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藩生平探研

　一、生卒年考说

　二、生平探略

第二章　江藩交游考索

　一、师长辈

　二、友朋辈

　三、后学辈

第三章　江藩著述叙录

　一、独著

　二、参编

　三、辑校

第四章　江藩经学平议

　一、《周易述补》

　二、《乐县考》

　三、《尔雅小笺》

　四、《隶经文》

　五、《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

第五章　江藩子史新探

　一、史学融贯

　二、子学博杂

第六章　江藩文学发微

　一、诗

　二、词

　三、文与赋

第七章　《江藩全集》整理札记

　一、题记

　二、漆永祥《江藩集》校点质疑

　三、文字之误

　四、标点之误

　五、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校点二种订误

　六、《续修四库全书》本《国朝汉学师承记》的版本问题与文献价值

　七、赵航《扬州学派概论》读后——兼及语涉江藩之疑误

附录一江子屏先生年谱

附录二新编江藩年谱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江藩生平探研

一、生卒年考说

江藩，小名三多，族人称三多先生。初名帆，一作颿，字雨来，一作豫来。后改今名，字子屏，一作国屏，号郑堂，又号水松、竹西词客，晚号节甫、节父、节甫老人、炳烛老人；佛号辟支迦罗居士。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江藩生平与学行考》、薛以伟《江藩年谱补订》（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有详细考释，可参阅。江苏甘泉（今扬州邗江）人。监生。其为人权奇倜傥，豪饮好客，至贫其家。早年受业吴门，从余萧客、江声学，传惠氏《易》；后交游四方，为名公巨卿王昶、王杰、阮元等所重，踪迹遍及齐、晋、燕、赵、闽、粤、江、浙，曾数应乡试不第，以监生终老。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江藩泛览群籍、博通经史、诗酒唱和、著述不辍。既以《周易述补》、《尔雅小笺》、《隶经文》等研经之作为乾嘉学术增色不少，又以《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为清代学术史做出了初步总结，同时还精于诗词古文，清疏俊朗，享誉当时。因其博通之学，江藩甚得艺林推崇，与乾嘉通儒焦循并称，时有“二堂”之目，并以布衣为掌故宗且二十年，得“实学昭代崇，宗风递流衍”（王翼凤《挽江郑堂（藩）先生》）之誉。综观江藩的一生，虽无缘于仕途，生活也不免困顿，“眼见功名草头露，情忘身世絮兼风”（江藩《和洪水樾林客中感旧二首》其二），然于经术、辞章、为人等方面皆有特别可称之处，以至于“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令后世难于位置”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江郑堂在儒林文苑游侠之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33页。，足成其为一代通儒，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清史列传》、《续碑传集》、《国朝先正事略》等有传。

关于江藩的生卒年，史无明文。一般认为，江藩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这是没有疑问的。江藩著有《尔雅小笺》三卷（于光绪十九年刻入《鄦斋丛书》中），卷首有《尔雅小笺序目》一文（此文又收入《炳烛室杂文》，光绪三年潘氏《滂喜斋丛书》本），文中江藩自序云“予少习此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八矣，不揣谫陋，为《尔雅正字》一书……（予）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六十矣，为阮生赐卿说《毛诗》，肄业及之”，又题署“道光元年（1821），太岁在重光，大荒落霜月，庚申自叙，时年六十又一”，江藩的自序，当可信从，据此，我们不难推得江藩的生年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实际上，还有更直接、具体的材料。江藩于嘉庆十五年作有《节甫字说》一文（收入《炳烛室杂文》），自言：“藩生于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闵尔昌为行文简便，直呼名讳，省去“先生”二字，下同。撰《江子屏先生年谱》（民国十六年江都闵氏刊本）所言“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三月二十二日，先生生”，当出于此处。

问题在于，江藩的卒年，却有两种说法。一为道光十年（1830），持此看法的学者为数较少，如钟哲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点校后记中指出：江藩“生于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死于一八三○年（清道光十年）”，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导言》（徐洪兴编校，三联书店1998年版）有云：“恕我寡闻，至今没有见到《汉学商兑》的道光丙戌（一八二六）初刻本。我所见的此书最早版本，是道光辛卯（一八三一）冬的重刊本。江藩已在去岁死去”，等等。其主要依据当是清代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所云“道光庚寅（1830），江郑堂(藩)、许楚生(珩)、李练江、周乐夫相继殂谢”。另一种看法是道光十一年（1831），这一观点为多数学者认同，如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指出：“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又号节甫，甘泉人。生于公元1761年，即乾隆二十六年；卒于公元1831年，即道光十一年。年七十一”，他如赵航《扬州学派概论·江藩》（广陵书社2003年版）、薛飞《〈扬州图经〉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许卫平《扬州历代名人·江藩》（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大量论文如王树民《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都认定江藩卒年为道光十一年（1831）。其依据当是清人张丙炎《扁舟载酒词·跋》中所云“（江藩）卒年七十一”，再由江藩出生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推算而得。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导言》又云：“正如江藩在一八三一年死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在《宋学渊源记》中已判为必死的道学末流会再度跳踉一样……”可见，关于江藩卒年，混淆不清，值得一辨。

最早对江藩卒年进行探究的，是近代著名学者闵尔昌。他在为乡贤江藩所作的《江子屏先生年谱》中指出：“（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七十一岁。先生卒”，并附按语云：“张午桥跋《扁舟载酒词》云‘卒年七十一’，未言何年。以生乾隆二十六年推之，应卒道光十一年。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云‘道光庚寅（1830），江郑堂、许楚生、李练江、周乐夫相继殂谢’，则当年七十矣。包慎伯《安吴四种·汪冬巢传》亦云：‘庚寅，君之挚友三数人皆以物故，为《寒林独步》之图。’附记于此，以俟再考。”看来，闵尔昌已经注意到关于江藩卒年著录的差异，虽然将之系为道光十一年，但仍附录相关资料以备考，此种做法是科学而可取的，也为我们今天考辨江藩的卒年提供了重要线索。

近来续有探讨，并取得突破的，首推北京大学学者漆永祥。漆氏《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十六至三十八页专门对江藩卒年予以考辨。作者提出了四点依据，认为江藩卒于道光十年（庚寅，1830），寿龄七十。对此论断，笔者深表赞同，然就其依据来说，第一条为上引闵著中提到的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可谓有说服力的铁证，其余三条，多属推论性质。故尚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兹作一补证。

一、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道光十三年刊）云：“道光庚寅（1830），江郑堂、许楚生、李练江、周乐夫相继殂谢，汪子哀之，为作图以寓士衡叹逝之意，不忘旧朋也。呜呼！厚矣。”漆氏以为是“唯一言之凿凿且有确切记年的孤证”。其实，亦有旁证。包世臣《艺舟双楫·汪冬巢传》（收入《安吴四种》，同治壬申秋重刊本）记载有汪冬巢画《寒林独步》图一事，其云：“君讳潮生，字汝信，别字饮泉，晚又自号曰冬巢，姓汪氏……（道光）庚寅（1830）冬，予自删定文稿，乞诸友朝夕者分缮清本，君顾从他友所分去赋与文各一卷，字数累万，呵冻精写，点画清俊，有紫芝中江之意。是岁，君之挚友三数人皆以物故，君嗒然自伤，为《寒林独步》之图……又为《昉溪秋隐》之图，皆乞予序其意……”可知，汪冬巢为伤悼道光庚寅亡故的“挚友三数人”而作《寒林独步》图，再结合汪氏《冬巢诗集》中《曩以卜生庵图册乞题于郑堂练江题未成而两君皆殁秋窗展玩怆忆为诗》、《送江郑堂》等诗，足证陈穆堂所言不虚。

二、江藩侄孙江璧为江藩《伴月楼诗抄》写有跋文（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伴月楼诗抄》卷末附），其云：“岁在戊子（道光八年），复归广陵。是时曾宾谷先生在扬掌鹾务，深喜公之归，而恨公归之晚也。为之改馆授餐，犹有风雅之意焉。未几，宾谷先生谢任去，公郁郁不适，绝口不谈文字，逾年遂卒”。此记载有疑误之处，包括江藩复归广陵的时间以及江藩与曾宾谷交游的时间。江藩侄孙江顺铭在《节甫老人杂著》（道光九年刻本）卷首《识语》中明言江藩于道光乙酉（五年）退息里门（即回归广陵）。《识语》亦云江顺铭等人编订《节甫老人杂著》时曾请命于江藩，故江顺铭所言当可信从。此外，江藩与曾宾谷交游的时间也不在戊子（道光八年）之后。据《清史列传》、《续碑传集》等所载曾燠（字宾谷）的传记资料，曾燠先后有两个时期在扬州为官。一次是从乾隆五十八年到嘉庆十一年，任两淮盐运使。另一次是道光二年，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道光六年四月即被召回京，以五品京堂候补。其后，道光七年，曾燠引病乞归，奉旨不准给假，直至道光十一年（一作十年）卒于京寓。故此，江藩与曾燠之交游不可能迟至道光八年之后。尽管江璧所言有如此疑误，但其提及的江藩与曾燠的交游确有其事，戊子（道光八年）之后，江藩“逾年遂卒”也符合事实细绎上引跋语，戊子（道光八年）及其后江藩有极短暂的交游，由此推知江藩卒年最有可能在道光九年或道光十年，因道光九年江藩尚在，故取道光十年庚寅。。只不过，由于事隔多年，江璧只能记其大概而不够精确罢了。

三、阮元《高密遗书序》云：“甘泉黄右原孝廉（奭）以訾为刑部郎……右原乃言幼读书为举业，入安定书院，曾宾谷先生异之曰：‘尔勿为时下学，余荐一老师宿儒与尔为师。’乃甘泉江郑堂子屏藩也。右原以重修礼延之馆其家，从之学。右原质本明敏，又专诚受教。四年，子屏老病卒，独学又十余年，日事搜讨，从汉唐以来各书中得高密遗书盈尺之稿……”（黄奭辑《黄氏逸书考》所收《高密遗书》卷首附，清道光中甘泉黄氏刊民国十四年（1925）王鉴修补印本）其中叙及曾燠引荐江藩，黄奭因之延江藩馆于家，四年后江藩老病卒一事。此间江藩与曾燠的交游，当在曾燠回京的道光六年（丙戌）四月之前，且在江藩晚年即道光五年退息里门之后。由此后推四年，即在道光九年、道光十年间，江藩老病卒。再排除道光九年，亦只能取道光十年为江藩卒年。

综合上述论证，可以断定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庚寅（1830），享年七十。其依据有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和包世臣《艺舟双楫·汪冬巢传》两条铁证，另有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所论三条以及笔者上述所论两条推论性的证据。认为江藩卒于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享年七十一者，其依据仅有张丙炎作于光绪丙戌（1886）的《扁舟载酒词·跋》中所云“（江藩）卒年七十一”一条，且找不到任何旁证或推论性的依据，故此论断难以成立，张丙炎所言许是事隔久远或年岁计算失误所致。

二、生平探略〖1〗

（一）世系与家学

江氏世系，源远流长。据江志伊《新修金鳌江氏宗谱序》江志伊等纂《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江志伊《新修金鳌江氏宗谱序》，民国三十六年续修本。，江氏源出颛帝玄孙伯益子玄仲，传十七世至贞公，居济阳，是为济阳江氏始祖。六十世至玄公，居临淄，为临淄派。七十一世至革公，官谏议大夫，《济阳宗谱》宗为一世祖。传十六世，至淹公，封醴陵侯，为陈留派。淹公第三子荃移居宣城，为宣城派。二十世至韶公，由宣城迁旌德，卜居金鳌山麓，为金鳌派江氏始祖。以上谱系梳理，尤其是始祖追溯，多有附会之词，不可尽信。然自韶公以来，家业兴旺，俨然已成当地望族，江冲《歙北丰瑞里族谱序》云：“至二十世祖韶公，器局不凡，识量过人，常以世居繁杂，见金鳌山水秀异，八景呈祥，遂卜居之，名其地曰江村。自是人和俗美，英俊叠生，甲第盈门，遂为旌邑首族。”江志伊等纂《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旧谱序》，民国三十六年续修本。且其后子孙繁衍，厘然可考，“韶公三子，长知敬，五世孙烈，迁泾县丰乐乡。三知节，四世孙悬卿迁歙县、海宁。次知德，孙绪公三子，长执中，子全铭，唐太和中，中明经科，官侍御史。全铭公次子天驎，传曾孙从义、从厚、从政。次执义，孙天常，怀宁主簿，有善政，传曾孙从简、从龙。”江志伊等纂《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江志伊《新修金鳌江氏宗谱序》，民国三十六年续修本。从政公生子六，五为彦璋，江藩即出于彦璋一脉，列五十八世。自五十三世以来之繁衍，择与江藩关系密切者，列表如下此处参据薛以伟《江藩年谱补订》，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江藩祖父名日宙，从安徽旌德移居扬州，著籍甘泉。关于江藩的祖籍，有安徽旌德和安徽歙县两说。如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载“江上舍藩，寓居江都，实旌德人”，汪廷儒《广陵思古编》录江藩《河赋序》后所附小传称江藩“歙县籍，后居江都”。据江志伊等纂《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民国三十六年续修本），江藩隶属济阳江氏金鳌派。济阳江氏先后有临淄派，陈留派、宣城派。宣城派二十世至韶公，由宣迁旌，卜居金鳌山麓，是为金鳌派江氏始祖。其后，金鳌派又分为五支，“从义迁太平、长源及榨梓里，从政之后分迁太平、文野及歙之丰瑞里，其居金鳌者又分迁番禺之沙甬，从简、从龙则迁泾县之枧坑、溪口。各建祠修谱，自为一宗。惟吾从厚公支，世居金鳌。”（江志伊《新修金鳌江氏宗谱序》）而江藩又出自从政第五子彦璋一系。故此，称江藩祖籍为旌德较为妥当，而歙县之说，亦无大碍。至于江藩《乙丙集》之《谷董羹·序》所言“予本宣州人也”，乃因古时宣州领宣城等县，治所在宣城；清时宣城、旌德同隶宁国府，治所在宣城。故而，江藩所言，亦不足怪。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在扬州小东门附近的多子街开设有天瑞堂药肆，即是“旌德江氏生业”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一又称“小东门三之栈药肆，亦为江氏后人所业，今已易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甘泉是清代扬州府治的属县之一，而清代中叶的扬州，则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由于有着便利的交通，又是全国的盐务重心，扬州的经济极为发达，扬州的盐商更是富甲天下。加之扬州又不是地区的政治中心，与南京、苏州等治地相比，受到的政治控制要来得薄弱。因而，在这样政治环境宽松、经济条件优越的扬州，富商巨贾每每以交结名流、资助出书为乐，名公巨卿如卢见曾等也以振兴书院、刊刻经籍、诗酒唱和、主盟风会为务，使得这一时期扬州的文化得到了极大的繁荣，诚如江都人薛寿所说：“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读画舫录书后》，冶城山馆光绪庚辰刊本。这种地域环境，对江藩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尽管江藩少长于吴门，传惠氏之学，但他后来常年居住于甘泉，得与汪中、焦循、阮元等交游切磋，这对江藩学术成就的影响不容低估。

江藩本出生于商贾之家。祖上所从事的是药材生意，开设药铺兼行医治病。扬州多子街天瑞堂药肆即是其中之一。然自江藩父亲起栋开始，逐渐弃商业儒，研读诗书，并与饱学之士如薛起凤、汪元亮、余萧客、江声等相交游。值得注意的是，藩父起栋学佛有年，明于去来，对江藩影响颇深。受其父影响，江藩幼年即喜欢诵经，起栋诲之曰：“佛教大指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功有序矣。徒以童心，悦其文词，知见未真，必多疑语。盍读儒书，究世法，以为之基，然后从文字般若入实相般若乎！”江沅《染香盦文外集·处士江公墓志铭》，道光庚子刊《江先生诗古文词遗集》本。又尝曰：“儒自为儒，佛自为佛，何必比而同之？学儒、学佛，亦视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谈禅，略其迹而存其真，斯可矣。必曰佛、儒一本，亦高明之弊也。”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0页。援佛入儒的程在仁曾下榻江藩家，乐与江起栋谈论，自悲身世不偶，多愤激之言。起栋曰：“传有之，‘富贵在天’，虽一衿，亦有定数。子学儒、学佛，十有余年，胸中尚不能消‘秀才’二字，学道何为！”在仁退而告江藩曰：“闻丈言，醍醐灌我顶矣。”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9页。职此之故，江藩自幼谨守庭训，少读儒书，不敢辟佛，亦不敢佞佛。后来，江藩曾从以儒证佛、以佛证儒的薛起凤、汪缙学，与方外之人如淡上人、玉上人等也有交往唱和，如《游天平山次苏子美韵赠淡上人》一诗云：“执儒又执佛，我势若骑虎”，又《玉上人云寺内鸣钟声闻在此闻声在彼是现在声是虚空声请下一转语为述二十八字》曰：“罗筏城中无有我，毗卢门里住千人。钟声只在阿难耳，耳本无尘岂有音。”可见，江藩固然以专研儒学为主，于佛学亦有一定修养。故而江藩有“人之所以学佛者，为了生死耳。闭户参究，回光返照，即可以了矣，何事仆仆道路为？亦可谓疲于津梁矣”之论，又能对儒生与佛学之关系作出如下精辟论述：“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混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至儒、佛之分，在毫厘之间，若暗中分五色，饮水辨淄渑，其理至微，学者贵自得之，岂可以口舌争乎！自象山之学兴，慈湖之言，近于禅矣；姚江之学继起，折而入于佛者，不可更仆数矣。然尚自讳其学，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禅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禅行也。’如沈、史诸君子是已。至明之赵大洲，始以儒证佛，以佛证儒，如香闻师诸先生是已。间尝考之，后人皆曰：援儒入佛，始于杨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后际断，纯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于慈湖，始于伯子矣。”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0页。其中，指出援儒入佛不始于慈湖而始于程颢，可谓有识之论。而江藩所撰《正信录序》罗聘《正信录》卷首，上海国光印书局民国二十年刊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江氏通达佛理，兼容儒释的特质。更有甚者，即便是在一些唱和文字中，江藩也能信手拈来，融释无间，如《和汪大墨庄焚香二首》：

木叶烧残火色昏，诸华香散到儒门。通灵鼻观无生灭，更向曹溪问水源。

城南松柏北邙坟，来往新人底事勤。鸭舌兽炉经一卷，唱叉业海自然闻。江藩《伴月楼诗抄》卷上，清抄本，藏上海图书馆。

再如《题蒸砂方丈歌郎李金玉小影张雪鸿笔也》（其三）：“假装云鬓早知名，画里相逢也目成。我见犹怜无足怪，阿翁白发老成精。（‘老成精’三字出《楞严》。）”

（二）受业吴门，渊源红豆

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藩父起栋三十五岁时，移家吴县。五年之后，江藩出生，遂长于吴门。

十二岁时，江藩从薛起凤受句读，起凤谕以涵养工夫。某天，江藩忽然叱责仆人，起凤婉言开导说：“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先，汝如此气质，尚能读书乎！况彼亦人子也，为汝役者，逼于饥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诃责耶？”又尝从汪缙游，汪氏以自身的实践告之曰：“吾于儒、佛书，有一字一句悟之十余年始通者。读《二录》、《三录》，当通其可通者，不可强通其不可通者。”《二录》、《三录》，乃汪氏所著儒、佛互证之书。当时游学时的情形，江藩有《过爱庐师》一诗纪之：“阊门喧早市，衣葛夏初天。童子知迎客，幽人欲问禅。全芳供杂佩，新竹当疏帘。堂静生虚白，虚中复有边。”这些有关涵养的训导、读书方法的传授，对年幼的江藩来说，无疑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十五岁的时候，江藩从吴县余萧客游，始知风雅之旨。《乙丙集》即作于是年。在余萧客的指导下，江藩上窥汉、魏、六朝，下逮李唐、赵宋，“虽不能入天厨、窃禁脔，而钟嵘之品、皎然之式，亦三折肱而思过半矣”（《乙丙集自序》）。如江藩呈余萧客的《谷董羹》一诗：“蓬窗雨雪声疏密，苦菜生园吾未贫。寒夜投醪若下酒，春天杂煮洞庭莼。佳名传自罗浮老，好句还思陆道人。谷董羹香旧乡景，盘餐市远味艰新。”与其后的成熟之作如《春日杂兴》（春日身如不系舟）等相比，虽不免稚嫩，然措辞、用典、意境等方面仍有可取之处。在此后的十一年中，江藩共作诗800首，于乾隆丙午年去萧取艾，得一百二十八首，厘为二卷，名曰《乙丙集》。余萧客兼擅经义、诗古文词，曾将修补《古经解钩沉》一事托付江藩：“（藩）闻之先生曰：‘《钩沉》一书，汉、晋、唐三代经注之亡者，本欲尽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虚损症，危若朝露，急欲成书，乃取旧稿录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经籍之幸也。’”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页。可惜江藩自心丧之后，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饥寒切体，而不能专心从事编辑，“叹治生之难，蹈不习之罪，有负师训，能不悲哉”！

藩年十六，即受知于朱筠。朱氏性爱山水，喜好吟咏，每酒阑灯灺时，辄劝藩曰：“吾侪当以乐死，功名利钝何足介意哉！”此种鄙薄功名利禄的思想，对江藩有一定影响。日后，他尽管多次应考不中，仍能坦然面对，且优游山水、广交友朋，不以仕途、家计为意。譬如，他作有《古风》一诗，其中有句云：“嗟乎羊叔子，不如铜雀妓，富贵于我如浮云。”又譬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洪亮吉、黄景仁流寓日下，贫不能归，江藩与之共饮于天桥酒肆。遇武亿，遂招之入席。喝了数盏之后，武亿忽然环视左右，哭声大作，楼中其他饮酒的人多骇而散去。江藩问武亿为何如此，答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则则寥落不偶。一动念，不觉涕泣随之矣。”江藩戏称其为“今日之唐衢”按：唐衢乃唐时人，据《旧唐书》本传，唐衢应进士，久而不第。善歌诗，意多感发。每见人文章有所感伤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谈论，临别之时，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无不凄然泣下。故世称唐衢善哭。。后来，朱筠去世以后，江藩每每忆及交游时的情状，还时常情不自禁地深切缅怀，如《栢因轩有梅一株倚墙而生今年春笥河夫子探梅见此婆娑树本以竹杖去其枝头蛛网谓藩曰何其古也十一月二十六日与墨庄约明年春宿还元阁作众香国主人谈及此事而先生已归道山矣唏嘘久之泫然泣下感而作此》一诗，其中有句云：“横杖枝头拨蛛网，美人恐与风尘涴。玉堂神仙今羽化，灞桥驴背谁人跨。催花风去败花雨，梅为谁开为谁罢”，可见其无限哀思。

十七岁时，余萧客殁。余氏为文典博古茂，所作无多，江藩将之编次为集，得二十余篇藏焉。自萧客殁后，江藩泛滥诸子，如涉大海，茫无涯涘。江声（号艮庭）教之读“七经”、“三史”及许氏《说文》，乃从其受惠氏《易》。读书有疑义，质之艮庭，指画口授，每至漏四下，犹讲论不已。

十八岁时，江藩承江艮庭先生之学，著《尔雅正字》。关于《尔雅正字》的作年，《尔雅小笺序目》云：“予少习此经，乾隆四十三年，年十八矣，不揣謭陋，为《尔雅正字》一书，承艮庭先师之学，以《说文》为指归。”然《国朝汉学师承记·王鸣盛》却说：“藩十六岁时，著《尔雅正字》。”按：江藩受学于艮庭当在其师余萧客殁后，时在十七岁，而《尔雅正字》又是承艮庭之学而作，故当以《尔雅小笺序目》所言“年十八”为是。是书以《说文》为指归，《说文》所无之字，或考定正文，或旁通假借，不妄改字画。王鸣盛见此书后，倍加称赏，称好学深思之士惟江藩、李赓芸及费士玑三人而已，并告之邵晋涵作疏有年，可俟其书出再加订正。

也就在这一年，朱筼看到江藩的诗作，嘱张居寿为介绍，引为忘年交。朱筼特立独行，所作诗文皆根底经史，曾以“读书惟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富贵如浮云耳”教诲张居寿等弟子。因有着如此特殊的交谊，江藩在嘉庆十三年三月既望为之撰《墓表》，有“处士之韬耀绝机、含和隐璞，藩知之最深”云云。其弟子张居寿性刚烈，疾恶如仇，嗜酒落拓，学诗于朱筼，所作五言诗曾得到袁枚的延誉。后居寿殁，诗稿散佚无存，江藩因录其唱和投赠之作为一册，并作《张旧山诗集序》，收于《炳烛室杂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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