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与《夷坚志》比较研究述略（代序）前言导论

　一、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概况

　二、《太平广记》《夷坚志》与宋代社会文化之互动

　三、《太平广记》《夷坚志》之研究现状及本课题研究的动因概述

　四、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编纂动因、体例结构以及故事来源之比较

　一、官修类书与个人著述的本质差异

　二、按类编排和按时间先后编排的本质差异

　三、选集与创作的本质差异

　四、政治家与载纪家的交叉与兼容

第二章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关于忠孝节义故事之比较

　一、《太平广记》中的忠孝节义故事

　二、《夷坚志》中的忠孝节义故事

第三章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关于商贾活动的记载及其商贸观之比较

　一、《太平广记》中有关商人活动的记载及其商贸观

　二、《夷坚志》里的商人故事以及宋人的商贸观

第四章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各类信仰之比较

　一、二书关于儒道佛故事异同辨

　二、二书关于鬼神怪异故事异同辨

第五章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一、从故事来源和编选或创作目的看二书小说观念之异同

　二、从志奇志怪内容看二书小说观念的异同

　三、从现实书写与虚构故事看二书小说观念之异同

第六章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文化应用价值之比较

　一、《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历史文献价值之比较

　二、《太平广记》与《夷坚志》文学文献价值之比较

　三、《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学术文献价值之比较

第七章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影响之比较

　一、《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对文学的影响之比较

　二、《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对后世学术文化的影响之比较

　三、《太平广记》与《夷坚志》在海内外传播之比较

　小结

　一、《太平广记》《夷坚志》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二、《太平广记》《夷坚志》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三、《太平广记》《夷坚志》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附录

　1.试论洪迈《夷坚志》的文献价值

　2.《夷坚志》故事的叙事特征及其影响

　3.文学与科技之间：《夷坚志》生物变异故事

　4.小说与新闻之间：《夷坚志》故事的文体特征

　5.科学与迷信之间：《夷坚志》占验故事

　6.试论《太平广记》的空间叙事及其文化内涵

　7.全视角观照下的《夷坚志》与宋代江右多元文化探析

　后记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比较研究述略（代序）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比较研究述略（代序）秦川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是宋代两部大型小说集，但前者为选录自汉至五季载集而成的小说总集，系李昉等人奉敕编纂而成；而《夷坚志》为文人独创的以志怪为主要内容的小说集，系南宋洪迈历六十年之久收集亲人、朋友及同僚耳闻目睹之新闻故事陆续编写刻印而成。由于《广记》是分类编纂，因而也叫小说类书；而《夷坚志》不分类，即为通常所见的小说专集，但二书内容涉及的面都非常广，因而又都有“百科全书”的美誉。兹对二书比较研究的核心内容做一简要概述。

一、二书有关因果报应类内容，意在劝惩教化，反应儒释道合力教育世人的情状

各类因果报应故事，不是有意去宣传封建迷信，而是奉劝世人应懂得行善积德终有好报，而作恶多端定要偿还的道理，体现的是劝惩的意义，更多的传达出正能量的教育作用。

从佛教的哲理讲，世间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有果定有因，且因果互动、互相作用、相互转化，原有的果又可以成为新事物的因，“三世轮回”理论讲的明显就是这个因果定律。《太平广记》和《夷坚志》中大量因果报应故事，实属佛教影响所致。二书中因果报应涉及的面极广，从生物界到自然宇宙的各个方面，都有选录和描写。而首先是从人类到动植物界以及人类与动植物界的轮回变化，皆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体现作者以及编选者终极关怀生命的意识。

从人类果报的角度看，首先是从传统的孝道出发，选集或描写孝与不孝的后果，以达到向人类奉劝或震慑的教育效果。之所以将“孝”的内容作为教育人的首项来加以强调，是因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是世人所普遍认同的家庭伦理和社会思想。在古代中国的任何历史时期，皆倡导孝道。当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一般是先尽孝后尽忠。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不少“大孝”的典范，皆感人至深，有如“百里负米”的子路，“啮指痛心”的曾参，“芦衣顺母”的闵子骞，“亲尝汤药”的汉文帝，留下千古名篇《陈情表》的李密，以及弃官寻母的朱寿昌等等，如此之类，难以遍举。儒家经典中从《孝经》到刘向《汉书艺文志》中的《孝子传》，再到元代郭居敬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皆为赞孝倡孝的专书。然而事实上，历朝社会皆存在着不少忤逆不孝之人，只不过这类人物正史少有记载，暴露和批判不孝的任务多由野史笔记来承担。作为文言笔记体的小说集《太平广记》和《夷坚志》，则自觉担负起描写和记载历史的重任，既有正面的忠孝之人，也有反面的忤逆不孝之人进入作者或选家的笔端，以达到辅教的目的。从赞孝倡孝惩不孝的行为过程及结果看，其核心思想所体现的是儒家的学说，而孝与不孝在最终所得结果，是佛教果报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且反映善报最高境界的成仙作佛，这又是道教和佛教的理想境界。于此可见，二书劝惩目的的实现是通过儒道佛三教合力来完成的。

《太平广记》中赞孝倡孝惩不孝的故事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子女孝顺父母的行为感动了神仙或佛祖，获得神仙或佛祖的鼎力相助，因而父母的疾病得以痊愈。如有割股疗母疾的“章孝子”（《广记》卷第一百六十八气义三），有诚心奉佛以祈求佛祖保佑病笃母亲的“萧子懋”、“萧睿明”、“解叔谦”（《广记》卷第一百六十一《感应一》）以及《感应二》中的“陈遗”，皆属孝感类内容。不仅孝心感动上苍或佛祖而使得父母的疾病得以痊愈，而且还能令父母死而复生，“匡昕”则为典型的代表，类似“匡昕”的还有同卷“曾康祖”。

　人们常说“母子连心”，所以不仅有上述故事的母子孝感，而且还有如“宗元卿”故事中母子间的心灵感应。此类故事也不仅在普通常人中，而且在帝王之家也是如此。如上述提及的齐国的晋安王“萧子懋”就是齐武帝萧赜第七子，他七岁时，母亲阮淑媛病危笃，他诚心礼佛，感动佛祖，其母淑媛病很快就好了，时人称其孝感。

上述故事虽为至孝的典范，但其孝敬的毕竟是自己的父母，而狄仁杰则是孝敬他人的父母，其境界更高，情节也更为感人。故事如此写道：

狄仁杰，太原人，为府法曹参军。时同僚郑崇资，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泣乎？”乃请代崇资。（出《谈宾录》）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而狄仁杰为府法曹参军时，其同僚郑崇资将要充使绝域，而郑崇资家有老且病的母亲。狄仁杰出于大仁大义大孝之精神，便奋勇自告，请求替代郑崇资出使绝域，让郑崇资留下来孝养其年迈多病的母亲。其孝义行为感人至深。

二是孝敬父母感动上苍获得好报，而相反，不孝则获恶报。这类故事最为典型的有《广记》卷第一百六十二《感应二》中的“王虚之”和“河南妇人”。　

“王虚之”系江西庐陵西昌人，其故事出自《孝子传》。故事说他十三岁的时候，父母皆去世了。他出于对父母的思念和孝敬，二十年内美味佳肴从未入过口。后来王虚之得了重病，忽有一人来告诉他道：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一会儿那人就不见了。后来他的病果然很快就好了。这事被乡人视为至孝所感的结果。与之相反，“河南妇人”则属不孝的典型，但她也遭到了恶报。这说明不孝之人天不能容。《广记》选录这组绝然相反的故事，其褒贬态度自寓其中，而选家的惩戒动机和教育目的也非常明显。

《夷坚志》中的赞孝倡孝惩不孝的故事更为多样，比较典型的有“甲志”卷二《齐宜哥救母》，卷七的《不葬父落第》，卷八的《不孝震死》；“乙志”卷七《杜三不孝》；“丙志”卷八《谢七嫂》，卷十五《周昌时孝行》；“丁志”卷八《雷击王四》，卷十一《丰城孝妇》，卷十二《陈十四父子》、《吴二孝感》，卷十三《昭惠斋》，卷十九《谢生灵柑》等。这些故事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从正反两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那个时代普通百姓对待父母明显不同的两种行为态度，表明了作者对孝道的敦崇和对不孝行为的无情抨击。

从上列12例中，孝的故事6例，不孝的6例，各占一半，正反对比鲜明，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充分体现了作者乃至全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思想行为导向。如《齐宜哥救母》中的宜哥，才六岁，竟有同情恻隐之心，不忍母难产时的困苦，而以其诚心与坚毅祈祷神灵，帮助母亲解除痛厄。故事虽然在宣扬佛道二经的神奇力量，但故事对六岁小宜哥孝行细致入微的描写，则客观流露出作者对宜哥孝行的肯定和赞赏。类似宜哥的是“丁志”卷十三《昭惠斋》中的牧童。那牧童将斋供神灵的馒头隐藏2个下来，原本触怒了神灵。当天神降罚并诘问他为何隐藏斋食时，牧童以“馈老母”答之，竟感动了天神，结果是天神喜而放之。还有至孝感动天神的小民吴二和富民周昌时。吴二原有雷击之厄，竟以“至孝”免灾。而周昌时母亲郑氏，病腰足五年有余，行步绝费力，坐立艰辛，百药无效，良医束手。昌时侍母至孝，不忍母困苦，“发愿剖腹取肝啖母．以报产育乳养之恩”，以致感动天神，得赐神药三粒。周母郑氏吃了灵药之后，“积痾顿瘳”。像温州民谢生亦为以孝行感动天神的又一“至孝”典型。故事说他母亲因“老病不肯服药”，“夏月思生柑，不啻饥渴”，而谢生为了救治母亲，在自家橘树下跪拜求之，直至“膝为之穿裂”，因而感动天神，让其家柑橘树“累累结丹实数颗”。谢生母亲也因吃了“灵柑”之后“痼疾遂瘳”。作者在故事的结尾处如是写道：

闻者传为孝感。远近士大夫争赋诗词，歌诵其美，目曰《灵柑诗轴》。郡守王溉巽泽诒书它邦，夸广其事。惜不上诸朝，揭之史策，使继姜诗孟宗之芳尘以示不朽。

可见，这些孝感天神的故事，其意义不啻是感动天神，而更在于感动了世人。其孝敬父母的典型事迹，无不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和热情歌颂；而闻者及士大夫的争相赋诗颂美，亦体现了倡孝崇孝之风成为一种良好社会风习，已在全宋时代悄然普及开来。

婆媳矛盾古已有之，或是公婆虐待儿媳，或是儿媳不孝公婆，这些已是随时随处可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因而这种矛盾也就由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道德层面，而备受人们的关注。其中以不孝公婆的恶媳妇形象出现并受到作者乃至全社会的唾弃和批判的事例为多，如“丙志”卷八中的《谢七嫂》就是不孝于姑而获恶报的典型。然而在“丁志”卷十一中的《丰城孝妇》中的“孝妇”朴实，善良，有不忍人之心。在家乡遭水灾而不得不就食他乡的情况下，那位贤孝妇人未听其夫“弃姑自逃”的“密告”，而是“悯姑老”，“不忍弃”，“掖之以行”。或许是婆母命不该绝，或许是此妇的孝行感动了上苍，于是有“天赐银笏”的幸运。故事以绝情、狠毒、衣冠禽兽的不孝儿做对比，将一个贤惠、善良而高大的孝妇形象凸显在读者的眼前。而不孝儿也很快受到了应有的恶报。

在以“百善孝为先”的社会伦理思想的统领下，“不孝”自然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夷坚志》里像上述那个不孝儿速报的故事还有不少，如《不葬父落第》《不孝震死》《雷击王四》《陈十四父子》《杜三不孝》等，皆为不孝父或母而受到天报的典型例子，其中《不葬父落第》《不孝震死》《雷击王四》则将故事的内容、主题以及不孝的结果在题目中醒目地标出，意在震慑世人使之有所畏惧，以达到最好的倡孝崇孝的教育效果。

其次，在孝与不孝的因果报应之外，就是儒商与奸商的果报故事，亦在劝善惩恶之列，但二书中的商人及其商贸行为则明显不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因为《太平广记》所选系赵宋以前各朝故事，其中最多的系唐五代商人及其商贸故事，体现的是与盛唐气象相吻合的时代特征；而《夷坚志》是宋人洪迈写当朝故事，体现的是宋代商业发达，城市经济繁荣背景下商人复杂的心理、生活情态，更多的引起人们对商人道德行为的关注。

《太平广记》所选内容涉及商人活动或商贸行为的故事，据不完全统计，有51则，虽然总量在全书中的比例不算大，但其分量却是比较重的，多数为大商巨贾。这51个故事中，除《糜竺》（三国故事）、《千日酒》（东晋故事）、《费季》（东晋）、《卖粉儿》（南朝故事）、《杨林》（南朝故事）、《周迪妻》（南朝故事）、《南海人》（2篇，朝代不明）8篇外，其余皆为唐五代时期的故事，其中五代12篇，唐代31篇。

这些与各朝商贸有关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五代及以前各朝尤其是唐五代大小商人的生活情状、所拥有的财富、所结交的人群以及对社会贡献的财富。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觉察到商人地位的悄然提高，而且也可以透过字里行间感受到故事的作者以及选编者甚至是全社会对各类商人的不同态度和感情。

总体来说，《太平广记》中大多数商人有智慧、善经营，且仗义疏财，非常大气，有大国风范或“盛唐”遗风，配得上“儒商”的称号，因而他们大多成为大商巨贾，深得时人赞美和羡慕。像疏财仗义、影响振动阴阳两界的江西庐陵商人田达成，颇有豪侠之气的女商人荆十三娘，有官宦之后智慧超群的大商人窦乂，还有捐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的王酒胡等等，皆为人们艳羡的商人范例。然而也有些实为鸡鸣狗盗之徒的商人，受到人们的唾弃。他们或以打劫致富，或囤积居奇以牟利，或以幻术骗钱，下流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最终也都没有好下场。如胡媚儿、板桥三娘子是靠幻术骗钱，江淮贾人、龙昌裔是靠囤米以待荒年以牟暴利，申兰、申春兄弟以及泛海客所遇海岛众商人，是靠杀人越货发迹等，然皆无有善终者。但无论是大商还是小贩，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靠勤劳致富，靠聪明智慧致富，靠义气诚信致富。其中一些典型的例子，感人至深，值得后人仿效。

而《夷坚志》里的商贸故事以及宋人的商贸观则明显不同于《太平广记》里记载的情形。

据不完全统计，《夷坚志》里有关商人活动的故事有46则之多，涉及药商、旅店、茶肆、酒肆、粮商、盐商、茶商、布店、染店、饮食店、水果店、废旧店、刻书商等方面的商业活动，虽名目繁多，交易频繁，皆小商小贩，像唐五代那样的大商巨贾较少。而商业故事也不像唐五代商人故事那样重点描述商人如何经商、如何扩大商业规模以及营销获利的情况，而是重点介绍或描写商人的道德行为，并对儒商和奸商进行褒贬。

从这46个商人故事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为药商，且由道人制药和货药为主，这与宋代君王崇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出现了读书人卖诗为生的商业活动，笔者称之为“文商”，这也可以看作是宋代商业发展的影响。总体来说，洪迈记述这些商人故事，并进一步交待儒商和奸商的不同结局，意在歌颂儒商，鞭挞奸商，以鼓舞或震慑世人，导引人们去恶向善。

概而言之，《夷坚志》里的商人故事从情感层面上说，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一是对儒商义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歌颂，以之为商人的榜样，代表性的有如《石氏女》《窦道人》《査市道人》等；二是对奸商的非礼非义行为予以无情的抨击和批判，代表性的有《闭籴震死》《浦城道店蝇》《许德和麦》等；三是对商人经商活动特别是海上行商屡遇风波之险赋予深切的同情，代表性的如《岛上妇人》《昌国商人》《泉州杨客》等。然而《夷坚志》里以奸商遭恶报故事占相当比重，其数量远远多于儒商行善遇好报的故事。这一来说明商业经济发达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大，唯利是图成为社会尤其是市民的不良风习，值得人们深思；二来奸商恶报对世人的震慑作用所产生的教育效果，要比正面宣传教育的效果来得更快更直接。请看《许德和麦》：

乐平明口人许德和，闻城下米麦价高，令干仆董德押一船出粜。既至而价复增，德用沙砾拌和，以与人，每一石又赢五升。不数日货尽，载钱回。甫及家，天气正好晴。或变阴暗，雷风掀其身于田畈间，即时震死。

这是奸商赚不义之财而速获恶报的典型事例，几令闻者丧胆。再看《泉州杨客》：

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每遭风涛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许以饰塔庙设水陆为谢。然才达岸，则遗忘不省，亦不复纪录。绍兴十年，泊海洋，梦诸神来责偿。杨曰：“今方往临安，俟还家时，当一一赛，不敢负。”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尔心愿不必酬，只以物见还。”杨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钱塘江下，幸无事。不胜喜。悉辇物货，置抱剑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桥西客馆。唐开宴延伫，杨自述前梦。且曰：“度今有四十万缗，姑以十之一酬神愿，余携归泉南，置生业，不复出矣。”举所赍沉香龙脑珠琲珍异，纳于土库中。他香布苏木不减十余万缗，皆委之库外。是夕大醉，次日闻外间火作，惊起走登吴山，望火起处尚远，俄顷间已及唐翁屋。杨顾语其仆，不过烧得粗重，亦无害。良久，见土库黑烟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还视，皆为煨烬矣。遂自经于库墙上，暴尸经夕。仆告官验实，乃得葬云。

儒商皆以诚信为本，而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每遇风涛之厄，皆呼唤声明，指天立誓，得神明护佑，致赀二万万。然风平浪静、化险为夷后，则将誓言抛至脑后。后梦诸神来责偿，最终天火将其家烧成灰烬，杨客也自缢身亡。这个故事旨在谴责那位杨姓客商不守诚信，但客观上也反映了海上经商的不易与艰辛。

由此观之，商业在唐宋时期是很发达的，商人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其社会地位明显提高。所不同的是，唐代多记载大商巨贾，写他们的大气，与盛唐帝国的气象相吻合，体现作者或全社会对商人的欣赏和羡慕；而宋代多记载商业活动的普及而频繁，作者的笔触更多地关注商人的道德行为，体现宋人重教化的社会特点。

二、二书所选或所写神奇鬼怪故事，包括生物变异故事、神奇的预测学故事等，皆体现出作者和编选者的科学探究精神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除了礼佛敬神敬仙之外，还信奉各类神灵鬼怪，体现出信仰多元的“泛信”倾向与世俗功利的价值取向。《太平广记》和《夷坚志》收录或描写了不少神灵鬼怪故事，其共同点是相信人死成鬼，人鬼之间虽阴阳殊途，但很多情况下人鬼是可以沟通的，甚至可以相处，依然体现出佛教生死轮回观念的影响。

人死成鬼外，是对生物精神的深度思考，诸如包括人、动植物等各类具有生命的东西在内是否有精神、有灵魂？以及其精神、灵魂活动的具体表现是怎样的？诸如此类都在这些故事的作者以及编选者的考虑范围内。

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且鱼龙混杂的预测学故事，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体现作者或编选者的科学探究精神。

首先，我们来看看二书中的神灵鬼怪故事。

但由于二书的文献性质不同，《广记》是宋人编选唐及唐以前的文学文献，系文言小说总集，因此书中的故事主要体现作品本身所产生的时代特点；而《夷坚志》则系宋人传述和记录描写宋人的故事，属文言小说专集或别集，当然反映的是宋代的特点。但即使是同类题材和类似内容的故事，也因具体的时代不同，作者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取向各异，因此那些神灵鬼怪故事所传达出来的意旨也就各不相同。譬如《广记》中的虚幻故事，皆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例，给读者以文学真实的信息传达，而不在于做历史事实的征应，体现的是其文学性特征；而《夷坚志》中的虚幻故事，多以某一真实的历史人物亲闻亲见或亲历的口吻来记载或描述，强调的是征信，给读者以信使的感觉，体现的是其史学性特征。正如南怀瑾先师曾经所说的那样：

……如果从小说的立场来看历史，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大小说。历史上的人名和地名，都是真的，但有许多事实，大多数已经走了样，甚之，完全变质。而小说中人名和地名，大多数是假托的，可是那些故事的内容，却几乎都是真的。只不过再经文人的手笔，加以渲染剪裁而已。只有幻想小说，完全是虚无缥缈的无稽之谈。但是幻想也是人们心理行为的呈现，而反映出一个时代或某一地区、某一环境中的人们思想和情绪。而且它对于社会思想的向背和心理思想的正反，都有绝对的影响《南怀瑾选集》卷六第33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一）《太平广记》中的神灵鬼怪故事

众所周知，《太平广记》中故事是选取唐及唐以前的各类文献，因而故事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只能代表唐及唐以前人们的思想观念。从所收精灵鬼怪故事的数量来看，无疑鬼神观念的信奉特别明显，而选录鬼故事达40卷之多，其次是妖怪和精怪故事。这四十卷鬼故事中，亦各不相同，类型多种多样。

一是鬼魂附体现象，即现实中人看不到鬼魂的模样，而鬼魂是附在活人身上，凭借活人说出所谓鬼要说的内容，这在后世民间便成了一种习俗。如《鬼一》之“公孙达”，其死后将敛，诸儿及郡吏数十人临丧，公孙达突然附其五岁儿体作灵语，“音声如父，呵众人哭止。因呼诸子，以次教诫”。诸儿又问曰：“人亡皆无所知，唯大人聪明殊特，有神灵耶？”答曰：“鬼神之事，非尔所知也。”于是索纸笔作书，辞义满纸，丢下纸笔而消失了。

二是鬼与人直接对话，亲密接触，共度生活，大多为女鬼邀男人共寝事。谈生、吴祥篇系此类故事。

年四十而无妻世之读书人谈生，竟有天下无双的绝色女子来就他结为夫妇，且生子已二岁，实乃寒儒的白日梦。可惜谈生已负女鬼之嘱咐，未能坚持住最后一年而竟让女鬼不得生还，亦乃人间女子婚姻悲剧之投影。而“秦树”篇则为另一种情形。秦树向女鬼借宿并与之结为伉俪的前后过程皆在现实生活的情理之中，而这些女鬼皆有情有义有个性，且有诚信，然皆无有善终者。故事的表面在讲鬼，而其实际的深意尽在弦外。

三是人鬼虽殊途，然阴阳一理也。鬼也有鬼的难处，也需要人类的帮助。如文颖、糜竺诸篇即为鬼求人助的典型故事。而“费季”篇实乃夫妻间的心灵感应所致，非鬼怪之类。而编者将其列入“鬼类”，应另有深意。

信鬼信妖乃民间古老的颇带迷信色彩的观念，至少故事的作者以及该书的编选者都相信真的有妖怪。如卷第三百六十七《妖怪九》中的故事，基本上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妖怪”所为，一些高人术士也拿妖怪没办法，像“东柯院”中的妖怪几将和尚、道士以及县令、巡官等极力揶揄一番。而徐州的寄褐道士王守贞及其妻子，由于他们行为卑琐，亵渎道书、道袍，因而不仅家中屡屡出现诸如灯架行走、猫如人言等怪异现象，而且夫妻双双不久身亡。饶州刺史崔彦章，在城东送客。刚开宴，忽然有一辆一尺来高的金黄色小车巡着席而走，好象寻找什么。小车走到崔彦章跟前就停止不前了，崔彦章于是就昏倒，用车运回去就死了。

有些怪异现象乃病中的幻觉所致，诸如宣州盐铁院官彭颙，就因他曾经病了数月，在其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见鬼见怪，属于病时的幻觉，不是什么妖怪，因为他病愈后无复见，后来还活了十几年才死。像池州刺史吕师造因他聚敛财富为一己之私，道士设法弄他，也不是什么妖怪，因为“余人与船，了无所损。火灭，道士亦不复见”。

还有一种现象属生物变异，亦不是什么妖怪，如“黄极”云：

甲午岁，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子男，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出《稽神录》）

故事中的人、牛变异现象本与南昌新义里地陷、节度使徐知询的死亡没有关系，但作者硬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给故事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妖怪九》中还附“人妖”故事，而所选内容大多为少见多怪者。如东郡民就是典型的一例：

汉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事。无故瓮器自发，訇訇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辄失子。如是数岁，人共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著一室中，阴藏户间伺之。果复来发。闻声，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至久，于室隅闻有呻呼之声，乃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状貌，颇类于兽。遂周问，及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犹以为此翁。（出《搜神记》）

像这样长寿而被视作异常者，还有本卷中的“胡顼”所见：

夏县尉胡顼，词人也。尝至金城县界，止于人家。人为具食，顼未食，私出。及还，见一老母，长二尺，垂白寡发，据案而食，饼果且尽。其家新妇出，见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户。顼就而窥之，纳母于槛中，窥望两目如丹。顼问其故，妇人曰：“此名为魅，乃七代祖姑也。寿三百余年而不死，其形转小。不须衣裳，不惧寒暑。锁之槛，终岁如常。忽得出槛，偷窃饭食得数斗。故号为魅。”顼异之。所在言焉。（出《记闻》）。

而此处的“田瞫”所见，亦属上述所及生物变异情况，实为少所见多所怪也：

秀才田瞫云，大和六年秋，凉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顶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出酉阳杂俎》）

还有一些妇女妊娠生产的怪异现象，如李宣妻樊氏的孩子从其额头的疮口中生出，赵宣母的孩子从其臂上的疮口中生出，马氏妇其儿从肋下出，杨欢妻生女从股中出，皆病态也，非妖怪所为也。至于“寿安男子”实属今人的魔术口技之类。故事云：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出《朝野佥载》）

物久成精是为精怪，这是民间古老的观念或信仰，它不同于上述所及妖怪。这类故事在《广记》中亦不少见，而“精怪”门在《广记》中就占了6卷。如“阳城县吏”家盛饭的铲子久而成精在家中作怪，他们觉察以后，立即就把它们集中起来烧了，妖怪也就灭绝了。东晋桓玄时朱雀门下的两小儿，即为鼓槌成精的，只是这鼓槌成精的两小儿所唱的童谣：“芒笼茵，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预示着桓玄惨败的结果，颇带一些神秘色彩。另外还有徐氏婢受扫帚精的祸害致病，江淮妇人屋后二少童以及唐朝僧人太琼拣到的那个初生孩子亦为扫帚所成的精怪；再如南朝宋中山人刘玄家的枕头成精，广平人游先朝家常看见一个穿红裤子的人，居然是自己经常穿的鞋子成了精。可见“精怪”与“妖怪”两门是明显不同的。

（二）《夷坚志》中的神灵鬼怪故事

与《广记》中所述神灵鬼怪事明显不同的是，《夷坚志》中此类故事大多交代何人经历、何人讲述，基本上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亲历亲为之事，有时故事主人公即为故事的讲述者，使得读者或听众深感故事的真实可信。像甲志卷一的孙九鼎，为秘书少监，自述其于政和癸巳七夕日出访乡人段浚仪于竹栅巷，遇见已故姐夫张兟的鬼魂，且同饮于街北酒肆，乃言其死时孙送葬及死后归家不被其妻相顾事，无有不确者。别时还叮嘱孙不得回顾，否则即死，且来日当暴下，毋吃他药，宜服平胃散。后果然如其言。可见，人死成鬼，且鬼能与人间事相通，不仅普通百姓深信不疑，而且连官场中人也信以为真。特别是像孙九鼎这样身份的人讲述其亲身见闻，对神秘玄学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间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即便死了，来生还得偿还。“三河村人”即为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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