可以说,企业家认知资源禀赋直接影响战略决策创造性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具有独特的功能价值。周建(2002)认为,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家调整认知过程的意愿和能力,企业竞争从本质上讲是企业家认知过程之间的竞争。马骏、席酉民和曾宪聚(2007)认为,战略是组织及其所处环境与决策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稳定环境中,各个战略决策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明确、稳定,企业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时可以通过规则、流程和组织惯例来解决的结构化问题,决策者所起的作用甚微。但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面临的问题大多是非结构化的,无法通过简单模仿或者沿革旧方法来解决,需要决策者根据对环境的认知结合个人的判断做出战略决策。因此,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就会对企业战略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为此,马骏、席酉民和曾宪聚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以达尔文进化论及演化经济学为框架的组织理论研究过度地强调了企业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而忽视了在企业战略变革中大量存在的管理者有意识的认知行为。
另一方面,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已经成为关键的经济资源和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Drucker,1995),企业作为一个知识体的特性日趋明显。Argyris和Schon(1978)认为,从本质上讲,企业组织是一个认知实体,它会学习和创造知识,组织知识结构有助于界定组织成员的预期关系、行为和行动。Lyles和Schwenk(1992)认为,与企业氛围或文化相比,组织知识结构更加明确地与企业生存战略相关联,且更加容易发生变化,因为企业文化或氛围既无法轻易改变,也难以为一个企业的行动提供特定的战略。野中郁次郎(2003)指出,在一个动态的、速变的环境中,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依赖于企业自身不断审视组织内外部环境中各种因素的能力,这样做的唯一途径就是专注于企业中个人和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所创造的知识。另外,在组织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作为企业战略变革发起者和推进者,企业家认知也会产生独特且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Lyles和Schwenk(1992)表明,企业高管人员的图式会对组织知识结构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企业的高管人员(包括企业家)之所以会对组织知识结构产生强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这些决策者能够通过演讲和声明来表达其对知识结构的观点,从而对环境事件的解释具有重要作用。Mitchell et al(2007)进一步指出,企业家认知能够为某些战略变革行为提供解释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家的独特知识结构有助于他们以一种特殊方式加工信息,比非企业家明显更好地加工信息及感知优势,从而克服不完美市场条件。这样,一旦高管人员(关键决策者)确定以后,如果环境变化危及了组织知识结构的核心特征,他们就会酝酿改变知识结构,并向企业中的其他人传递这些变化。而且组织知识结构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因为企业环境的变化可能受到许多企业成员的感知,而且每一位成员都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解释。然而,当这种变化开始影响企业绩效,而且通过现有知识结构无法做出恰当解释或者预测时,就会对那种现有知识结构构成挑战,并在企业参与者、环境与行为之间创造出一种交互效应。这样,影响企业战略变革的深层次因素将会发生变化,组织知识结构可能会对企业战略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效应尤其合作为一种重要的情境因素,对企业家认知与企业战略变革关系产生动态差异性影响效应。然而,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却对此鲜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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