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二、研究现状和问题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四、特色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  民众角色与行为的多维考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角度

 三、中国共产党实践角度

 四、人民群众与群体的关系

第二章  知识青年群体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一、知青群体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

 二、知识青年群体的特征

 三、知青群体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积极作用

 四、知识青年群体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五、小结

第三章  个体户群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一、个体户群体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

 二、个体户群体的特征

 三、个体户群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积极作用

 四、个体户群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变迁中的消极作用

 五、小结

第四章  废品收购者群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一、废品收购者群体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

 二、废品收购者群体的特征

 三、废品收购者群体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四、废品收购者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五、小结

结语：对民众在社会变迁中作用的深入思考

 一、从主体上看，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

 二、从民众层面来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三、从党和国家层面来看，需要正确回应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愿望与要求

参考文献

后记

导论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一）选题缘由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不仅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虽然领袖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领袖人物的方针政策归根结底还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去执行和落实。离开了人民群众，领袖人物也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且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社会里，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极为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提出了“民为君之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见《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2页。、“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谓王，天下去之谓亡”《荀子·王霸》，见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4页。、“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8页。的民本思想。这些重民、得民、爱民的思想，虽然是统治阶级站在维护统治的角度对下层民众进行的笼络和安抚，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和在国家生活及政治统治中的重要地位。总之，纵观历史的重要变革，杰出人物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无论多么英明神勇的领袖人物，都将是纸上谈兵。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成为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强调要以“三个有利于”、“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作为我党制定方针政策的行动指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江泽民提出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0页。的理论指导，成为党在新时期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的真实写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解决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发展理念，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揭示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依靠力量和发展目标，体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然而，由于缺乏中层理论和实证工作的支持，尽管诸多研究者强调在研究中要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但是在现实的历史著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活动与贡献很少被提及，人民群众实在而不是抽象的身影很难被引起重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很少得到反映。史学研究存在的片面性和论述单薄的问题并未得到改善。即使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中，普通社会群体也很少被提及。例如，为了宣传中国的形象，有关单位在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型屏幕上播放中国形象的宣传片。宣传片反复播出的是包括姚明、白岩松、章子怡等以体育明星和影视明星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群体形象，他们也许是当下或者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人苦心营造的国际新形象。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这部代表国家形象的宣传片里面最普通的中国人的群体形象是缺席和缺位的。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只能让西方人记住熊猫、中国结、舞狮子、针灸、气功还有功夫，却忘记模糊了中国人形象的印记。唐人街的文化，唯独剩下来一些迎合西方口味的中国菜肴，可能其中会有一道咕噜肉”杨锦麟：《中国有形象焦虑症是缺乏自信的表现》，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1—11/16/content_1530650htm。因此，转换历史研究的立场和视角，进一步深化群众在历史发展主体作用的研究，把群众活动写充分，以生动鲜活的实例分析，指出他们的具体作用，从而说明群众力量确实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已“成为现时代对史学的呼唤，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郭德宏：《论民众史观》，《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

　鉴于此，笔者选择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群体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他们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生活状态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及其实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路线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原历史全貌，进而指出他们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是如何得以实现和发挥的，以期弥补当前中共历史从微观层面对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研究的不足。

(二)选题意义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本质要求。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深刻认识和自觉坚持这一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然而，当前学术界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宏观理论和现实操作层面上，缺乏对党的方针政策与基层群众实践活动的互动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也很少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与分析，很难正确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同时，学术界存在不顾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随意将抽象描述群众作用同反映群众作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象。例如，因受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制约，对于某一时期党的决策和行动，群众可能根本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理解，或许按照不同人的主观意愿把它曲解了，甚至还会发生抵制的情况。但在没有具体材料、没有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加上一两句抽象的结论，以说明这种决策和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而事实上，这种抽象的结论往往是违背了实际情况的。章开沅认为：“从社会群体的交错流变及其与近代社会转型的相互作用去剖析中国社会，不仅使中国近代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化，而且具有史学范式转换的意义。”在苏州举办的“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研究与经济组织”国际研讨会（2005年10月）上的发言，见朱英主编的《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张静如认为，从微观的角度研究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不仅可以呈现丰富、具体、细腻的历史图景，而且还可以找出形成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综合原因，以及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关系。考察中共历史的全过程，“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后期执政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切决议，都是靠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贯彻执行的，才推动社会前进的”张静如：《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

社会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其基础是经济，其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治。一切社会现象包括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吃穿住行等等，都与社会变迁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学术界的任务恰恰是通过对社会群体及其实践活动的微观考察研究，揭示这种关系，更好地说明人民群众的作用。为此，本课题分别选取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群体、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群体和当前都市生活中的废品收购工作者群体等三个不同的群体作为考察对象。不同于社会学和社会史意义上的群体研究方法，本课题借助于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史“眼光下移”的治史原则，尝试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和上层精英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联系起来。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社会变迁过程中以普通民众为代表的不同职业类别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疾苦、贡献、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展现他们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具体生动的形象和作用，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

例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个体户群体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出乎决策者的意料，但是它在推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和促进人们思想解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体户群体的最初成员是城市无业人员、返城知青、“两劳”人员及退休人员，庞大的无业人员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稳定的“定时炸弹”。在无力提供足够工作岗位满足这些人工作需求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提出了“自主择业”的应急之策。就是凭借这把“尚方宝剑”，经历“文化大革命”荡涤几近灭绝的个体户在体制的夹缝中成长起来。个体户群体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庞大的无业人员的吃饭问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个体户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党和国家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面逐渐为其“松绑”，积极为其成长营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从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到承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从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承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地位（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等，所有这些相关政策都是国家根据个体私营经济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适时地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推动了个体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工作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写入了宪法，其在国家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他们生产和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对这个群体的考察分析，便可以形象、生动地看到个体户群体在改革开放初期推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和促进人们思想解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样，不仅可以理解和阐释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中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各个时期社会转型和变迁的特点，而且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研究现状和问题

群体作为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人群集合体概念，是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诸如朱英在《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大量的档案资料和行业报刊对民国时期的律师群体、会计师群体、医师群体和建筑师群体四个自由职业群体做了深入细致的微观考察分析，在放开胸怀、追溯源流、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以客观求真的精神，去寻找本主体的历史“原生态”，揭示出近代自由职业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阶层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朱英主编：《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而将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引入到中共历史研究工作中，首推张静如。张静如认为，党史研究反映群众的作用，要注意群众中不同阶层的作用，例如，作为人民群众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虽然在历史上未留下姓名，但都直接参与了人类精神财富乃至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予以肯定并载入史册。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如果只强调社会变迁中精英的活动和作用，而忽视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这样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张静如：《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此后，张静如又陆续发表了《论加强中共党史人物群体研究》（《湖湘论坛》2006年第4期）、《个体的独特作用和群体的合力作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4期）、《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等文章继续阐述这一问题。2009年11月，郭德宏发表的《论民众史观》（《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一文，从理论高度上就中共历史应如何在群体（不同阶层的民众）研究思路上来扩展等问题进行了论证，从而高屋建瓴地为党史范围内的群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为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课题选取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群体，八十年代的个体户群体以及新时期城市中的废品收购者群体，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产物和表征，他们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关。通过对他们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还原中共历史研究中处处强调而处处忽略的人民群众真实具体的身影，更好地说明人民群众在社会变迁中的主体作用。

在知青群体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杜鸿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及王鸣剑的《上山下乡:一场决定3000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等，这些著作记录了上山下乡运动从开始酝酿到最终停止的整个发展过程，为我们研究知青史和知青群体提供了清晰的脉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开始反思和检讨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出版了大量以亲历者口述、自述形式的著作，例如，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高成山的《兵团纪事——一个老知青的回忆》（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等。以文学形式记录知青群体上山下乡经历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出现，诸如刘文杰的《激扬与蹉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靳元亮的《我和我的知青哥们儿》（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黑明的《记忆青春:1966~2011——100个知青的命运写照》（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作品以文学的笔法，记录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群体的喜怒哀乐、成功与坎坷。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的日记和书信被发现并被整理出来，诸如知青日记书信选编编委会的《知青日记选编》和《知青书信选编》（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为学术界研究知青群体的心理变化、工作情况等提供了一手的史料。知青群体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例如美国阿妮达·陈著《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版）和美国托马斯·伯恩斯坦著《上山下乡——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为我们研究知识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除此之外，学术界发表了大量关于知识青年群体的研究文章，诸如李巧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心态探析》（《求索》2004年第1期）、樊冬梅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李巧宁的《女知青与农民婚姻的历史考察》（《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杨文才的《“文化大革命”前“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因与作用》（《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潘鸣啸的《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年5期）等，对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发展、高潮中的心理特征、作用和地位等不同方面展开了论述，为深入研究知识青年群体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借鉴。

在个体户群体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程澍著《草莽英雄——个体户阶层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顾善杰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贾铤与秦少相的《社会新群体探密——中国民营企业主阶层》（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贾铤与王凯成的《民营企业主阶层在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现状、问题、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Young，Susan，“ Privat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form in China”（New York：MESharp,1989Shirk， Susan L，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李路路的《转型社会中的民营企业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厚义与刘文璞的《中国的民（私）营经济与民营企业主》（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王克忠主编的《中国现阶段民（私）营经济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及梁传运的《正确看待民（私）营经济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中国民（私）营经济年鉴1996》，香港经济导报社1997年版）等。这些著作对个体户群体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以及在成长壮大过程中带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做了阐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论著对私营企业主群体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与个体群体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诠释和说明，为我们正确认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来历和历史作用提供了条件。论文方面主要有：秦少相的《个体经济发展引起的思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第11期）和《关于私营经济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第1期）、徐骏华的《论私营经济企业主的两重社会属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庄国波的《私营企业群体的矛盾心理与行为透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2期）、李路路的《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和《社会结构中的私营企业家——论“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张厚义的《中国大陆私营经济的再生与发展》（《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4期）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陈尚志的《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几点认识》（《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等。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在个体户群体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个体户群体是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最初形态。考察当前活跃在中国经济大潮中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发展历程，其大部分都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初级发展阶段。所以，研究这一群体对考察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废品收购者群体此群体不包含拾荒者。笔者认为，废品收购者群体是以收购废旧物品并转手出售赚取差价为谋生手段的那部分人，而拾荒者多指以靠捡拾废旧物品甚至垃圾为生的人群。方面，学术界的研究还很薄弱。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学术界专门以废品收购者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著作和调研报告。废品收购者群体是农民工大军中的一个职业群体，与其他农民工一样，他们虽然身处光怪陆离的大都市，但并不能融入现代的都市生活中，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为人所注意。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多从宏观方面对包括废品收购者在内的农民工产生的原因、生存状态、在城市管理方面带来的挑战，以及政府如何对其进行救助和提供保障等问题着手，诸如池子华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国务院研究室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张一名主编《中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爱尔兰）瑞雪·墨菲著《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严于龙著《农民工贡献、收入分享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蔡志海著《农民进城：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在论文方面，学者多以拾荒者即以捡拾废旧物品为生的人群为研究对象，诸如陶友之的《“拾荒”和“收废”者是实施循环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以上海为例》（《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6期）、曾经文的《大都市的“拾荒者”》（《南风窗》，1988年第1期）、赵泽洪等《重庆拾荒者现象及其对策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陈伟东、李雪萍的《自治共同体的权利认同——对一个拾荒者社区的考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3期）、张登国的《透视城市拾荒者》（《西北人口》2007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认为，拾荒者一方面为循环型城市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强调要加强对城市拾荒者的规范化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减少或避免负面作用。这些研究虽然与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对研究本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郑辉的《北京收废品群体初探》（《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是目前仅有的以废品收购者群体即物资回收者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作者以社会学的视角，对北京收废品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工作情况做了初步的调查研究，为这一群体的职业化和组织化管理提供了实践经验，但这一研究并未涉及物资回收者群体与党的方针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一群体在当前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是如何得以体现等相关问题。

总之，作为社会变迁中的知青、个体户和废品收购者等不同群体，虽然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已有所涉猎，甚至已经涉及这些群体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力量的唯物史观角度对上述群体的社会活动、政治参与、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实证性研究，并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分析这些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著述几乎没有。这就表明，一方面本课题研究的空间巨大，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另一方面没有可资参考的相关研究成果，增加了本课题研究的难度。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第一，本课题是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论题。首先需要从宏观上对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力量的理论观点和意义进行阐述，为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同时，需要对群众与群体的关系，以及选取知青群体、个体户群体和废品收购者群体进行解释。

第二，本课题的主体部分是考察分析每个群体的特征、在社会变迁中的具体活动和作用，进而展现人民群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具体生动的主体作用。

第三，在理论上就每个群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化和总结，以期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与巩固群众基础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可行性支撑。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尝试将社会群体引入到中共历史研究当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为背景，以大量史料和调查报告为基础，综合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以及统计学在内的多学科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深入系统地考察不同群体的实践活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具体而鲜活的事实证明人民群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本课题拟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有：

第一，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所产生的一门学科，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社会学的历史反思是产生的基础，社会史的繁荣则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行为、历史事件、历史结构、历史制度或体系的学科，立足现实、研究过去是其主要的学术思路，解释过去、了解现在是其基本的学术目标。本课题研究中下层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中与上层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历史行为、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变迁的微观过程，进而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工作。

第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变革是由社会结构分化带来的系统内部关系的紧张不平衡和紊乱所致：一方面，结构分化本身又会带来子系统之间边界关系的复杂化；另一方面，各个子系统内部结构分化的速度和水平往往不一致，从而经常打破原有边界关系的平衡，造成子系统之间关系的紧张和紊乱。本课题通过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普通民众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的主观反映，考察分析社会结构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普通群众的作用和地位。

第三，文献研究法。即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本课题在系统整理、研究分析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再现普通群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生动具体地反映普通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第四，实证分析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主要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力求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本课题借助这些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用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准确细致的数据来研究中下层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四、特色与创新之处

第一，转换视角。社会群体本是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本课题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共党史研究当中，易于拓宽中共历史研究的视野，实现研究视角和立场的转换。

第二，学科交叉。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解读中共历史，不仅对走出“党的历史仅仅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仅仅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的误区具有探索作用，而且对于关注“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作用”，呈现出丰富多彩而鲜活真实的历史景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案例分析。通过对以知青群体、个体户群体和废品收购者群体为代表的中下层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具体作用的考察，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呼声、诉求、利益与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路线之间的互动关系。凡是尊重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党所制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便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之，则成为障碍。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共产党群众基础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