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需要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

从平、祁、太留存碑刻看其经济社会变迁

票商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票商与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变迁

从票号资本性质的研究看理论和史实的使用问题

试论辛亥革命与山西票号的衰亡

从票号揽办捐项看官商关系在近代的演进与晋商之性质

从钱市、利息行市看票号资本的性质

平、祁、太经济社会研究

企业凝聚力刍议

《山西票号研究综述》读后感

平、祁、太一带的民俗教育与商贸发展

平、祁、太商人与“三北”地区文明

也谈近代山西烟祸

“计然之策”刍议

山西票号的民间银行梦

晋商历史三段论

——兼谈荀子之儒的儒商义利观

后记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需要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

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是在鸦片战争后开始的。这种现象曾经迷惑过不少人。他们中，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近代化，是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其文明的结果；有的则说西方国家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两说虽有不同，但均歧入“侵略”能“促进”的谬论。其共同点，不仅都忽视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主体的自觉行为；而且也忽略了能为近代经济提供物质、资金、技术、市场基础的中国原有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这种对中国社会内部能动因素的置若罔闻，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在认识论方面，也违背了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的基本原理。为此，特撰此文，以供参考。

先看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

当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炸开中国这个闭关自守的、古老的封建王国的大门时，中国社会经济，并不像以往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在对付顽固不化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面，无所作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成长和发育着的商品经济，已经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成长、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如，鸦片战争前的矿业、手工业生产发展情况，家庭手工业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商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生产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与商品资本的活跃，城镇的发达与繁荣、具有近代银行性质的票号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75页。等金融机构的出现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已经为近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金、技术与市场基础。尽管这些条件还十分幼弱，但其本质，则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们正在对那些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积极地进行瓦解，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战后，上述条件有过变化。比如，部分手工业由于遭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品的倾销受到排挤，有的不能发展，有的破产。但是，另外一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不能取代其地位的中国手工业产品，甚至在国外市场还有相当销路的产品，则继续发展，它们在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方面，常常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持。

鸦片战争前，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诞生的票号，战后，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更加活跃。它们在各个重要的商埠码头，为本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这一点，我们从汉口英国领事1869年所写的商务报告中就可以看到。报告说，太平天国起义前，“汉口是以一个完整的富裕的银钱体系而自豪的。”在这个体系中，“山西票号财富是数以几十万两计的”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第三册，第1575-1576页。，“至于汉口的商人与外埠的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同样重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第三册，第1575-1576页。，“山西人差不多垄断了（汉口）所有的汇兑业务”。他们为中国商人在国内贸易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致使这位领事不得不向其政府报告说：“山西票号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及对四川出售货物的长期信用，使外国与中国商人竞争时，会有很多困难。”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第三册，第1575-1576页。在这里，山西票号的这种作用，仅仅是在1869年才有的吗？显然连报告的本人，都承认山西票号的这种作用，太平天国以前就已经有了。他在报告中所说太平天国占领汉口之前，“汉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体系”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票号在汉口、天津、北京、库伦、河口、归化、广州、苏州等地建立分号，还是鸦片战争前的事情。这就说明中国这样的市场基础，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前就已经奠定了的，并非侵略者带来的。

撇开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工商业不说，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票号在为民族资本主义筹集资金，招商集股、经收股本方面，可以说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助产婆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34-286页。

然而，在以往经济史教科书中，这方面的研究则很少。使人们看不到中国近代经济发生发展过程中，来自中国人民内部的、能动的因素。我想，这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应该认识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应对近代工业化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的主观动机，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的官员，在近代化过程中有没有能动的内因？他们在中国近代化经济发生发展过程中，有没有主动的自觉行为？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能否深入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王朝是腐朽的，没落的，在腐朽没落的王朝中，不乏腐败人物。然而在民族危机加深，面对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不发生变化，则是不正常的。也非历史的实际。以往许多人，认为中国工业近代化以军事工业为起点，其主要原因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的需要。这种看法正是没有注意到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会发生变化的反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统治集团中，关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发的一场论战，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在论战中，主张以办洋务为国策的思想，曾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为此，他们著书立说，使其主张逐步明确，并带有一定理论色彩。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科技人员、管理人才和舆论工作者，渐次形成一个洋务派。其代表人物是奕、曾国藩、李鸿章、郭嵩涛、左宗棠、刘铭传、张之洞等人，他们以实际行动，将师夷之长技付诸实践，揭开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序幕。所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外国侵略者带来的，不是西方国家的恩赐，而是中国政府、官员、士人、商民，在西方国家侵入，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情势下，奋发图强，在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推动下的产物。至于中国工业近代化以军事工业为其端，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首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总结教训时，就已经提出了“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是当时能提出的进步的思想。所以说，洋务派从军事工业入手，不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才想到的，而在太平天国起义前，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都认为应该如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陆续撤离北京，从此，西方在获及更多特权的有利条件下，其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张到华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对清王朝形成更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加强防御是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清政府中的决策人恭亲王奕，明确地提出加强国防的紧迫性。他说：“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款夷虽成（指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国威未振，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441页。1862年李鸿章也说：“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我能自强，则彼族不至再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曲，第13、19页；卷4，第17页。这些都说明其工业化由军事工业开始的主观动机，主要方面在“防夷”。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中国人考察问题的传统思路。洋务派的实践同样证明了他们办军事工业的目的。

从1861年冬创办安庆军械所到1865年中国第一家机器工厂——江南制造局的成立来看，中国的工业化是从造船业起步的。这时，清军已把太平天国的水师打败，控制了长江的水道。其他起义均在内陆，镇压他们并不需要轮船军舰。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国内阶级矛盾趋于缓和，清政府却在1865年到1894年间兴办了21个军事工厂。其中江南制造局（1865年）和福州船政局（1866年）的主要任务是制造远洋军舰，显然不是用来对付内陆上手持大刀长矛的起义军，而是为了对付来自外洋的侵略者。至于张之洞在武汉所办的湖北枪炮厂，其动因则是1884年1885年中法战争中形成的。抗法战争中，张之洞作为两广总督，为筹集军械，曾煞费苦心。1888年,他在总结中法战争的教训时,向清政府上奏,提出“制器械”的迫切性：“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张文襄公全集》卷125，第15页。因此，他产生了一定要建立大型枪炮厂的想法，并在两广总督任上筹建。1889年后，他调任湖广总督，就将在广东订购枪炮厂机器，移至湖北汉阳建厂，他提出：“机宜新式，钢贵自炼”，“器必求精求新”。“唯子药钢料贵能自制，无一外购，方符本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不仅建成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事兵工厂——湖北枪炮厂，还酝酿着建造为湖北枪炮厂提供钢材、化工原料的其他企业。他一生所办企业，其目的在于巩固国防、抵御外寇，自强自立，都是很明显的。

另外，落后的国家在进行近代化的过程中，几乎都是从国防近代化起步的。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在19世纪初实行改革，就是始于举办军工企业及其配套工厂。他们建立了开罗兵工厂、亚历山大造船厂等大型近代军事工厂，还训练并建立了新式军队。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就创办近代军事工业。1855年德川幕府在江户汤岛铸造炮场，制造洋炮洋枪，在长崎设海军传习所。1864年设横须贺造船所，修理并建造军舰，训练近代海军。中国的近代史是从反侵略开始的。中国的近代化第一步首先考虑国防需要，建立以抵御外侮为中心的近代化工业体系，则是顺理成章的，合乎后进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的。如果硬要坚持把洋务运动说成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予以否定。那就等于事实上否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自强不息生存因子的光辉思想。因为数千年前就已产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不是哪个阶级的专利，而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都应具备的优良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对这一光辉思想的又一种表述，面对外部的入侵，在当时，无论哪个个人，哪个群体，只要提出有利于中华民族生存抗争的变革主张，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所谓阶级，只不过是后来的人为了说明政权的更迭，才出现的一种社会学的名词而已。用这种说法评价洋务运动，这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反而有伤于先贤们的一片爱国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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