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现象关键词

  第一章  儿童观

第一节  儿童观的历史

第二节  教育型

第三节  童心说

第四节  儿童本位

  第二章  艺术探索

第一节  手法探索

第二节  形式探索

  第三章  畅销

第一节  童书出版

第二节  何为经典

第三节  新媒体冲击

  第四章  阅读

第一节  阅读的危机

第二节  阅读复兴的契机

第三节  深度阅读

第四节  引导下的阅读

结语

……

上编  现象关键词

第一章 儿童观

第一节 儿童观的历史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古代，儿童是被看作缩小的成人，所谓的“父为子纲”就是鲜明的体现。虽然中国古代有不少的儿童读物，比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等，但是这些面对儿童的读物目的不外是对儿童传输正统的儒家文化，儿童没有被视作独立的个体，更勿论解放儿童的天性，还儿童以天然的本真。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下，儿童从小就被各种礼仪规范所界定。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曾经非常沉重地描述过这样的状态：“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选自《鲁迅杂文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7页。所以，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对儿童的忽视让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处于禁语状态，这种现状一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有了较大改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有识之士纷纷向外寻求西学，以求找到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思想文化根源。而观念的改变，是寻求改变的第一步。所以，用西学来关照传统思想文化中保守落后的成分就成为当时的一种趋势。正如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在一系列新思想的冲击之下，有了“人”的发现，进而又有了“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不过，从清末到民初，对儿童的发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谈凤霞在《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现》一文中曾经有过很好的描述，她认为:“要分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的启蒙，乃是先后历经了两个阶段才最终完成：一是清末民初时期作为国家之基的‘民’之启蒙；二是‘五四’时期作为儿童独立意义上的‘人’之启蒙，即对儿童的认识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这与当时的人学思想的变革紧密相关。”谈凤霞：《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现》，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也就是说，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是要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开始确立的。

新文化运动之后，思想文化界迎来了一次真正的“儿童热”。教育界开始出现了很多有利于儿童及儿童教育的种种倡导:“世界之有社会。在乎人类。人类之成社会。始于儿童。世界无儿童。即无人类。无人类即无社会。无社会即无世界。吾所以反覆言之者。以儿童为世界至贵无上之物。”庄俞：《儿童体育论》，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二号)，1913年5月10日。同时，众多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儿童教育尤其是小学的教育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儿童之教育乃至重不可忽之事也。儿童初生。不知不觉。无一不俟教育。”庄俞：《儿童体育论》，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二号)，1913年5月10日。在倡导现代教育的同时，大家纷纷去研究西方的儿童教育理论，并且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

在文学领域，儿童成为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形象，我们暂且不论儿童文学中的那些儿童形象，单是成人文学中，就塑造了大量的经典儿童形象，同时作家们也在作品中探讨了很多有关儿童的话题。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为代表，他的《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白话小说，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鲁迅的其他经典小说或是杂文中也多次涉及儿童话题。比如《故乡》中的少年闰土如何在沉重的封建积习之下变成了沉闷老成的中年闰土；在《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等小说和散文中，也写了优美动人的童年故事；冰心早期问题小说的代表作《超人》，写了一个叫何彬的人，仇恨人生社会，是个超然于一切之上的所谓“超人”。但是在偶然的机缘之下，被儿童的纯洁善良所感化，被母爱所召唤，最终意识到世界上的人不是相互遗弃的，而是相互牵连的。冰心的一些非儿童文学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于儿童之美的看重，所以她也身体力行地去进行了大量儿童散文、童话等儿童文学作品的写作。同时，在成人文学之外，也开始出现了专门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和作品，中国的儿童文学也开始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开始走向有意识的自觉状态。

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在谈到中国儿童观的几次转变时认为，五四时期是第一次儿童观的转变，而这次转变，最重要的值得提及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鲁迅，一个则是周作人。

鲁迅在儿童观的发展历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的儿童观首先体现在对于旧式儿童观的猛烈抨击方面。《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狂人这个被害妄想症患者所想到的不是救救自己，而是救救孩子，因为孩子关乎民族未来社会的希望。在旧式的封建纲常伦理和教育观念培养之下的儿童们，也承传了旧式的封建思想的糟粕。一直到鲁迅去世前23天所写的《立此存照（七）》中，他又一次提出：真的要“救救孩子”。可见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他对旧式的儿童观念真的是深恶痛绝，对旧式儿童观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同情至极，关心孩子救救孩子成为他毕生的愿望；其次，鲁迅提出理解儿童、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立人”等观点。除了“破”，鲁迅还有“立”。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地提出对于孩子，首先要做到理解。在《看图识字》一文中，鲁迅认为：成人总是很容易“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要让孩子长大之后成为独立的人，小时候就要把他当人，当成独立的人来对待。所以鲁迅提出“立人”的口号，即“尊个性而张精神”。只有真正尊重儿童，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人，才能有助于他们健全人格的发展。而鲁迅自己，也是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这样的儿童理念，对待自己的孩子海婴平等关爱，让他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三，在教育理念方面，鲁迅重视家庭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同时还讲求科学的教育方法。他在《上海的儿童》中这样说：“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一，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鲁迅认为，父母应该是孩子的“指导者”、“协商者”，而不能去作孩子行为的“命令者”。他尤其反对传统的“静”的教育方式，提倡一种游戏的教育理念。认为应该让孩子在充满趣味的玩耍中愉快地受到教育。他甚至专门写作一篇名为《玩具》的文章，称赞那些为儿童制造适宜玩具的人们。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去搜集儿歌、翻译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科学小说，比如《月界旅行》、《海底旅行》、《爱罗先珂童话集》、《俄罗斯童话》等等。可以说，鲁迅对于现代儿童观的确定、对于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规范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五四时期，对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第二个需要提及的就是周作人。周作人的儿童观与鲁迅大致相同，同样呼吁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理解儿童。他的儿童观主要体现在：首先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承认儿童不但是独立的人，而且是与成人不同的人，所以不但要把儿童当人，更要把儿童当作儿童来看；其次，强调儿童教育要顺应儿童的特点和要求，认为儿童文学必须反映儿童特有的心理年龄特征。周作人在他的几十篇有关儿童的文章中表达了儿童本位的观点。他的《儿童的文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可以说，儿童文学这一概念都是从这篇文章中演变过来的。对于我国儿童文学的产生可以说发挥了最直接的引导促进作用。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认为儿童的生理心理与成人不同，所以儿童会把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讲话当成很自然的事，成人如果将这样的思维看作荒谬可笑，那就对儿童无益甚至会让他们受到伤害。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对于儿童文学的认识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本着为儿童的理念而提出专门面对儿童的文学创作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鲁迅相比，周作人有关儿童观以及儿童文学的各种文章更加具有理论性，更加系统化。他将各种有关儿童观的理论进行整合，与那些零碎的片断性、感性化的有关儿童的文章相比，他的一系列的文章及理论更加具有科学性。他的一生有大量的有关儿童、儿童文学的理论文章及文学作品，双管齐下，毫不偏废。除了《儿童的文学》之外，还有如《儿童研究导论》、《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歌之研究》、《玩具研究》等等，涉及儿童、儿童文学等诸多方面。此外还进行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以及儿童诗歌创作活动等。

因为鲁迅、周作人以及其他诸多作家如叶圣陶、冰心、张天翼等人的推动，为儿童的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并逐渐发扬光大。经过了五四一代文人作家们的努力，中国现代的儿童观才真正确立起来。这种现代的儿童观有别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儿童观，即把儿童当作儿童来看待，对儿童给予应有的尊重，倡导解放儿童的天性，对儿童的教育也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教育理念。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著名的教育家杜威来到了中国，他在中国进行了两年的演讲和巡回报告，可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的“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理念。随着儿童观念的现代性转变，中国的儿童文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并且也逐渐与世界的儿童文学接轨。

中国儿童观的第二次转变，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都是离不开特定时代的大背景的。这一点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甚至是整个中国的文学史上都是表现很突出的。从3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渐趋紧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战争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文学领域。此前一直所提倡的“为儿童”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逐渐开始让位于时代的革命功利主义。连曾经在五四时期备受推崇的安徒生童话，此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认为在当时那样的时代安徒生童话是不合时宜的，认为不应该让孩子们一味地沉迷神仙贵族的生活而忘记了现实生活的苦难，甚至认为应该把血淋淋的事实呈献给孩子们，应该把现实的政治与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当时在儿童文学的翻译领域，甚至出现了从翻译西方的儿童文学作品转而开始去翻译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说，从30年代开始，中国的儿童观开始向功利主义的政治性教育性转变。最突出的代表作品如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这样一种强调功利主义的教育性儿童观从3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十七年”之后，对儿童的观念并没有因为进入了新的时代而有一个新的提升，反而有了某种程度的退化。儿童观念和国家意志紧密结合在一起。儿童开始被有意识地塑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成人对儿童的认识不再是五四时的尊重儿童的儿童本位，而是完全从社会本位和国家本位出发。1958年，中国进入经济上的大跃进时期，思想文化界也开始进入一种激进状态。曾经被教育界所推崇的儿童中心主义，此时被认为是反动的，具有资产阶级情调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错误观点。所以十七年时期创作出来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不管是成人作品中的儿童，还是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都具有成人一样顽强的意志、崇高的革命情怀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这种畸形的儿童观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封建时代将儿童视为“小大人”的道路。儿童不再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而是和成人一起去认识社会的阶级矛盾以及政治路线斗争等等，儿童的情感、游戏、个性、成长等内容都被时代的疯狂所湮没。

儿童观的第三次转变要到1978年之后了。“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切开始慢慢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我们曾经在这条道路上偏离得太远太久了。尤其是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并且在1990年召开了规模最大的世界儿童首脑会议。在《儿童权利公约》的影响之下，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儿童观逐渐实现着自身的转型。与此同时，国内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也越来越多，他们一起为现代科学的儿童观作出各自的努力。此外，这个时期我国也译介了数量众多的外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比如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风靡世界的英国罗琳的《哈利·波特》等，他们对于儿童天性的解放、对于儿童的尊重和理解，都极大影响了现代的儿童观。与十七年时期具有更多时代共性的儿童形象比较，新时期以来的儿童具有更加多元的性格特征，个性更加张扬、更加自主。当代的儿童观也因为这种独立的个性而进入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教育理念、儿童文学理论等都有着很大的提升。

回头来看看我国“儿童观”所走过的路程，曲折而艰难，对儿童的认知和理解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中，有时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究其根本，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封建的文化积习沉重，同时社会动荡也对其产生了或轻或重的影响，儿童观一直在一种多重合力的作用下艰难地向前推进。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终究囿于小范围的知识分子圈子，所进行的文化和思想的革命也是不够彻底的，所以也造成了新的进步儿童观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牢固的根基。后来因为时局的动荡和政治运动，就很容易被现实的种种问题所覆盖，成为现实斗争的附庸。而今，当我们真正走向文化的自觉和多元，现代的科学的儿童观的到来终归是势所必然。虽然在当下的语境中，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等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或游戏的，或温情的，或教育的，或儿童本位的，等等，但终究是在走向一个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方向。而当下这些不同的儿童观其实也有助于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全方位地审视现代的儿童。

……