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歧路灯》及其版本流传

　　1.1.1　李绿园与《歧路灯》

　　1.1.2　《歧路灯》的版本流传

　第二节　《歧路灯》语言研究综述

　　1.2.1　词汇问题的研究

　　1.2.2　语法问题的研究

　　1.2.3　《歧路灯》语言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第三节　本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1.3.1　研究意义

　　1.3.2　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

　　1.3.3　一些相关概念的说明

第二章　从《歧路灯》看清代社会语言生活

　第一节　《歧路灯》语言的时代性

　　2.1.1　李绿园生活的时代与小说的语言文字

　　2.1.2　从语词更替看作品语言的时代特征

　　2.1.3　从语法表现看作品语言的时代特征：以语气词为例

　第二节　《歧路灯》语言的地域性

　　2.2.1　前人关于《歧路灯》语言地域特色的评述

　　2.2.2　河南方言的语词注释

　　2.2.3　河南方言的语法研究

　　2.2.4　方言成分在人物话语与具体场景中的分化

　　2.2.5　小说语言应用中方言比重的整体考量

　第三节　《歧路灯》语言的社会性

　　2.3.1　科场用语和封建科举制度

　　2.3.2　官场流行语和社会潜规则

　　2.3.3　俚谚典故和中原民俗文化

　　2.3.4　语言差异和说话者的社会特征

　　2.3.5　语言态度和社会心理

第三章　从人物话语看《歧路灯》语言应用的社会变异

　第一节　语言社会变异与《歧路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3.1.1　语言社会变异理论概述

　　3.1.2　前人对《歧路灯》人物语言个性化的关注与评说

　第二节　社会阶层与语言变异

　　3.2.1　清代社会背景与小说主要人物的社会分层

　　3.2.2　从名、字、号的使用看小说人物的阶层差异

　　3.2.3　语词使用的分化

　　3.2.4　语法形式的差异

　　3.2.5　人物语言社会阶层变异的总体趋势和偏离现象分析

　第三节　性别与语言变异

　　3.3.1　女性人物话语的精彩之笔

　　3.3.2　语言性别变异的案例分析：以王氏话语为例

　　3.3.3　从语言性别变异到社会地位差别

　第四节　年龄与语言变异

　　3.4.1　小说语言的显性年龄变异与隐性年龄变异

　　3.4.2　词语使用的改变

　　3.4.3　句法形式的变化

　　3.4.4　对结尾部分语言变化的思考

第四章　《歧路灯》语言应用中的行业用语

　第一节　五行八作与“行话”语词

　　4.1.1　行业语言概说

　　4.1.2　“行话”语词例析

　　4.1.3　小说中的天下百工与行业语言

　第二节　不同行业领域的语词勾描

　　4.2.1　科举考试领域语词

　　4.2.2　行政司法领域语词

　　4.2.3　宗教信仰领域语词

　　4.2.4　经济商贸领域语词

　　4.2.5　赌场博彩领域语词

　　4.2.6　戏曲梨园领域语词

第五章　《歧路灯》语言应用中的功能变体

　第一节　语言功能变体理论概述

　　5.1.1　语言功能变体的概念及其研究

　　5.1.2　语体和语域的使用说明

　第二节　语体分别与语言的差异

　　5.2.1　叙述语体与会话语体的区分

　　5.2.2　语体分野下的语词应用差异例析

　　5.2.3　语体分野下的句法差异个案研究

　第三节　语域与小说语言的功能变体

　　5.3.1　语域与语言功能变体的相关实例分析

　　5.3.2　语域对语言形式选择与使用的影响

　　5.3.3　语域与语言应用风格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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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歧路灯》及其版本流传

1.1.1　李绿园与《歧路灯》

李绿园（1707～1790），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别号碧圃老人，河南宝丰人，祖籍新安。乾隆元年（1736）丙辰恩科举人，后出任贵州印江县知县，离任后归老宝丰。清道光年间刊刻的《印江县志》称其为官时“兴利除弊，爱民如子，疾盗若仇”（清）郑士范纂修《印江县志·官师志》，道光刻本。，素有“循吏”之称。根据他的诗文笔记和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年之后的李绿园仕宦游历二十余年，足迹踏及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大半个中国，不过综观其一生的话，多半时间都是生活在河南境内。李绿园一生著述颇丰，有《拾捃录》《绿园诗稿》《绿园文集》和《歧路灯》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

《歧路灯》创作于18世纪中叶，作者在完稿后的自序里写道：“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小说完稿的时间在作者的自序结尾处有明确标示“乾隆四十二年秋八月”，即1777年。开笔的时间主要是依据自序里面“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上推而来。不过，根据其他相关史料记载的李绿园生平事迹，也能够基本印证这一推断。李绿园的自序和董作宾考订的《李绿园传略》在20世纪9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的《古本小说集成·歧路灯》中均有收录，可以参见。20世纪初董作宾曾结合李绿园的生平事迹对此进行了一番考证，并提出：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大致为1748年至1777年。因此，就小说的创作时间来看，它大体上与清初的另两部长篇白话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相近。《歧路灯》以祥符世家谭府为中心，讲述了世家子弟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经受不住匪人的诱惑，逐渐堕落，一步步地走上歧路，以致家业败落，后又浪子回头，重兴家业的故事。故事内容假托明朝嘉靖年间为历史背景，实际反映的是清代初年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中原地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这部小说除了成功地塑造出谭绍闻这个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回头浪子”形象外，还刻画了盛希侨、夏逢若、张绳祖、管贻安等一大批生于官僚富贵之家却不思上进、每日吃喝嫖赌的“败家子”群像，同时也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官绅幕僚、书办衙役、兵丁武弁、师姑僧尼、商贾市贩、流氓恶棍、市井无赖等各种社会人物，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当时清王朝各阶层民众的生活。可以说，小说是以浪子回头为主线，用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记载一人之浮沉、一家之盛衰来反映18世纪的中国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风貌。

1.1.2　《歧路灯》的版本流传

《歧路灯》完稿以后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这部小说的流传情况。1980年，第一次大量印刷的铅印本《歧路灯》由中州书画社出版，校注者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栾星，他在“校勘说明”中对自己使用的十一部考校底本作了简单的介绍与评价。2004年，《学术交流》发表了徐云知的《〈歧路灯〉版本考》一文，比较详尽地梳理了小说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四种版本形式：清代抄本、石印本、排印本和铅印本。下面我们结合这些内容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资料，简单介绍一下小说的版本流传状况，然后对本书研究中的版本使用情况做一说明。

首先是清代抄本的情况。据栾星（1980:14）介绍，从清末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有人闻见记述的《歧路灯》旧抄本一共有二十六种。他在六十年代校勘小说时，收集、使用的清代抄本一共有九个，但“诸抄多出村塾童生或半截子读书人之手，差错层出。”后来，徐云知（2004）通过比较国内多家图书馆收藏的《歧路灯》抄本，认为“（这些版本）除文字上由于辗转抄录及抄录者水平的原因而呈现错脱漏讹现象以及个别地方语言表述上的不同外，各版本之间的差异大多体现在时间先后、保存回目的多少和序、跋、附录、纸质、行次、传出地等的不同上”。徐云知《〈歧路灯〉版本考》［J］，学术交流，2004（1）.目前，能够见到并利用的清代抄本大概有八、九个，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开封市图书馆等处。不过，由于许多抄本已有二百余年，加之以往收藏条件有限，有的本子已经残缺不全，如河南省图书馆所藏的乾隆年间抄本现仅存四十余回，郑州市图书馆的藏本也多有残损。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整理出版了大型丛书《古本小说集成》，该丛书收录的《歧路灯》分作五册，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的影印本，书首还附录了李绿园的自序、冯友兰作序以及董作宾的《李绿园传略》等文章，为我们检视、研究《歧路灯》抄本面貌提供了便利。

其次是民国时期的石印本与排印本。石印本《歧路灯》是1924年由洛阳清义堂所印，但实际上是杨懋生、张青莲等一些热心读者集资筹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印数极少，现在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有收藏。该本共一百零五回，书首载有乾隆庚子原过录人题识、作者自序及其《家训谆言》，并附有杨懋生写的序文和张青莲作的跋语。栾星在整理、校注这部小说时曾经把它和今天河南省图书馆所藏的乾隆抄本进行了比较，认为“（它）所据底本传自新安，乃乾隆庚子过录本经辗转重写而晚出者”。[清]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M］,郑州:中州书画社（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1017.排印本《歧路灯》包括两个版本：北京朴社本和上海明善书局本。北京朴社排印本印于1927年，由冯沅君标点、冯友兰校阅并作序，但遗憾的是只印行了一册（前二十六回），内容只有全书的四分之一，不过，它的出版引起了朱自清、郭绍虞等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与评论，使这部小说的传播与影响开始走出中原地区，现在国家图书馆有藏本。上海明善书局本出版于1937年，它以杨懋生家藏抄本为底本，和洛阳清义堂的石印本相比，除了增附一篇蔡振坤的发刊词外，其余并无不同，因此也被视为清义堂石印本的转录本。由于印数有限、又逢抗日战争爆发，该印本大部分也已散佚，今天厦门大学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藏。从版本与传播来看，《歧路灯》在这一时期虽然已有印行，但印数都很有限，流传到今天的更少。而且，基本上未作现代意义上的校勘、整理工作，就版本性质而言“实际乃是一种抄本的过录本”。引自栾星的《校本序》与《校勘说明》，见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中州书画社，1980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多家出版社发行的现代铅印本。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首部简化字版《歧路灯》，校注者栾星通过比较清代的不同抄本，将回目审订为一百零八回。全书分作上、中、下三册，首印四十万套，后又加印了十余万套，发行后读者反响强烈、影响极大。之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也先后对这部小说进行印刷、发行，我国台湾地区也先后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在2010年的“《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台湾的《歧路灯》研究者高双印先生也曾讲到台湾出版的竖排繁体字版本。《〈歧路灯〉版本考》一文中，除了栾星校注本以外，作者还一一开列了13个不同的现代铅印本。而刘畅（2004）根据国家图书馆网络数据统计情况指出：“目前在大陆能够看到的已经出版的《歧路灯》有15个版本，加上在台湾出版的，共有19个校本。”刘畅.20世纪以来《歧路灯》研究回眸［J］，河南大学学报，2004（5）.

最近三十年来的《歧路灯》研究，学术界使用最多的是由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本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校注质量与巨大影响。当然，这一校本也并非无暇，如余辉（1994）《〈歧路灯〉校注的问题》、王恩建（2006）《〈歧路灯〉栾校补正二则》、苏杰（2010）《〈歧路灯〉校点与明清社会生活》等文章就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但到目前为止，栾星校注本仍然是《歧路灯》研究公认的最佳版本，学者们也几乎都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底本。本书的研究也把它作为主要的考察底本，引文的章回出处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就是指这一版本。不过，考虑到语言项目的研究往往要调查出现次数、比较使用频率，而这些统计数字对考察结论影响甚大，因此对于关键性的文本语料（如虚词），我们也会尽可能地核对不同的清代抄本，以求得语料的可靠，它们主要是《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本、开封市图书馆收藏的清代抄本等。

第二节《歧路灯》语言研究综述

《歧路灯》完稿以后，由于长期只以抄本形式流传于河南农村，知者寥寥、传播不广，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为学界所知。20世纪20年代，印本刊行之后这部小说才开始走出中原地区，逐渐引起全国读者和学术界的注意。80年代初中州书画社版《歧路灯》的发行，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近百年来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情况，人们在编撰学术史时存在两种看法：一是分作三个时期，如李昌铉（1999）、徐云知（2010）都主张这一看法，但他们在具体时段的切分上又存在着细微的不同。二是分为四个阶段，如刘畅（2004）所划分的“发轫期”“沉潜期”“高潮期”和“深化拓展期”。综观近百年来《歧路灯》研究的各种论著，绝大多数都在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之内，讨论内容主要是小说的创作主旨、主题思想、意义地位、情节结构、美学特色等。正如方平权（2006:162）所总结的：“《歧路灯》出版以来，研究者蜂起，然所关注的角度多是文学和社会学方面。”方平权《歧路灯》语词例释［A］，汉语词义探索［M］，长沙：岳麓书社，2006，P162～205.不过，也有极个别的学者注意到了小说语言的方言特色及其研究价值，如冯友兰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明确指出：“《歧路灯》用的河南话，……河南话与其他的北方话虽大致相同，而的确自有其风格，自有其土话。……除了能与人以真切的感动之外，还是研究方言的人的重要研究材料。”1927年北京朴社排印出版了由冯沅君标点、冯友兰校阅的《歧路灯》，这段话就出于当时冯友兰为其所作的序言。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的《古本小说集成·歧路灯》、齐鲁书社出版的《歧路灯》等不同的小说版本中都附录了冯氏的序文，可以参见。20世纪60年代栾星对小说进行校注时，曾经做了一千多条注释，其中至少有一百多条是与河南方言有关的条目，而明确标示为“豫语”的也有76条。不过，语言学界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这部小说的语言应用进行专门研究却只是近二十年间的事情。下面我们主要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对《歧路灯》语言研究的论著进行梳理。

1.2.1　词汇问题的研究

1.2.1.1　河南方言词汇的注释

这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的首先要属河南大学的张生汉，他（1995）在《古汉语研究》上发表的《〈歧路灯〉词语例释》标志着语言学界开始关注、研究这部小说的语言问题。张生汉（1999）还出版了《〈歧路灯〉语词汇释》一书，该书结合传统词汇学与现代方言学的理论方法，将《歧路灯》视作研究清代河南方言的资源库，通过与今天河南话对比，诠释了小说里面三百多条方言俚语的意义和用法。他在自序中还首先论证了《歧路灯》作为语言研究珍贵资料的两大基础：“突出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地域特征”，为后来的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后来，他又陆续写出了《〈歧路灯〉词语杂释》（2000）、《从〈歧路灯〉看18世纪河南方言词汇》（2001）、《〈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的方言词语比较研究（上）——以予词前的动词为例》（2004）、《〈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的方言词语比较研究（下）——以租、赁、雇、觅为例》（2005）等一系列论文后两篇比较研究的论文由他与刘永华合作完成。。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2008年他申报并成功获批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红楼梦》《歧路灯》与《儒林外史》词汇比较研究”，从而将《歧路灯》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对《歧路灯》一书中的河南方言词语进行注解的文章还有：伊波（1992）的《〈歧路灯〉豫语拾例》；张明海（2000）的《〈歧路灯〉中原口语词探释》；秦崇海（2003）的《〈歧路灯〉中原语词考释》；肖燕（2005）的《〈歧路灯词语汇释〉补遗》；刘丽娟（2007）的《〈歧路灯〉释词补遗》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研究者在评论小说语言方面的艺术成就时，也大多会列举、解释书中的一些河南方言语汇，如近代文学研究者任访秋（1982:29～38）就曾经写道：“里边的词汇、成语和谚语，绝大部分具有地方的特点。在词汇上，如称女婿为‘娇客’，称傻子为‘憨子’，称喜欢某人为‘爱见’某人，称女人自杀为‘寻无常’，称孩子们吵嘴或打架为‘各气’，称色情的戏为‘酸戏’；至于成语，如‘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一权主定’，‘磕头礼拜’；谚语，如‘一文钱逼死英雄汉’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河南人读起来，会特别感到亲切有味。”任访秋.漫谈《歧路灯》［A］，《〈歧路灯〉论丛》（第一集）［G］，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P29～38.

1.2.1.2　文言、典故语汇的考释

对此着力较多的研究者主要有方平权和苏杰。方平权在其著作《汉语词义探索》一书中专设了“《歧路灯》语词选释”一章，一共选取了65条词语，进一步细分为名词、动词、代词、副词、语气词等不同类别作了解释，有些词语还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证了它的历史演变情况。方平权《歧路灯》语词例释［A］，汉语词义探索［M］，长沙：岳麓书社，2006，P162～205.这些词语有的在今天人们的口语里已经不再使用，如“塘路、塘钞、塘差”“坐斗”“虔刘”等；有的在现代汉语或今天的河南方言中虽然还可以见到，但是表示的词义却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如“下课（看课）”“没有”、语气词“些”等，这些研究对今天的现代人阅读并正确理解小说的故事内容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苏杰供职于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近年来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歧路灯》的研究论文，如《〈歧路灯〉语词札记》《〈歧路灯〉校点与明清社会生活》《〈歧路灯〉文言词语考异》《〈歧路灯〉引用儒家典籍考论》等，内容涉及《歧路灯》校点、词语考释以及典故研究等不同方面，在学术界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他们以外，对小说中的文言典故词语进行考释的文章还有：张生汉（2000）《〈歧路灯〉词语杂释》；王恩建（2006）《〈歧路灯〉栾校补正二则》；程志兵（2009）的《〈歧路灯〉词语札记》等。

1.2.1.3其他和词汇相关的研究

除了方言词语、文言典故以外，关于小说的词汇系统、倒序词、儿化词以及称谓语、惯用语的研究等不同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论著包括：赵丽娜（2009）《〈歧路灯〉词汇系统研究》、苑志红、李文娟（2009）合写的《〈歧路灯〉中的倒序词研究》、苏杰（2010）《尊与亲的辩证法：〈歧路灯〉称谓现象考略》以及西北师范大学谢燕琳（2006）的硕士论文《〈歧路灯〉称谓研究》、山东大学马晓燕（2009）的硕士论文《论〈歧路灯〉中的儿化词》、西南大学李继刚（2010）的硕士论文《〈歧路灯〉惯用语研究》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谢燕琳的硕士论文已于2008年被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而毕业之后她也坚持致力于《歧路灯》称谓现象的研究，已先后发表了《〈歧路灯〉中的排行称谓》《〈歧路灯〉中的敬谦称谓》《〈歧路灯〉中的姓名称谓》《〈歧路灯〉称谓语中“第”字用法探析》《〈歧路灯〉称谓语中“老”字用法探析》《〈歧路灯〉称谓语中“宅”字用法探析》等一系列专题性的讨论文章。

综观《歧路灯》的词汇研究，在河南方言词语和称谓词语上取得的成果最多，而在文言典故词语和反映清代典章制度、体现中原地域风俗习惯的文化词语等方面尚待加强。另外，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小说中的一些语词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解困难。

1.2.2　语法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歧路灯》语言的时代特征和方言特质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这自然也包括对书中各种语法现象的关注，十多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颇具见地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从来源性质上看可以分作两大类：（一）在报章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数量大概有20篇左右。这些刊物既有语言学核心期刊，如《古汉语研究》《语言科学》等；也有综合性的社科类核心期刊，如《中州学刊》《甘肃社会科学》等，但大部分是高等院校学报和一般中文期刊。（二）研究生学位论文，据我们初步统计，截至2011年研究《歧路灯》语法问题的学位论文已有8篇，包括7篇硕士论文和1篇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涉及实词、虚词、短语结构、句式等多种内容，毕业高校分别为河南大学（2篇）、武汉大学（1篇）、山东大学（3篇）、华中科技大学（1篇）、中山大学（1篇博士论文）。从研究内容来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2.1　词类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王鸿雁（2003）《〈歧路灯〉助词研究》、马利（2006）《〈歧路灯〉动态助词研究》、李俊辉（2006）《〈歧路灯〉程度副词语法化考察》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和王秀玲（2007）的博士论文《〈歧路灯〉中的代词、助词和副词》。在研究方法上，这几篇论文大都借助量化的统计数据来描写相关词类在书中的整体使用情况，有的还探讨了表达相同语法意义的不同语言形式在出现频率上的差别。其中，王秀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代词、助词和副词三个词类的整体情况，还对一些典型词语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探讨。尤其是她把小说中的副词系统整理为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情状方式副词、语气副词和否定副词等六类，在每类中又选取若干典型语例进行重点考察，对了解《歧路灯》副词的整体面貌和个别词语的使用情况具有很大的帮助。不过，从总的使用情况来看，关于《歧路灯》中副词的研究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讨论与挖掘的地方。这既是由于“副词本身就是个大杂烩，不容易分得干净利索。”（吕叔湘，1979：36）也是因为小说中庞杂兼用的情况，以表示反诘疑问的语气副词来说，小说中出现的这类副词就有：“何必、何不、何尝、何曾、何苦、何须、岂、几曾、那曾、难说、难道、难道说、莫不是、莫非、委的、到底、毕竟、端的”等18个。（王秀玲，2007:113）它们有的是和现代汉语用法已经相近的近代汉语词汇，有的却是今天人们话语中已几乎不用的古代汉语遗留形式，有的则属于河南地域方言的性质。

1.2.2.2　一些典型虚词的研究

这首先体现在助词“哩”上，《歧路灯》中它既可以作结构助词，也可以作语气助词，与其他的助词“的”“得”“地”“呢”等交错使用。今天的河南话中，“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仍十分常用，在方言上颇具有典型性。因此，多年之前就有不少人发文讨论，如高育花（1998）《〈歧路灯〉中的助词“哩”》、傅书灵、邓小红（1999）《〈歧路灯〉句中助词“哩”及其来源》、丁喜霞（2000）《〈歧路灯〉助词“哩”之考察》、冯春田（2004）《〈歧路灯〉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形成》等。直到最近仍有人在持续地关注、研究，如傅书灵2010年提交给“《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就是《再谈〈歧路灯〉结构助词“哩”及其来源》。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书中使用的助词“哩”进行了深入讨论，既有对不同用法和统计数据的详尽描写，也有结合汉语史的发展对其形成来源的考察分析。其他讨论小说虚词的文章还有：傅书灵（2005）《〈歧路灯〉程度副词“极”字考察》、傅书灵（2006）《〈歧路灯〉中的动态助词“的”》、李品素（2008）《〈歧路灯〉中的“讫”》、李仕颖（2008）《试析〈歧路灯〉中完成体动词“讫”》等。另外，人们在研究河南方言时，除了使用方言学的发音人调查、社会语言学的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也会借助专书语料的使用证据，而《歧路灯》中的“哩”也就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历时语料，如王晓红（2003）《南阳方言中的助词“哩”》、郭熙（2005）《河南境内中原官话的“哩”》、翟燕（2005）《“着哩”的语法化》、张雪平（2008）《河南舞叶话的“哩”》等文章。

1.2.2.3　短语结构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探讨较多的主要是小说中的两类结构：一类是表示可能义的述补结构，例如傅书灵（2005）《〈歧路灯〉中的能性“V不得（O）”》和王秀玲、秦晓华（2009）的《论〈歧路灯〉中的能性述补结构》。另一类是介词结构，如秦晶（2006）的《析〈歧路灯〉中表示依据、排除的介词结构》一文，这是在其硕士论文《〈歧路灯〉介词结构初探》的基础上提炼、修改而成。以能性述补结构为例，研究发现：《歧路灯》中用述补结构表示可能的句子很多，有“V得”“V的”和“V哩”三种形式，而这三类句子在动词使用、语序位置、宾补成分等方面大致呈现出规律性的差异。如用“哩”的能性述补结构动词都是单音节的，而用“得（或的）”的能性述补结构可以是双音节动词。另外，调查也发现“哩”用于述补结构表示可能义的用法在明清时期的白话文献中十分少见，这表明在当时它很可能是一种带有地域分布差异的方言用法。

1.2.2.4　句型、句式的研究

讨论较多的主要是把字句和疑问句。先说把字句，傅书灵（2004）《〈歧路灯〉中的“把”字句》对这种句式在小说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用法。之后对它给予较多关注的是张蔚虹，她从2005年完成硕士论文《〈歧路灯〉“把”字句研究》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先后发表了《〈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把”字句比较》（2008）、《〈歧路灯〉“把”字句研究》（2008）以及《〈歧路灯〉中“把／被”融合句略论》（2010）等数篇论文。疑问句的讨论文章主要有：王鸿雁（2005）《〈歧路灯〉的选择疑问句研究》、王三姓（2007）《〈歧路灯〉选择问句研究》以及武汉大学柯移顺（2005）的硕士论文《〈歧路灯〉疑问句研究》等。另外，探讨其他句式的文章还有傅书灵（2007）的《〈歧路灯〉“叫”字句考察》、刘永华（2004）的硕士论文《〈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中的“与”和“给”》等，后者从题目看似乎只是讨论“与”和“给”这两个词语，但实际上却关涉到汉语的给予句问题。后来，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他与张生汉一起合作发表了《清中叶北方方言的予词句演变研究》。

总体上看，最近十几年间《歧路灯》语法研究的成果在逐渐增多，研究内容、考察方法各具特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它们大多是描写小说中某个语法点的使用情况，在历时发展、比较研究等方面尚待深入。而进行持续关注并取得较多成果的研究者寥寥可数，研究队伍与关注群体有待扩大。另外，至今也没有一本《歧路灯》语法研究的专著问世，这也说明对《歧路灯》语法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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