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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商业史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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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联华文组织出版,合同编号:zlhw2014-047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

出版时间: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两汉三国以来,一直有人从事两岸商业活动。从元明时代开始,台湾岛已被纳入闽商的商业网络,清以来两岸商业联系更为密切。虽然日据台湾之后两岸关系有波折,但其历史及地缘的联系预示着前景无限

作者姓名: 徐晓望

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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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68

书稿详情 稿件目录 样章赏析 图书评价

内容简介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两汉三国以来,一直有人从事两岸商业活动。从元明时代开始,台湾岛已被纳入闽商的商业网络,清以来两岸商业联系更为密切。虽然日据台湾之后两岸关系有波折,但其历史及地缘的联系预示着前景无限的未来。


作者简介

徐晓望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闽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潘  健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黄洁琼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许莹莹  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在职博士生;

徐思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稿件目录

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徐晓望徐思远

清前期闽台商缘的开拓许莹莹

晚清闽台商缘的发展黄洁琼

晚清闽台经济互动与台湾经济的雄飞徐晓望徐思远

清末民国闽台商缘的异化潘健

近六十年来闽台商缘的重续潘健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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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章赏析


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

徐晓望徐思远


在历史上,人类的海洋经济是其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而海洋文化往往又成为海洋经济定型的关键因素。台湾的海洋经济初步形成于明清时代,当其萌芽之际,台湾经济便受到了闽粤海洋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渗透到台湾经济的各个层面,从而铸就台湾海洋经济之个性。

一明代闽粤海盗文化与台湾的开发

海盗文化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海洋文化理论的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提出:西方是以流动为特点的海洋文化,东方是以静止为特征的大河文明;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参见:徐晓望《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徐晓望《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广州:《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35页。这类以“征服与掠夺”为主题的海洋文化,即是海盗文化,它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海洋文化的一个特征。在中国的海洋文化中,海盗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明清时期海盗的出现,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

明代的海禁是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中国唐宋以来传统的海洋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海禁最严厉的时代,多数港口失去了船影,北方许多地区,民众不以海鱼为食,马可波罗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渐渐退化为内陆商业城市,就连当地的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到福州。但是,在研究明代初年的海禁之时,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明代的海禁政策并未在中国沿海得到全面的贯彻,至少在闽粤交界的漳州与潮州,当地民众仍然下海贸易,如果官军前来制止,他们便拿起武器反抗,于是形成了以漳潮人为主的闽粤海盗团体。明代初年,漳潮海盗多次与明朝水师作战,并将他们击败。徐晓望:《论明代双屿港的漳州海盗》,2011年8月浙江双屿港研讨会论文。于是,中国古老的海洋文化在闽粤边区得到延续,而海盗文化一时成为这一时代海洋文化的代名词。明代前期,漳潮人将自己的海洋文化发展到南洋的许多地区,这是郑和下西洋时在旧港遇到陈祖义为首的漳潮海盗的原因。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明代的海禁未能完全泯灭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它只是化明为暗,从海疆城市的公开交易变为海疆边远区域的私人贸易,而其贸易的主体,也从合法的市民变为非法的民间武装,这类武装,是当之无愧的“海盗”。

从明初以来,当海盗成为漳潮许多区域的“文化传统”,景泰年间,“月港、海沧诸处居民多货番,且善盗。”为了制止这些海盗,官府想尽各种办法。漳州知府谢骞的办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月港、海沧的民众请到府衙来做客,使他们没有时间去当强盗。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莅志,漳州府,谢骞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三册,第1855页。但这一办法肯定无法持久。其后王阳明、俞大猷等人的对策是在海沧、月港一带招募“海沧打手”充任官军,达到“以盗止盗”的目的。然而,迄至倭寇时期,仍然有许多漳潮人去当倭寇,因此,戚继光大败倭寇之后,“倭寇”的队伍不是从海上遁走,而是从福建境内逐步退到漳州和潮州,并在潮漳边界又坚持了十几年,一直到万历中期仍有活动。万历末年,漳潮海盗再度猖獗起来,并有泉州籍海盗参加,这就是袁进、郑芝龙系统的海盗。徐晓望:《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兼论郑成功与荷兰人关于台湾主权之争》,漳州,《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1月。迄至郑成功崛起,闽粤海盗基本上控制了台湾海峡。正如崇祯年间的傅元初所说:“历稽往事,自王直作乱,以至于今,海上故不能一日无盗,特有甚不甚耳。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二,兵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页。

在世界史上,海盗是海上秩序的破坏者,同时,他们也是一批海洋冒险家,海洋上的边远岛屿常是他们驻足的地方。闽人探航台湾有悠久的历史,宋元时期,福建与台湾的联系已经相当频繁。台湾岛北部的流求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李复:《潏水集》巻五,与乔叔彦通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0页。参见:徐晓望《隋代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福建论坛》2011年第3期。明朝海禁政策实行后,澎湖巡检司撤退至泉州,台湾海面一时罕有福建水师活动。但是,福建水师放弃的地方,往往成为闽粤海盗活动的区域。明弘治、正德之际,费宏在送陆君美的一文中说:“琉球、日本诸海国,去闽仅数千里,而彭湖、鼋鼊、高华诸屿,隐然可数于烟波浩淼之间。奇货珍材以售于华人,获辄数倍。故滨海冒禁之民,往往通贾胡,驾巨舶,倚风涛,旁午出没。”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九,送福建按察司副使陆公君美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第435页。此文中的“彭湖、鼋鼊、高华诸屿”,便是当时对台湾的称呼。这条史料表明,闽粤海盗早在明代中叶就来到了台湾,乃至费宏等人怀疑倭寇也有在台湾活动。其实,明中叶以后的倭寇有一些为华人在中日学术界,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有日本的田中健夫与中国的戴裔煊、林仁川等人。参见:戴裔煊:《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田中健夫《倭寇——海上的历史》,日本,教育社1982年。,而且主要是漳潮海盗。倭寇活动的后期,漳潮海盗受到沉重的打击,便向澎湖与台湾逃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潮州海盗林凤、林道乾。徐晓望:《晚明在台湾活动的海盗》,北京:《台湾研究》2003年3期。万历三十年,福建水师参将沈有容在台湾海面袭击一股来自广东的“倭寇”,而后登上了台湾,访问当地的东番首领,从而使福建官府与东番首领之间建立了共同对付海盗的同盟。陈第:《东番记》,沈有容:《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本,第26-27页。万历末年,泉州同安人袁进纠合海盗驻扎于台湾的“赤磡(即赤嵌)”,他们有数千盗伙,并有大船数十艘。徐晓望:《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福建漳州:《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1月。袁进被招安之后,明末又有颜思齐、郑芝龙、李魁竒、锺斌等海盗团伙在台湾活动,他们也在台湾驻扎数年。崇祯十三年吏科都给事中王家彦在奏疏中说到:“闽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无所,且沙砾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赋急,穷民縁是走海如骛。长子孙于唐市,指窟穴于台湾,横海鸱张。如先年周三、李魁竒、锺斌等,其最毒者也。”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二,兵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页。

明代的海盗往往是亦商亦盗。张增信认为,林道乾等人在台湾的海盗活动,对台湾沿海航路的形成有其重要意义。张增信:《明季东南海寇与巢外风气》,张炎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研院1988年刊,第339页。事实上,袁进及颜思齐、郑芝龙在台湾时,也是漳泉海商在台湾活动的时候。明朝严禁月港的海商到日本贸易,但允许月港商人到台湾的鸡笼、淡水、北港等港口贸易,于是,漳泉商人以到北港贸易为理由申请“船引”,抵达台湾的北港后,又北上日本的平户及长崎二港。有时候,他们也在北港与南下的日本商人贸易,这便使台湾的北港成为一个贸易据点。袁进及李忠的海盗在名为“赤墈(今台南赤嵌)”的地方建立水寨,开始长期定居。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台湾研究》2006年2期。其实,正是闽粤海盗的活动开发了台湾的北港、鸡笼、淡水诸港,而闽粤海盗的主要港口北港,恰是中日贸易进行的地方。明万历末年,台湾海盗袁进被招安之后,林锦吾成为台湾北港的海商首领,但其人无法处理当地商人之间的争执,不得不申告福建右布政使沈演等人。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179-181页。至于明末海盗首领李旦及郑芝龙,干脆以北港为基地做贸易,往来于日本及台湾、漳泉之间。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许贤瑶译:《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第59页。天启年间,荷兰及西班牙的“海盗政权”出现于台湾。据张燮《东西洋考》的记载,荷兰人之所以来到台湾,首先是一些闽南商人将荷兰人带到澎湖列岛,在引起明朝抗议之后,又是李旦、许心素为首的闽南商人居间调停,最后明朝的官员默许荷兰殖民者占用台湾的北港。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东洋学报》第23编第3号,1936。

台湾分别被荷兰人及西班牙人占据后,再次成为国际海盗的巢穴。当时的荷兰人及西班牙人,都在海上劫掠对方的船只以及与对方贸易的中国船只,这给中国商人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城堡,客观上成为闽粤民众深入台湾的据点。就在荷兰人城堡的周围,逃荒至台湾的福建移民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发展水稻种植业和甘蔗种植业。然而,荷兰人的残酷剥削最终激怒了他们。为了对付荷兰及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闽粤海商力挺郑芝龙及郑成功父子。徐晓望:《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福建论坛》人文版2003年2期。而郑氏父子在海上崛起,也被明清二朝视为海盗,但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闽粤商人全面控制了台湾,郑成功及郑经将土地分给军队的将领,鼓励他们开发良田,发展农业陈汉光:《郑氏复台与其开垦》;曹永和:《郑氏时代之台湾垦殖》,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77页。,从此,台湾的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之,在明初的海禁之后,最早是闽粤海盗探索台湾沿岸的各个港口,并在当地屯住,从而开拓了台湾的对外贸易的港口。而后荷兰及西班牙人的“海盗政权”,在台湾南北分别建立了驻扎军队的据点,控制了部分沿海平原,这使台湾沿海区域进入农耕时代;迄至郑成功及郑经时期,闽粤民众对台湾的开发深台湾内地,为台湾平原区域的农耕经济及城市经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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