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及科学内涵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

第四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

第五节  积极培育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章  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意义

第三章  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综述

第四章  现象学视域中的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第一节  面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精髓

第三节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五章  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证研究

第一节  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信仰调查背景

第二节  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信仰状况调研

第三节  新媒体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调查与现状分析

第四节  基于假期留校生教育管理的学习生活情况调查

第五节  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情况

第六章  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施路径

第一节  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节  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第三节  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首要责任人的作用

第四节  加强研究生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五节  以研究生就业工作为抓手，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第六节  提升研究生社会实践创新能力，重视实践育人

第七节  做好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配套工作

附：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典型案例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及科学内涵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国际背景

从当前的世界局势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世界仍很不太平，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有所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一些地区因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冲突连绵不断，恐怖主义危害严重，非传统安全因素凸显；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我们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从目前国际政治形势来看，国际局势总体上是和平、缓和、稳定的。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在政治方面的突出特点。其具体体现如下：

一是大国关系相对稳定，“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继续维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如美国继续维持其全面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欧洲逐步走向统一，中国经济崛起，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区域大国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趋势，日本经济复苏，大国角逐继续朝着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二是局部性的矛盾不断激化，地区冲突此伏彼起，世界并不太平。如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在不同程度上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的发展环境，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增加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三是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某些国家用双重标准对待恐怖主义问题，特别是美、俄在反恐问题上对立情绪加剧，反映出国际反恐阵线的内部分化倾向。

四是新干涉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四处蔓延，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较量令世界各国疲于奔命，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如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和黎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利比亚内战的爆发，虽然涉及因素复杂但从根本上说，都与美国等霸权主义的干预相关，它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激化或加深了当前世界的许多地区性冲突、动荡和紧张，这是不争的事实。

五是一些国家加入核竞赛，加剧国际局势变化，使世界前景更加扑朔迷离。目前核竞赛主要集中于亚洲一些国家，比如西亚的伊朗、以色列等国，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东亚的朝鲜，这都激化了这些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动荡。

从上面可以看出，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7年19月25日。中央还进一步申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具体说就是：“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7年19月25日。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与这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从经济发展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特征。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空前机遇的同时，也使得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经济全球化会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通过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国在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中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将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随着国际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如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中国。比如1997年7月以来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有力的证明。

二是经济全球化将对国内产业和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把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为一体。因此，想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也显得越来越不可能。可以看到，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中国国内产业将面临外国强劲竞争力的冲击。并且，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产业所受到的冲击将越来越大。

三是经济全球化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大大加快。在流动的国际资本大军中，短期资本“游资”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国际资本的最大特点是投机性强，它以很快的流动速度出入于各国的资本市场，在给各国带来巨大的资金供给的同时，也给各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如果短期的国际资本突然大规模地撤出这个国家市场，这个国家就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四是经济全球化会给国内经济改革带来一定压力。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游戏规则的全球化。也就是说，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按照游戏规则来变革国内贸易和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道路，其中遇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倘若按照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来重塑经济体制，势必增加改革的难度。

以上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和开放事业带来的压力，这对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需要在自身经济增长和对外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进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处理好维护自身利益与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些，也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提供了现实条件。

再次，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在各国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是风云激荡。意识形态关系国家根本利益和发展战略，是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矛盾和斗争的焦点。西方国家极力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构想是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附加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促销”，从经济领域入手再向教育、文体等领域辐射。它们认为，只有让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从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才可能用来维护和巩固西方集团的霸权地位。西方国家凭借高科技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的渗透。它们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和价值观念。在这个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资讯全球化时代中，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文化正在通过先进的传播工具向全球传播，并演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与时尚。西方强权国家正利用自己对信息的采集、生产、传播和管理上的优势，大量通过电台、电视节目、好莱坞电影、信息网络等大肆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培养”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西化”观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通过文化传播和文化渗透，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西方物质生活方式所携带的文化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的人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使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产生异化，导致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合法性”的认同。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和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西方的文化霸权直接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进而危害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我们如果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丧失警惕，缺乏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势必落入“西化”“分化”的陷阱，使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失落，精神支柱崩塌。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渗透的压力。

面对各种文化的激烈竞争，我党做出了积极回应，公开亮明了我们的思想文化精神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鲜明地展示出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的民族性，也蕴涵了全人类文明价值的时代性；它又是合理的，合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法则。

二、国内背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直接相关。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是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也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的时期。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和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的自主性意识增强，社会结构多元，利益主体增多，利益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轨，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与市场化倾向，个人追求合法利益的观念与行为得到认可与肯定，计划经济年代长期否认、批判甚至鄙视个人利益的错误倾向基本得到纠正，通过追求个人合法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与趋势，这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生创造了前提。同时，市场化改革取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触动了原有利益格局，不同社会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位置与扮演角色不同，已经出现了分化与组合；所有制形式与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也使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产生，原有单一的利益结构已经打破，利益多元化格局已逐步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导致不同的权利意识与政治诉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与预期利益之间的过程中，也必将存在分歧、矛盾甚至冲突。如何协调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执政党在巩固执政地位问题上难以回避的。

第二，随着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和社会阶层分化，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涌现，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一，矛盾触及的层次性加深。当前，各种矛盾的利益性特点突出，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但又会从经济利益矛盾波及政治利益，甚至影响到不同利益群体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其二，矛盾复杂性加大。利益主体的多样、多元，本身就意味着差异与矛盾。一方面，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形成十分庞杂的矛盾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方面，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往往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政治与经济等多种因素。协调、整合不同利益要求与矛盾，在现实中涉及效率与公平、少数与多数、近期与长远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解决矛盾的难度增大。其三，矛盾的对抗性具有潜在上升的趋势。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越来越多地与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相关，集中表现为各种利益冲突，有的甚至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如果定性不当，或者处理不及时、不得当，往往容易造成对立情绪，导致行为冲动与失控，使矛盾激化，甚至产生对抗性结果，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这些新的矛盾特点，也对执政党的整合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社会成员对传统体制的依赖性、依附性减少，选择性、流动性增强。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是通过“单位组织”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的，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单一、简单，对政党利益整合功能要求并不明显，通过“单位”就可以达成利益的一致和对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式。国家通过单位全面控制和占有各种社会资源，社会成员分别归属不同单位，单位又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单位成员对单位有着高度的依赖性，选择性、流动件极其有限。单位成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化手段。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形式与利益关系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社会组织与个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市场性、选择性、流动性，并且具有通过替代性资源获得独立性的可能，人们对“单位”的依附性在减弱。单位也不再是社会成员获取资源的唯一途径与选择，原有单纯、直接的利益关系结构受到冲击，行政性控制手段整合社会利益的效果也在逐渐降低。因此，以利益整合为起点，以协商、沟通、服务等方式整合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减少社会成员流动性、独立性增强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这就在社会结构转换中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的要求。

第四，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对主流价值体系的冲击。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价值取向的多样性，思想观念的五花八门，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在一起。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信息传播速度的日益加快，使各种思想意识激烈碰撞，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多元化。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冲击着主流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背离的甚至颓废腐朽的思想乘虚而入，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沉渣泛起，对党的思想意识产生了严重影响。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冲突，价值冲突表现出普遍化、尖锐化、复杂化的趋势。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之间的矛盾、自由与规范之间的矛盾、政治统一性与思想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权利与责任之间的矛盾，等等，这都是价值冲突凸显的主要表现。

因此，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念多元与冲突的时代中，人们对合适的、正确的价值观念的选择也就越来越难、困惑也就越来越多。同时也必然伴随出现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失范现象。事实上，处于文明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在出现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处于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中的中国民众正在经历着文化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个体主体意识与整体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同传统的超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与传统节俭美德，技术批判理性与启蒙理性，后现代文化与工业文明精神，等等。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价值取向多样化的基本状况，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担负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政治责任。作为一个居于核心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关系到能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也关系到党能否真正掌握并不断增强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主动权问题。事实上，党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才能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地适应不断“引领”的客观要求，与时俱进地推进相关方面的理论创新，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指导；党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才能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地了解掌握社情民意，包括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顺民意、得民心，真正起到促进和推动社会和谐的作用；党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才能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地运用文化这种“软力量”，从价值观的深层次消除隔阂、化解矛盾，通过扩大社会思想共识，把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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