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重返八十年代”视域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研究

第一章　个人观转型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说的影响

　第一节　“文革”结束后中国个人观的转型

　第二节　独立个体与个性人物形象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说文体的新变

　第四节　结语

第二章　对“个人”的刻意规避

　第一节　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第二节　人道主义讨论对“个人”的刻意规避

　第三节　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表现

　第四节　结语

第三章　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与思考

　第一节　“潘晓”的信

　第二节　文学与“潘晓讨论”的勾连

　第三节　观念史视域下的“潘晓讨论”

　第四节　“潘晓讨论”与“萨特热”的对读

第四章　个人主义思想阵营的“内讧”

　第一节　“主体性”思想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理论

　第三节　“主体性”理论的“批判”

　第四节　“双重隐性对话”

　第五节　个人主义思想阵营的“内讧”

　第六节　“审美个人主义”勃兴与八十年代精神走向

第五章　“《苦恋》风波”再解读

　第一节　“《苦恋》风波”

　第二节　“《苦恋》风波”的回响

第六章　转折时代教育问题的呈现及启示

　第一节　宋宝琦式的学生

　第二节　谢慧敏式的学生干部

　第三节　张俊石式的班主任

　第四节　尹达磊式的老师

第七章　坏人为什么能作恶

　第一节　好人的落难史与坏人的作恶史

　第二节　作恶的原因

　第三节　能作恶原因

　第四节　能作恶的条件

第八章　“陈奂生”之外的高晓声

　第一节　衣、食、住、行

　第二节　《老清河叔》：叙述了农民“食”的匮乏

　第三节　《老清河叔》与《青天在上》：密切关联的互文本

　第四节　“陈奂生”之外的高晓声

第九章　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反特权文学

　第一节　特权概念、分类及特权现象

　第二节　反特权文学出现的背景及对特权现象的展示与批判

　第三节　“潜在”的反特权文学

　第四节　反特权文学“消失”的原因

第十章　论巴金《随想录》中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

　第一节　《随想录》中的个人主义观念

　第二节　《随想录》中的个人主义与五四精神的联系

　第三节　《随想录》中的个人主义观念与三大思潮的联系

第十一章　论朦胧诗中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

　第一节　朦胧诗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来源

　第二节　自我意识、生命意识的歌唱

　第三节　个人主义中的自我意识与个人英雄主义

　第四节　“个人主义”观念的价值

第十二章　另一种声音

　第一节　强烈、深刻的怀疑精神

　第二节　自觉的反省意识

　第三节　冷抒情风格

第十三章　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童话

　第一节　理想世界的来源

　第二节　完美主义者的理想世界

　第三节　“天国”情怀与童话王国

第十四章　最后的“飞翔”

　第一节　从“紫金冠”到“便帽”的转变

　第二节　焦虑的凸显

　第三节　梦境中的回转

　参考文献

　后记

导论　“重返八十年代”视域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研究

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研究界有了重新解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需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同类概念一样，并不是严格的和纯粹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它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也有特定的指向。研究界出于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强烈政治意味和时间上的“无限延伸”的“反动”而提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这个较为中性和确定的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非严格时间段（1980—1989），而是约指“文革”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同样，本著中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期”会往前后各延伸几年，大约指1976到1985年这段时间。的冲动，人们在不同场合提出“重返八十年代”的说法。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写于1991-1993年，1997年由香港青文书屋出版。、谢冕、张颐武在《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都显示了对八十年代文学知识话语重新梳理并加以重新解释的趋向。张旭东的《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第3-11页。和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都对“八十年代文学知识话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李杨的《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1页。一文则选择“断裂论”、“话语与权力”、“文学制度”三个角度对“新时期文学”进行重新解读，探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可能性。进入21纪之后，《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设了“重返（访）八十年代”等专栏。

其实，在学术界明确提出“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研究思路之前，已经出现过类似的“重访”、“反思”、“重回”之类的提法，如张旭东的《重访八十年代》载《读书》，1998年第2期。和韩少功的《反思八十年代》韩少功：《反思八十年代》，该文系《天涯》杂志社编辑部的访谈录，后收入《韩少功读本》一书，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1999)等。并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大众传媒开始对叙述“八十年代”产生相当的兴趣，陆续出版了一大批“怀旧”与“重温”80年代的文化书籍，例如江苏美术出版社推出的《日常中国———8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1999)、《新京报》开设“80年代专题访谈”(2003)、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我们的八十年代》该书为“老百姓系列丛书”之一，由吴亮、高云、顾华明等人编写；该专题访谈后结集出版成《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旷晨、潘良：《我们的八十年代》，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004)……

除此之外，王尧、杨庆祥、贺桂梅、蔡翔、罗岗等人也在学术论文中，就“为何”去“重返八十年代”以及“如何”去“重返八十年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尽管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达成全面的共识，但“重返八十年代”作为重新研究“新时期文学”的旗帜、思路或方法，已经在中国当代文学界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用加藤三由纪的话来说，那就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关心，好像非常时髦”。[日]加藤三由纪：《重读八十年代文学——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现场”为根据》，孙放远译，《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

2005年是“重返八十年代”的启动之年，2005年的《文艺研究》刊发了一系列“重评”性质的论文(其中包括“重评伤痕文学”“重评寻根文学”“重评先锋文学”)。李杨在2005年第1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了《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一文，文章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方式、“新时期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的关系、“新时期文学”的制度化等角度，以小说《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电影《芙蓉镇》为例，详尽地阐释了返回“新时期文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2006年程光炜和李杨两人在《当代作家评论》共同开设“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程光炜发表了他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系列论文。程光炜还主编了“八十年代研究丛书”,其中有一本《重返八十年代》的书,收入洪子诚、李陀、程光炜、王尧、李杨等人撰写的共十四篇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论文。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程光炜和李杨分别在所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相关研究生课程，一系列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成果，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为教育部学报名栏,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影响很大,一批博士生(博士后)受程光炜、李杨学术研究范式影响,他们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论文不少在该刊得到发表,因此值得重点关注。等刊物陆续刊出。

即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也常常涉及如何评价“重返八十年代”。例如，如何看待“八十年代”与“五四”文学的关系,如何看待“重返八十年代”?(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如何看待《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正是因为“重返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事实上的“关键词”，自2005年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年度综述(述评)才会不断地关注“重返八十年代”或“八十年代”这一问题，例如，《2005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述评》张光芒,童娣：《2005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2006年文学关键词》陈晓明：《2006年文学关键词》，《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2007年度文学批评印象》吴义勤：《在沉潜与反思中前行———2007年度文学批评印象》，《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2期。、《2008年文学理论批评热点问题评述》葛红兵,赵牧：《中国经验·现实维度·反思视角———2008年文学理论批评热点问题评述》，《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均无一例外地叙述了该年度“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新进展。

显然，并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八十年代文学”重新发生了浓厚兴趣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界开始重新关注整个“八十年代”。《天涯》2006年第3-4两期连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黄平、姚洋和韩毓海:《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天涯》，2006年第3-4期。，《书城》2006年第8-10三期连载《八十年代琐记》吴亮的“八十年代琐记”作为一个系列,分别在2006年的《书城》第8、9、10期发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2006)，成为北京各大书店的“本月排行榜图书”，其畅销程度是该书的作者也未曾料想到的。“其实查建英和我访谈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访谈录会引起这么大动静”，《〈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答问》，出自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57页。除此之外，1989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2006年改名《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后在中国内地出版，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销量也很不错。

不过，将“重返八十年代”引入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一种系统、自觉的“新时期文学”研究范式，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程光炜和李杨二人的贡献。程光炜200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两篇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为副标题的论文——《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程光炜：《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经典的颠覆与再建》程光炜：《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体现了“重返八十年代”作为学术研究思路的真正自觉；而李杨2007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则可以看成是对“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的系统阐释。关于“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现状的综述参看徐洪军:《“重返八十年代”的成绩与问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以及王晓文：《方法·成绩·意义——“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概观》，《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二

　关于“重返”的原因，程光炜、李杨的说法颇具代表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最为今天的研究者熟悉的阶段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不仅仅因为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大多是八十年代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知识与文学理解大都孕育和成型于八十年代。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源于九十年代以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自我反思。在这一视阈中，“八十年代”已经不再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一段既亲切又真实的“历史”，而是一个以“文学”与“历史”为名的现代性建构。“重返八十年代”意味着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它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探讨何种力量与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建构……程光炜、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显然，这段话揭示了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的主要原因：第一，“八十年代文学”对于当下文学的重要意义——它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知识与文学理解孕育和成型”的起点；第二，“八十年代文学”并非如我们这些亲历者所想象的那样“亲切又真实”，其本身也是“建构”的产物。在“重返”者看来，这种“建构”而成的“八十年代文学”实质上“是一种单一性的文学史叙述”，它“可能牺牲了真正多样性的文学史叙述的机会和可能”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

其实，还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语境之时（那时人们称它为“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新时期文学”该如何界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都还是个问题，就概念的外延而言，仅对“新时期文学”起止时间的界定目前就有几种不同说法。“新时期文学”起点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1976年；一是以1978年。对于“新时期文学”终点，则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以1987年；一是以1989年；一是以1992年，还有一种则是认为新时期文学至今没有终结，“仍然用‘新时期文学20年’来概括中国文学自1970年代末以来所走过的文学里程”。（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已经存在极大的差异。1986年，在对“新时期文学”十年成绩进行评估之际，有人认为，“新时期文学光彩遥遥呼应着世纪初的‘五四’，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而也有人说，“新时期文学存有危机，不是五四文学的延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圆明：《新时期文学讨论会述略》，《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显然，那时的学者就认识到了对“新时期文学”如何才能概括得当的问题，提出了对“新时期文学”存在着进行多种角度概括的可能性：“既可以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历史进程的变化方面，可以从艺术的自身规律以及文化思潮方面加以总结评定；也可以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方面进行概括。”对“新时期文学”应该允许人们“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深入探研”《历史与未来之交：反思、重建、拓展——“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纪要》，《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对于“新时期文学出现多种概括的可能性，本身就说明，我国的新时期文学有了可喜的发展，新时期文学象生活本身一样，是丰富的整体”王蒙：《小说家言》，《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当然，“当时”语境里强调的“多种概括”和当下研究界“探讨何种力量与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建构”有很大不同（后者还包括了对“当时”的对“新时期文学”的“多种概括”本身的追问，换句话说，那些“概括”正是“重返”时所要检省的主要对象，因为从“重返”的角度看，它们正是参与建构“八十年代文学”的“方式”以及“力量”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二者的内在联系也是显然可见的，因为“重返”也好，“多种概括的可能性”也罢，其实已经蕴含了言说者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判断：即已存在的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任何“概括”或者“建构”都可能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本身复杂性的遮蔽。

“重返”是指重新返回某一客观存在的对象，其“暗含”的前提是因为曾经离开过它，因此，“重返”是必要的行动，但同时又是无法完全达成的目标。“重返”本身必然暗含了两种话语企图：其一是“去蔽”：即因为不满于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被理性化、主题化、逻辑化和同一性而拒绝这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和后现代思潮之间有了这样和那样的瓜葛），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我们应该“悬置”关于研究对象的一切体系化的、既定的话语和言说，对那些既定的理念、逻辑、范式进行反思、批判、清理、剔除而“空着双手进入历史”，重新审视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其二重返经验世界不是乌托邦地回到客观对象、经验世界、生活世界，而是在能动的活动中面对客体、把握经验世界、面对生活世界，主动的有选择地面对。所以，重返的意义在于我们曾经离开，然后带着一种全新的方式再返回，获得新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重返”是绝对必要的：首先，客观存在的对象并不是完善自足的世界，它仅仅是基础，是理性大厦的“始基”，作为永恒的始基，源头，支撑着形而上学的理性的大厦，但它受到形而上学理念的反观，而客观对象的意义恰恰是在反观（“重返”）中得以体现；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客观对象、生活世界,尤其是文学世界都是前科学前逻辑的、未被主题化和目标化的经验世界，这个世界作为科学世界与逻辑世界的起点和始基，它具有未被逻辑模式，知识范式、观念话语删改提炼、未被理想化之前的“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具备从各种理想模式按照各自的要求提炼出自己需要的材料。而这一经验世界一旦被各种理论模式所框定、筛选、规范、逻辑后及已经成了渗入了解释者的目的和定见、甚至偏见的主题化、目标化的理论世界；第三，客观存在的对象世界，那种未被主题化、目标化的世界因为是理性的始基，所以，力图回到那“初始”之地的冲动可谓一切理论的永恒冲动。胡塞尔，无论在他呼吁“还原”现象学的“还原”（reduction），只是在不损事物分毫的情况下把我们的粗朴信念加以消解——即胡塞尔所说的“中止我们对世界之实在性的粗朴信念乃是所有哲学反省的条件”。所谓“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最重要的方法学概念。简略地说，还原把我们带到一“超越界”，令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如其所如地认识事物的方法。还原又可以分为“本质还原”（eideticreduction）和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reduictions）两大类。简言之，本质还原是把我们的知识从事实层面提升到“理念”层面的方法。现象学还原则至少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这是严格意义的现象学还原，其作用是中止我们对存在的粗朴信念，使事物作为纯粹现象地呈现于我们。二、把文化世界还原为直接经验所形成的“生活世界”。三、把现象界的我直接引到超越的主体性的“超越还原”。杜夫润（杜夫海纳）：《文学批评与现象学》，岑溢成译注，载郑树森：《现象学与文学批评》，（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第57-58页。事实本身的早期现象学时期，还是主张“返回生活世界”的晚期理论，正是20世纪哲学家试图“返回”的代表。

　三

具体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这个特定的文学世界和经验世界，对于“重返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显然不是该不该，要不要“重返”的问题，而是能否提供一些新的、有效的阐释和照亮“八十年代文学”这个特定的经验世界中的那些被遮蔽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角度的问题，同时也是能否在这些新的角度下观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使其获得重新审视的机会并获得新的意义美国学者洛斯在评论关于历史现象的研究时说：“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比揭示一些能让其他大量的历史事实获得重新审视的事实更有趣的了。”洛斯：《教学和研究精神》，《美国学者》（1933年），引自A·O·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吴相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页。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论述领域。其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不了解前三十年的复杂演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么，我们同样不可能了解前三十年及后三十年的逻辑缠绕。因此，在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中，所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它预示了中国将逐渐地重新进入“世界体系”，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结束，也宣告了20世纪的终结，而用某些理论家的术语来说，也即所谓的“告别革命”。在众多的叙述视野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相对地显得含混甚至庞杂，然而，这一含混乃至庞杂的叙述，却可能揭示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丰富性。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5页。

因此，我们必须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新思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能仅仅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的纪念馆，而应成为历史的纪念馆，以供我们反复阅读。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七年”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问题，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如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丁帆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等。随着“十七年”文学研究逐渐推进，如何处理“八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就成了摆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面前的“重大问题”。“其实对于我来说，‘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是同一个问题：我的工作目标是反思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可以视为我的‘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延伸。”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李杨的这段话，清楚明确地表明了研究范式倡导者，在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概念时的意图所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是一种“断裂”关系，还是一种“延续”关系，还有没有除二者之外的其他关系，学术界显然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恰恰是由于问题与分歧的存在，“重返八十年代”才真正成为有争议的学术热点。除此之外，有人可能会提出，诸如“十七年”研究退潮造就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兴起，如果将“重返八十年代”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现象来看，这样的假设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避开研究热点的“十七年”，转向“八十年代”研究，确实更有利于产生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如果将“重返八十年代”作一种研究范式，那还是要梳理出从“重评‘十七’”到“重返八十年代”这种转向的学理逻辑，这种逻辑就是，通过“重返八十年代”的方式，来清理出“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历史化”的目标——“当代文学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它的‘历史化’应该被提上日程。”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八十年代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当代“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联结点、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各种问题、各种文学观念和写作‘传统’形成紧张对话、转换的时期，是把握、思考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进程、经验的关节点。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关“重返八十年代”的呼声很有声气。八十年代文学的复杂景观确实是文学研究界应当认真讨论的一个对象。八十年代刚刚从我们的生活中逝去，似乎还在每个人身上留有印迹，但是，时代之轮飞转，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气质、一种特定的思想和文学氛围，作为一份一去不复返的共同的青春，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学术考察的重要对象。回到八十年代，意味着去发现自己成长自哪里。本书选取八十年代若干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作为考察的对象，既对“热点”之“热”有所描述，也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之重新进行更加理性而全面的审视，从中考察它们为这个时代留下的精神线索。

“重返八十年代”的意义就在于，它将使许多我们曾经认为不言自明的观念、感受和记忆都在一种陌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别样的新面貌。它将拆解那些我们借以透视整个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的观念制度，并使我们看到历史与现实更多的侧面和新的阐释与想象空间。

学界关于“重返八十年代”讨论沸沸扬扬的情状不断提醒人们注意那个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一方面显示了“八十年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价值，同时也使关于它的论说具有了较大的难度。本著竭力从不同的角度对八十年代的一些文学文本和文学文化现象作出新的或者更为深入的解释，从而为“重返八十年代”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学术参考。

　四

在一个变革年代的初期，新的因素还处在胚胎状态，有时甚至是以旧的面孔出现，新旧杂陈，未来也呈现出各种可能。对学术研究而言，这样的时代尤其值得关注。从“现当代文学”转而从事明清之际思想史研究的赵园认为关注这样的变革时代最大的忌讳便是带着后世者的价值判断武断地进入历史。为此，赵园借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之口提出“空着双手进入历史”的要求。该要求的具体内容是：第一，进入资料的时候，不带特定的意图。不服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外来的或者既定的观念。对于知识领域内各种偏见的批判意图，也不可以构成阅读资料的前提。第二，不限定特定对象和特定主题。第三，尽可能扩展阅读文献的范围，阅读的时候也不能借助于第二手材料，或者断章取义地阅读；要从头到尾地阅读，并且要阅读两次以上。第四，以先后为顺序阅读。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1辑，引自赵园：《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探寻进入社会变革时期的路径》，《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第109-118页。这种研究方法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

八十年代毫无疑问是一个新的变革的时代。对于那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本来就灾难深重的民族确实需要不断地进行历史的、理性的反省，以便把那关乎十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混乱和虐杀，永远铭记于心。文学是历史的回音壁。不说对社会进行立法、裁判，文学至少应该担负起阐释的角色，引导读者去思考、追踪和辨析。对于文革这场民族浩劫，中国作家的笔触也应不断向历史的纵深处探索，使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得到更深刻的呈现，使曾经体验过的痛苦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从而更为真实深刻地叙述它、阐释它和重新评价它。“正是通过如此不断的校正过程，即以后来看到的事实去修改以前所得到的印象，再以更新的事实去纠正前一个印象这样连续的功夫，才能够逐渐激活人们进而去探究‘为什么会这样’的思维活动，并使答案比较符合实际，进而提升为‘其意味着什么’的理论观念”，“从而深入到现象的本质中去”竹内实：《新中国的文学》,《竹内实文集·第二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178-179页。。这样，我们才能更有力地把握住、呈现出我们民族健康发展应有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同理，对于伤痕文学这个学术话题，我们的学术界在今天也仍然有进行“接着说”的必要。那么，我们该怎样“接着说”、怎样进行重评呢?葛林伯雷说他从事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最初愿望，是想要同死者对话，既“试图理解某一事件在它发生的时代里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要理解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具有什么意义”。他认为，“一个学者的工作不仅仅是恢复和解释一个已经存在了的文本，他更需要识别文本中由数个文本组成的关系网，以及当时写作的话语与学者本人的话语”，因为“批评者使历史‘再现’，为历史确定一个现在的位置。但是，‘再现’历史的做法并不能逃离受现在价值观的支配。”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载张京援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2页。葛林伯雷的观点对于笔者的研究，无疑是有启迪的。笔者认为，对于八十年代文学的重审，同样需要从“它在发生的时代里意味着什么”和“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具有什么意义”两个维度出发，来进行阐释和评价。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试图以三个紧密关联的维度为核心，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相结合、文本剖析和文学思潮反思相结合、审美研究和精神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原则，超越以往的文学史和其他相关评论，来对八十年代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与评价。具体说来，本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回到历史情境，深入分析当时人们进行历史认知的思想特征和形成这种思想特征的社会历史、精神文化、个人心态等方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这种历史认知及其精神成果的突破意义与历史局限；然后，立足当今时代，从人的和民族的健康发展的高度，从“文学是人学”的本质认识出发，探究八十年代文学所显现的人文内涵，寻求它在特定文学思潮以外的超越性价值内涵，并进而指出这种显现和揭示更深入一步发展的可能路径：再次，紧紧把握文学的美学品质，深入探讨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八十年代文学在审美形态方面的根本特征及其历史站位，并从中外文学史上经典性形成的美学高度，对这一独特时期文学的美学形态进行更深入一步乃至更为苛刻的审视与定位，从而为我们民族反思“文革”苦难及其他历史坎坷的文学、也为我们民族整个文学的发展，力所能及地提示出更为开阔、雄健的美学道路。

本著在对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再解读时采用叙述史学、社会历史批评以及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文化/文学的变迁的描述和分析，提供一种思想史/文学史的轮廓，“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其中重要文化/文学现象的不同侧面，同时还试图将这些思想/文化命题延伸至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考察当中，由此，粗略地勾勒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历史形状和具有症候性的问题系。在这些研究当中，试图打破一些文学研究当中常见的二分法和二元结构，诸如文学/政治、文学(研究)/非文学(研究)、历史/现实等，而尝试一种将批评、理论和历史分析综合起来的研究实践。”贺桂梅对此研究思路有所论述，她提到:“这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研究方法拼凑在一起，而是有意识地尝试形成的一种具有跨学科视野的文学研究形式的实践样态。”贺桂梅对此研究方法有所论述，她提到:“这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研究方法拼凑在一起，而是我有意识地尝试形成的一种具有跨学科视野的文学研究形式的实践样态。”这也是本文试图学习和尝试的一种批评方法。详见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一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这也是笔者试图学习和尝试的一种研究思路。

本著的另一思路是“再解读”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被宽泛地称为“再解读”的研究思路，最先由海外的中国学者实践，逐渐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起广泛注意。“再解读”可以说是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这一研究思路基本上是选择一个特定的文本，呈现文本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内在的文化逻辑、差异性的冲突内容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文本中的实践方式。关于这一研究思路，贺桂梅在《“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参见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唐小兵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重读”:“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或暴力。”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选自《再解读一人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25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黄子平的理解与此相似:“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重读就是对文本进行内层细读和外层重构的过程，而对文本进行“外层重构”则是“努力在文本与其语境之间建立其意义的联系。这里的语境并不是实物性的具体存在，而是多层次、多形态的意义网络。”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7页。这也是所谓的“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罗岗在《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所谓‘读出文本’是指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不能封闭在文本内部，而必须把它放置到一个更开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子以理解;但仅有这步是不够的，所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是一个先定的解释框架，而是一种需要在文本中加以检验的话语实践，这样就必须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读入’文学文本，仔细地观察它们在文本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以及文本对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它们发挥了何种的作用……由于文学文本特有的复杂性，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解读过程中它的生产性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不仅不太可能沦为某种既定‘理论’、‘学说’和‘知识’的注脚，反而能够以具体可感的图景反省、质疑乃至抵抗既定的‘理论’、‘学说’和‘知识’。”参见罗岗:《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的思考》，《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笔者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于一个1970年出生的研究者来说，重返历史现场即使永远无法唤醒自己不曾一记忆的历史经验，在行文中否能获得让亲历者熟悉的历史感觉。但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绪论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他以《伊里亚特》为例指出，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会发现其间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又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同《伊里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把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但他赞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历史研究·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海登·怀特也说过，当“历史”进入叙述的时候，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文学叙述，实际上都是一种虚构——“这些事件是实在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发生了，而是因为，首先，它们被一记住了，其次，它们能够在一个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序列中找到一个位置。”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7页。史料的钩沉与拓展构成了文学史发展的基础，但历史观念的变化和演进则在历史叙述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研究者在行文中“建构”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他有意忽略和强调的“史实”，已经是他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史研究中隐含的“虚构”成分使文学史研究呈现为研究者“历史叙事”的不同形式。这种历史的“虚构性”也给本文写作提供了理论鼓励。当然，相对于九十年代的文学视野，八十年代昂扬的精神和政治——文学形势，作为遗骸的革命思维和现代历史的交叉史虽然以时间的形式结束了，但而今文学的边缘化及其对社会政治普遍的冷感却使很多人怀念继而重新审视那个时代。正如詹姆逊所言:“历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作为后介历史的观察者，在一种整合的历史观和细化的历史变动中，回避诗意化的历史描写也是本文作者在想象文学与历史的跨越中努力遵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