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前车之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寻路

　第一章 　历史的回眸——纵论苏联的三次改革机遇期

　第二章　远去的背影——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成败反思

　第三章　苏联的记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行与果

中篇：风生水起——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攻坚

　第四章　国企的改革——社会主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

　第五章　地权的博弈——基于博弈论视角解读中国地权逻辑

　第六章　民主与法制——畅谈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七章　擎起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国战略

　第八章　医改的得失——管窥社会主义中国的理疗治理与改革

　第九章　我们与自然——呵护碧水蓝天建设美丽中国

　第十章　干选更透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下选举制度的新走向

下篇：并肩同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路

　第十一章　突破与创新——社会主义越南的政治革新理论与实践

　第十二章　探索与实践——古巴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之路

　第十三章　任重而道远——社会主义老挝的机遇与挑战

　第十四章　为“主体”而战——社会主义朝鲜的内政外交

后记

上篇：前车之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寻路

第一章　历史的回眸——纵论苏联的三次改革机遇期

冀培［作者简介］冀培（1988—）,女，河南省禹州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摘要］“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从形成到最终确立，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矛盾突出，阻碍了苏联更好地发展，特别是二战后，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使苏联摆脱困境。然而，斯大林战后不思改革，强化高度集中的“斯大林—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急躁冒进，推行大规模改革，急于求成；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求稳抑变。最终，导致苏联三次错失重要的改革机遇，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即使改革也无力回天，苏联的改革成败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苏联；“斯大林—苏联模式”；改革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并通过电视台发表辞职讲话，国内外舆论哗然，自此，屹立于世界各国之巅74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轰然倒塌，分崩离析，改旗易帜，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距今已经20多年了。从时间上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上台后，便大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成反而把苏联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这与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不无关系。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根深蒂固，从而使苏联错失了三次绝佳的改革机遇期，最终导致无力回天。

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诸方面的内容，但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它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至20世纪30年代最终确立，此后不断巩固发展，还为战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在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滚动的过程中，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使其能够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在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同时，着力进行“五年计划”，主攻某些关键的重点建设项目，经济高速发展，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矛盾突出，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斯大林—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

1.过度集中的国家领导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又集中于个人，特别是30年代以后，党政军权高度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之手，重大问题皆由斯大林及其周围的少数人说了算，实行一言堂、家长制，苏维埃制度名存实亡，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

2.严重破坏法制，有法不依，实行个人专政。斯大林用残酷的手段进行统治，特别是1936~1938年，无视法制，大肆清洗与迫害列宁的老近卫军、布尔什维克党的卓越活动家、国家干部、杰出的军队将领、经济学家、艺术家，甚至普通党员和公民也无法幸免，严重破坏了法制。

3.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与职务终身制。20世纪30年代以后，苏联实行党对干部的集中统一管理，党政干部由上向下层层委派，使得少数人代替了广大党员群众、公民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党内民主受到破坏，党的权力更加集中化。伴随着干部委派制产生的是干部的职务终身制，这种制度使官僚之风盛行。

4.忽视党的建设，教条主义严重。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党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十八大”至“十九大”居然相隔了13年之久。中央全会也越来越少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机构，使党很难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5.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建设超级大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持续冷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强硬推行苏联模式、苏联经验，陷入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

（二）“斯大林—苏联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

1.实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结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取消工业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所有制形式整齐划一。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实行工业、农业集体所有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的利益难以统一，从而制约了企业、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2.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而直接的计划管理，计划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性、无所不包的广泛性、高度集中的统一性，忽视价值规律，完全排斥市场调节机制，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两者截然对立、互相排斥。

3.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斯大林时期，大批企业收归中央，由中央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甚至“每一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严重束缚了企业自主生产经营的手脚，劳动者参加生产积极性难以发挥。并且，繁杂的企业管理体制，使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各个部门，造成中央部门林立、机构庞大，办事效率极低。

4.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及部门管理体制的推行，使得国家无法采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而是通过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对全国的企业和经济活动进行统一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竞争，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有高速走向低速，最终走向危机。

二、二战后，苏联三次错失改革机遇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各个方面的弊端逐渐显现，特别是在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需求逐渐提上日程，但是苏联依旧采用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没有及时地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三次错失重要的改革良机，致使苏联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陷入步履蹒跚甚至停滞的状态。

（一）斯大林不思改革，强化高度集中的“斯大林—苏联模式”，第一次错失改革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是一个难得改革良机。战争胜利后，苏联人民强烈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家园，恢复经济，改善生活，尽快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改革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社会主义跨越一国的范围，东欧与亚洲涌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大片的局面，苏联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地位空前巩固。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如果以战争胜利为契机对弊端严重的体制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但是，斯大林不思改革，坚持原来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其原因主要有：

1.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他在1946年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3年取得这些物质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二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却说：“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他特别强调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作用，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是完全正确的，进而证明当时实行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无论何时都不能改变。从而排除了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了改革良机，使经济体制更加僵化与固化。

2.斯大林在战争结束以后并没有中止战备政策

二战结束后，对苏联来说已经不存在来自外部的现实的战争危险，可以调整战时经济结构，压缩军费开支。但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的军费预算与军队编制不断增加，斯大林继续推行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尽管与苏联加强国防任务的必要性有关，特别是在面对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加强军事工业。但问题是，面对国内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把握发展军工生产的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不仅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超出了防御的界限。纵观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实际上一直把经济纳入战备的轨道，这不能不说，这与斯大林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思想上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有关。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高度集中，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仅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反而实行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3.斯大林进一步统控农业，管控农民

自从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苏联的农业、农民与农村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尤为突出，饥荒日益严重。而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反而以更为严厉的手段惩处因不堪饥荒而“越轨”的农民。仅1946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13559人（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因“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被追究刑事责任”。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缘于集体农庄制度。农庄庄员普遍失去劳动兴趣，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出工也不出力，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缴大批粮食）已经完成，应该解散。农庄庄员对上面来视察的干部，总是询问农庄解散的问题。一次，一个庄员对区里来的干部说：“是不是说很快解散集体农庄？如果没有集体农庄，我们生活会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陆南泉：《斯大林战后不思改革的原因》，《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这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并未实现，斯大林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控全国经济的目的。

4.斯大林对苏联模式过度自信，错误认识外部世界并实行了错误的政策

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并建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样，不仅使苏联难以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反而使苏联自我封闭起来，经济体制模式不断凝固化，同时还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即阵营化。因为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使别的国家完全听命于苏联。

由此可见，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改革在战前就已经建设起来的体制模式的，正是由于斯大林的思想僵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错估了国内外形势，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使苏联错过了战后第一次改革的良好机遇。

（二）赫鲁晓夫急躁冒进，推行大规模改革，急于求成，第二次错失改革机遇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面对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北京，新华出版1999版，第15页。面对这些难题，唯有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他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

1.在政治体制方面，赫鲁晓夫主要采取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1）批判个人崇拜，加强集体。赫鲁晓夫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批判个人崇拜，对斯大林作某种重新评价。而批判个人崇拜的首要形式就是实行集体领导。为此曾采取三项重要措施。第一，把党政最高职务分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赫鲁晓夫担任，而政府首脑先由马林科夫，后由布尔加宁担任。第二，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实行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第三，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讨论和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以及主席团内部的分歧。这一切，大大改变了斯大林后期个人专断的局面。应当指出，赫鲁晓夫执政前期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且卓有成效。

（2）加强法制，改组内务机构。首先采取措施清除贝利亚，尔后整顿和改组内务机构，严格限制其职权，结束内务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同时，又进行大规模平反和恢复名誉工作，健全司法制度，完善立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当时，赫鲁晓夫在加强法制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后来的平反和恢复名誉工作并未进行到底。

（3）调整政府机构，精简管理人员。赫鲁晓夫曾对政府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央部级单位通过合并减少了一半左右，人员编制精简了75万。但到赫鲁晓夫后期，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中央部级单位越来越多，管理人员发展迅速。

（4）扩大合作共和国和地方权限。赫鲁晓夫前期，曾把大批企业下放给合作共和国管理。1957年改革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则把部门管理原则变为地区管理原则。与此同时，又扩大合作共和国的立法权和行政区划权，并扩大地方苏维埃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权限。

（5）建立干部更新制度。苏共二十二大决定建立干部更新制度，规定按比例定期更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试图打破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和轮换制。尽管赫鲁晓夫在执行制度时有偏差，但它不失为一项先进创举。

（6）改组党组织的结构。赫鲁晓夫决定在边疆区和州一级分别成立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两个独立的系统。这是一次心血来潮的、不成功的试验。结果不但取消了党对边疆区和州的统一领导，而且发生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错误。由于赫鲁晓夫强调党委会要“更具体地”领导工业和农业，而且党内的各种“生产业务部”越设越多，因而使1961年党章中关于“党组织不能代替苏维埃”，不允许党政机关“职能混淆”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

（7）改组监察体制，提倡群众监督。赫鲁晓夫把党政监察机关合并起来，成立统一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并在企业和基层单位广泛建立监督小组，加强群众监督。赫鲁晓夫把主要精力放在改组监察机关上，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多少提高。监察机关仍然无权监督中央决策机关，只能监督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人民群众也依然不能有效地监督党政机关及其干部。

2.在经济体制方面，赫鲁晓夫主要采取四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赫鲁晓夫尤其关注农业形势，这不仅是因为农业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因为农业的形势好坏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相对于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来讲，赫鲁晓夫更加明了农村问题的真相，而且也充分理解迫切需要进行大量实质性的改革。因此，赫鲁晓夫把改革的重点优先放在了农业改革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改革领导机构，扩大农场农庄自主权。首先，改组农业部。1957年将苏联国营农场部合并到苏联农业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合作共和国和地方，便于根据地区特点发展农业。其次，修改农业计划制度。1955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决议扩大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编制计划方面的自主权，有利于调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定出来的计划也比较切实可行。

（2）调整农村经济政策，贯彻物质利益原则。首先，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3年9月苏联开始陆续减少谷物、畜产品、土豆和蔬菜等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定额，并且提高收购价格。从1958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集体农庄庄员、手工业和渔业劳动组合成员、残疾人合作社社员以及在国营企业和国家机构、合作组织的社会团体中有固定工作、居住农村、城市和别墅村镇的工人和职员副业的一切农产品义务交售。其次，调整劳动报酬制度。普遍实行按月预付制，并规定：年初预算劳动日的卢布单价，按月支付，年终结算。除了普遍实行按月预付劳动报酬额外，还在少数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货币工资制。再次，鼓励个人副业的发展。对个人副业经济采取扶持和鼓励政策：免除庄员和农场职工以前的义务交售积欠；取消个人副业经济的农产品义务交售；放宽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头数的限额等等。

（3）改组拖拉机站，结束“一块土地上两个主人的现象”。首先，分期分批地撤销拖拉机站，将拖拉机站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根据各个集体农庄经济发展条件，对支付技术设备价款的期限也做出规定，先进的、经济条件好的集体农庄为1~2年，经济条件差的集体农庄可延长到5年。其次，建立技术修配站。为集体农庄修配机器和提供其他技术服务，还向集体农庄出租它们所拥有的机器和建筑安装用的技术设备，代为完成各种专业性（土壤改良、土地区划等）的技术工作，以及出售机器重要部件、燃料和其他农用生产资料。

（4）大胆探索，寻找农业增产途径。首先，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1954年春，苏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政府在开垦荒地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仅在垦荒第一个月，即1954年3月，就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合作共和国内抽调25，000名年轻的拖拉机手和机务人员去垦荒地。陆南泉，《论苏联、俄罗斯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其次，大种玉米。1953年9月，赫鲁晓夫提出在乌克兰和南部地区大面积种植玉米。为了迅速推广种玉米，派人去美国学习玉米高产的经验，进口种子，建立专门的育种农场，在每一次集会上，都要大力宣传一番种植玉米的好处。

作为“二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开始解冻后，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这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揭了盖子，但未动实质，“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他虽然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但后来自己也搞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苏联］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大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页。造就了他“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本身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很多改革未经过充分准备，仓促上阵，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在改革中急躁冒进，容易激动，丘吉尔曾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页。最终，这一不彻底的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致使苏联第二次错失改革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